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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权力-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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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在一次卫生健康会议上，经济小组放低了他们的声音，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分明不喜欢正在讨论的这项计划。此计划说了算的只有三个重量级人物：第一夫人、总统和艾拉。就是这样排序。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只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劳拉·泰森就成本预算向第一夫人提出质疑，我们其他人都躲闪不言，以劳拉为保护衣。在此无须说出孰胜孰败。
是年秋天以及在１９９４年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总统强行提出卫生健康计划，这是他第一任期内的中心任务。起初，反响很好，克林顿的陈辞使人信服，人们觉得政府正在下大力迎接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一夫人在参众两院以该计划领导人身份陈述时，也引起不小的轰动。
但经进一步考察后发现该计划漏洞百出，遭到了来自保险业、小商业和国会山的保守的共和党的反对。这回鲁布·戈德堡遇到了对手。１３５４页充斥着对私营部门命令的语气（要么是你“应该”做这个，要么是你“不应该”做那个），都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自由党人认为接受加拿大单方付款模式力度不够大，持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力度已经很大，足以使它被扼杀于摇篮里。他们回忆起美国医药学会贬低杜鲁门的计划为“社会化的医疗”，克林顿夫妇的计划就是“政治操纵的卫生健康改革”，这个口号差不多已经成了公众常说的口头禅。哈里在一个由健康保险业赞助高收视率的电视广告中对路易丝说，“政府不应操纵我们的卫生健康计划，应把权力留给我们自己。”反对派很快促成了公众舆论，这足以使我们走向失败。
即便如此，如果白宫能够做出让步而且出台一项更严肃的由两党共同参与起草的草案，那么这一伟大的改革计划也有实施的可能。１９９４年初，参议院多数派领袖鲍勃·多尔很想达成协议，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民主党主席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也是如此。那些中间派，如共和党参议员罗德岛的约翰·查菲更是站出来大力支持。５月，多尔给莫伊尼汉塞了一张纸条，上写“是莫伊尼汉－多尔提案出台的时候了吗？”帕特·莫伊尼汉在其议会办公桌上仍保留着那张黄色纸条，提醒着他那曾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一切。
在白宫，群情激昂，根本没有妥协的可能。众院自由党主席向克林顿夫妇保证他们只需民主党投票就可使该计划草案在众议院通过。他们还说，不要去与共和党的人谈判，共和党人不可靠，他们终究都会背叛你的。第一夫人被日益高涨的批评声和一些共和党人两面派态度困扰，最终决定不妥协。时下“政治渐进主义”在白宫西翼已成为不洁之词，我们这些希望两党妥协的人成了“边缘”人物。有关工作人员经常组织召开卫生健康战略会议，通知我去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少。
如今白宫又来了一位新人，纽约的哈罗德·伊克斯，他是富兰林·罗斯福的一位著名顾问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对政府的高度信任感，甚至其父亲愿意与人争吵的坏脾气在他身上也表现得丝毫不差。克林顿夫妇对他的从政技能坚信不移。１９９４年１月，由于他的到来，原白宫人员的权力制衡倾向自由党一边。温和派人多势众，火力过猛。两党达成妥协的可能已离我们远去。
参议员莫伊尼汉手持多尔传出的纸条，示意白宫，为通过提案我们现在还要最后一搏。他认为如果我们能较多地放弃我们所坚持的主张，他就能与多尔及其他共和党参议员达成一项比较理想的协议，更有希望驳回金格里奇的长期反对意见。周日晚，我们聚集在地图室做最后的决定，把这一进程推向了高潮。
第二天一早，总统在国家广播公司的《今天》节目中接受了现场采访，他要在节目中宣布最后决定。现在他要么发出愿意的信号——这很有可能，要么继续分裂下去——这样所有的希望都会破灭。从罗斯福到里根的历届总统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的教训再清楚不过了：抓住既得利益，以后再谋其他。
我用不着把那个星期天晚上的谈话原原本本地重复给大家，与会人员的大部分观点是力劝总统绝不妥协。第一夫人表示赞成，我几乎没表态。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场，我已十分孤立，深知自己左右不了谈话，如果发言，只会使另一方强硬起来。我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身上，他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前主席，现在国会山仍十分有影响。如果早把卫生健康计划让本特森和沙拉拉负责，我们早就与国会达成协议了。劳埃德现在仍然想要妥协，他终于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可立即遭到了一位年轻议员的反驳。最后，很令人莫名其妙，总统大发雷霆，看来他已听够了，他的脸气得通红，暴跳如雷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统，我就要为实施最严峻的改革坚持斗争，选我当总统不是为了来妥协的。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共和党人，我不能后退！我们决不妥协！
看着表，我自己写下：“晚１０：２２，卫生健康计划无疾而终。”
卫生健康计划甚至未能赢得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进行投票。克林顿执政的最大一项提案就这样胎死在委员会中。自从越战以来，还没有如此巨大的公共政策遭遇崩溃。从那时起，丧失卫生健康保险的美国人的数量每年以百万计递增，现今已达４千４百万人之多。卫生健康费用不断上涨，医药保健急需改革。对于总统和第一夫人来说，虽然他们已冲向失败的深渊，但他们尝试成就伟大的事业的精神还在闪烁发光。
卫生健康改革失败的教训
《华盛顿邮报》两名资深记者海恩斯·约翰逊与大卫·布罗德在他们关于卫生健康改革的斗争一书《体制》中评述道：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即使是林登·约翰逊这样的立法神人想要确保卫生健康改革成功也有困难。现今，总统的信誉大大降低；白宫推行重大行动已经失去昔日的权威；国会内派别林立；新闻界更感兴趣的是丑闻，而不是问题的实质；利益集团已获得更多的权力。正如他们所言，这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使领导变得更难。
实施卫生健康改革尤其困难。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到尼克松与卡特，国会始终在不遗余力地阻止这项制度的改革。对于克林顿来说，这项斗争尤其艰巨，因为纽特·金格里奇与保守派党人把卫生健康改革当作控制国会的一个武器。为什么要与克林顿合作？为什么不选出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并采取自由市场规则？
在试图全面改革数额为１千亿美元的卫生健康产业过程中，克林顿政府将面临着公众政策上最严峻的挑战，他们的改革之路布满了昔日留下的陈尸烂骨，时间可上溯到６０年前。他们也希望在这个论战中树立声誉。仅此一点，其政治勇气就值得赞扬。
在约翰逊与布罗德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总统勇敢地承认：“是我的原因导致国会予以否决。”他认为卫生健康计划改革的失败提供政府不应予以干扰事件的研究案例。我们在白宫犯下的错误可能误导以后的总统，他们可能也会采取大胆与众不同的行动，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在此做近距离审视，我得出的结论如下：
对国家价值观念的错误判断。领导者必须理解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的她或他所生存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价值观为准则进行统治。在众多工业化民族中，美国人长久以来得到的社会福利是最少的。如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所说，我们是西方国家中的“局外人”，共和党是反中央集权统治的主要政党。猛烈反击政府的卫生健康改革计划与我们的核心信仰、个人奋斗精神与不干涉他人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卫生健康计划还同新保守主义相抵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林登·约翰逊能通过医疗保险提案是因为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深信政府能够完全或大部分行使职能。而到了１９９４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对政府有这样的信任度。克林顿提出卫生健康计划时情形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笼的失败在所难免。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应该明白出台的计划要与时代呼应，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谙熟此道。
对总统政治力量的错误判断。杰斐逊说过，“重大提案不能只建立在微弱多数支持的基础之上。”克林顿的基石太弱，导致不能通过本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立法改革。１９９２年大选中他只有４３％的支持率，加上缺少政治家的提携使他不可能有坚定的追随者。执政初期的失误又进一步削弱了他的领导力量。即便在１９９３年秋，他首次向国民发表讲演推出他的卫生健康改革提议时，也缺少成就巨大事业所需的支配地位。约翰逊与布罗德认为他的“重大失误”是没有认识到权威的限度。
白宫中有一种倾向性的看法，认为克林顿会“出卖”一切。他在讲坛上那令人生畏的权力表现能令他的反对者气得飞上天。艾位·马加津纳甚至认为克林顿会“使复杂的局面与我们联姻”。反对派能从克林顿那里夺取高地，这又一次证明：白宫必须先掌握事物的实质，才能尝试将其“出卖”。
对国会的错误判断。从早期决定把卫生健康改革纳入到１９９３年预算调节之内并力争在委员会听政例会上通过，（有的议员故意阻挠议案通过）克林顿本人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接近国会的方式。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为维护参议院的传统，提出停止审议该议案，此举在国会山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回首过去，众议院领袖们能抓住由民主党组成的多数派，这是很明显的。实业巨头的承诺化为乌有。议会的权威同总统在国家中的权威一样被削弱。我们需要共和党人的投票。我的看法与约翰逊与布罗德相反，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时就与共和党温和派合作，就会赢得他们的选票。但由于双方彼此都不信任，我们从未认真地去尝试过那条路。
对各利益集团的错误判断。劳联—产联和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给予提案比预想要多得多的支持，而美国健康保险联合会与国家联邦独立商业联合会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使卫生健康计划走向毁灭的并不是这项计划的本身，而是反对派的实地操作，对此连约翰逊与布罗德都大感惊讶。他们写到，各利益集团“已经变成了各自的秘密政党，他们未经选举，不承担任何责任，还雇佣了可以时常操纵总统及参议员事务的高手，这就是改革家们再三强调的所谓进展。”在与卫生健康业代表谈话后，我才茅塞顿开，如我们早些沟通，他们也许会与我们合作。可我们又一次错失良机。
错把议案通过活动当统治。从一开始，白宫强调的重点就不足以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的国会议员们，也不能通过公众压力战胜他们。共和党人也确实如此。另外一个“战争房间”的诞生给另一党派中对手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我们不是在谈判而是在无条件投降。纽特·金格里奇也持同样态度，他把卫生健康计划当作他征服众议院的最好工具，因此，他也决不妥协。但我们应该看到“战争房间”不能带来两党联手，只会破坏这种联合。
在追求完美中忽视了力所能及。我直至最后仍然坚信能够达成妥协。劳埃德·本特森还在参议院时，他开发过一项计划，此举可作为打通两党通道的谈判基础。如果这项计划的内容继续得到人们的关注，它的价值就会进一步提高。在第二任期竞选中，克林顿还会得到选民的进一步改革的授权，那时他仍然很强大，改革计划会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获得通过。
回顾过去，卫生健康改革与罗纳德·Ａ·海费茨在他的《领导艺术的难点》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适应性工作”完全一致。海费茨论证了领导者不应在一些公众问题上高屋建瓴去寻求解决途径，而应发动手下人在社会的理解与社会行为的变化中开展工作。如果林登·约翰逊在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中期简单地将民权议案送往国会，他也许不会成功。约翰逊首先把社会热情调动起来，当公众态度成熟且对他有利时，他使立法成功地得以通过。遵照这一路线，我们就会把卫生健康改革做得更好。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8）
岌岌可危的跷跷板
至今仍有一个疑团：我们在卫生健康改革中为什么犯了这么多错误？未来的白宫工作中如何避免此类错误？这两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总统、第一夫人、艾拉、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政府工作之中。我多么希望我能做得更出色，将卫生健康提议推到前台，虽然我影响甚微，但我也应尽全力。
从总体上看，白宫缺乏经验是失败的最致命原因。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以辛辣的口吻严正地指出，当总统们采取大的举措时，此时总统强而有力，但他的团队缺乏经验，就容易犯错误。即便是像克林顿这样有天资的总统也不要指望左右国会，强行通过如他的卫生健康计划一样重大又颇具争议的提议。除了缺乏经验以外，还有标榜自我一贯正确的盲目的理想主义。这是白宫的通病，这一痼疾同样折磨着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克林顿的派系中，普遍认为共和党人不顾大众，以至于人们倒向民主党所施的骗术。人们显然发现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诺伊施塔特提醒我们，傲慢比无知更危险。
在此我必须表达我的一个观点，这是此案例中导致我们犯错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将它写出并不是心存恶意。克林顿总统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智慧上都不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全然不像是在预算问题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斗争中的那个他。诚然他推动卫生健康改革已经尽力，并为它获得通过而战斗，但在计划筹谋、说明解释、最终结果等重大方面都没有表明自己独立的判断力。他虽然参与了全过程，但始终没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也从没有运用行政资源争取提案的成功。
事情还得回到他与夫人的伙伴关系的实质上，同时也要考虑他的过去如何影响到他们的伙伴关系。请她领导卫生健康计划的改革本来是个好主意，她聪颖，善言辞。但让她担当该计划策划的重任并使之在国会中通过，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历史上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难当此任，克林顿夫人也不例外。
策划这一项目的职责本应委命给负责卫生健康内阁领导官员唐娜·沙拉拉，就像预算项目的策划职责应由预算部主席承担一样。沙拉拉夫人曾成功连任两届大学校长，是一位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只要总统根据目标提出指令，她可以收集部门专家的意见，并与国会、内阁、学术界及院外团体一起开展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使白宫拧成一团。总统、第一夫人、艾拉可在旁督导。这样就可以制定出与总统预期目标尽可能接近的计划。总统可退出第一线，他的工作重心应放在负责它的通过上。第一夫人也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是体制运行的方式，它曾在社会政治中带来过突破性的变化。
总统无意中给第一夫人委派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在全国公众论坛上“收集事实资料”时，发言人会投其所好。在她发表个人意见时，又很少有人反驳。在国会中，多数参议员及众议员们都较为顺从，不愿如实相告。她宛如一个有许多奉迎者的大财主，永远摸不准谁在说真话。
就处事经验而言，克林顿夫人的能力从来没在华盛顿立法斗争中得到过证实，她也缺乏政治的敏感性。在她的处女航行中就负责几十年来最重大的社会改革，要提出详细的多达数千页的议案，并使其在矛盾重重的国会中通过，这些简直是她始料不及的。
有关评论说，“是她要求担当此任的。”也许真的如此，但是我们要求总统选择对国家的利益最优秀的人。我们先来回顾诺曼底登陆，这是军事史上最复杂的任务。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乔治·马歇尔想率军登陆，马歇尔是他最值得信任的挚友，但罗斯福并没有派他出战，而是让他留在华盛顿，因为国家更需要他，他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取代马歇尔统领全军。
总统任命第一夫人，因为他相信她的才华，这毋庸置疑。他这样做，也出于想推动妇女作为国家的领导人的进程，当然也受到欢迎。他欲与妻子共同承担这一切，这是无私的。但有没有人怀疑他想给她以抚慰？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过去，我怀疑他是否会把总统权限如此完整地托付给她。
我下面讲的是那年１２月发生的一件事，也许我的判断有误，但我认为该事件对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是致命的一击。《美国观察家》与《洛杉机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克林顿动用阿肯色州警察为其拉皮条。《旁观者》报道，一个叫“葆拉”的女人被带到州长面前，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他脱光衣服，让她与他口交。这类故事如此淫秽，我不会相信，于是加入到粉碎这些谣言的行列。当时没有人预料到《旁观者》的报道竟然成了葆拉·科尔宾·琼斯向克林顿提起诉讼的导火线。
在随后几天里，这些故事很明显已使夫人蒙受奇耻大辱，她的丈夫则深藏于家中，仿佛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金色猎犬被唤回家后，好几天都垂头丧气地趴在地毯上，蜷缩成一团，但恶相却丝毫不减，但在后来几周中，我感到他绝不想也不能在任何事上向她挑战，也许我的这种看法不对。新年来临时，我们与总统一起步入卫生健康改革斗争的最重要的几个月，他在卫生健康改革负责人面前蹑手蹑脚。从那以后，我记不得他在她面前公开地谈论过卫生健康改革的问题。
那年１月，克林顿夫人的小组成员希望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陈述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总统应举起自来水笔，呼吁否决任何有损于公众利益的提案，他们正等待着“那一时刻”能反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以为这支笔、这种威胁只会激怒共和党人，很可能会葬送两党最终达成协议。当民主党领导人在国情咨文发表前到达内阁室时，她说出了她的想法，总统却不表态。我最后一次试图阻止。当大家纷纷离开时，我征求发言人汤姆·弗利的意见。他说他宁愿这项计划不被通过。我敦促他向第一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去了，我问他第一夫人是否会重新考虑。她的回答是，不，我们要走下去。
这事就这样结束了。当总统演说时，他在共和党人面前挥舞他手中的笔，宛如公牛们冲过来时一个手拿红披巾的斗牛士。公牛们向前冲来。后来我意识到克夫人给了汤姆·弗利一个答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提醒总统对这一决策加以重视。
我听说总统与第一夫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过并不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决策方面的矛盾。他们的伙伴关系在平衡时个人关系进展顺利，但也可能失衡。事实上，他们两者的关系就像一个跷跷板，他下，她就上。反之亦然：她下，他就上。无论哪一种情况，在上的人都不能束缚住另一个，这样，这种互补性处于不平衡状态。她的一切理想都需要他的政治天才才能走向胜利，他释放的一切能量需要她的智慧去控制。
在卫生健康改革的斗争中，她总是高居跷跷板之上。她全权负责，他让她大胆地往前走。很明显，他不可能再对她指手画脚，也无法以对二者都更有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看法。当这项事业失败时，我不禁要问：如果他过去的阴影不再与妻子关系中作梗，他是否有能力使关系到两党的改革计划获得通过呢？
乘风而去
１９９４年暮春，我想是我默默离开白宫的时候了。
当我刚来到白宫时，总统及其团队的较早成员都热情地欢迎我的加入，他们是副总统、麦克、鲍勃·鲁宾、比尔·高尔斯顿、华伦·克里斯托弗、艾尔·弗罗姆。一些年轻人像马克·季恩与布鲁斯·里德也同样表示欢迎。我与乔尔·克莱恩和维奇·拉德成了朋友。但大多数年轻成员对我突然加盟他们之中感到不快，我无意指责他们。其实他们已尽全力要选一位民主党人，而当一个共和党人从后门溜进来时，他们怎么能不生气？为什么不选择一位民主党人？为什么把他们心中英雄乔治·斯蒂芬波洛斯整得日益潦倒的人请进来呢？问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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