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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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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放火烧掉。我的父亲永远沉睡在泥土里,无法雪冤。美罗吉令仔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大本营。
自从先父被残无人道的日本兵杀害后,家破人亡。我们小小年纪就失去爸爸,妈妈年纪轻轻就守寡,生活非常困苦,吃的是番薯和木薯,后来居住在外婆家,靠耕种和割胶来维持生活,那时母亲她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最可悲的是当父亲被日军捉去时,我母亲已经怀孕了,父亲遗留下一个遗腹子,他就是我的三弟,可怜地下的父亲也不知道他还遗留下一个遗腹子。最令人悲哀的是连父亲的尸体都不知在何处,无法雪冤!
母亲今年已73岁,年老多病,她老人家流过多少血和泪,她的心中有多少恨和仇,这笔惨痛的血债怎能弥补。这50年来,我母亲内心痛苦,流不尽的辛酸泪水,她永远不能忘掉这惨痛的记忆。希望日本政府当局还我们家属一个公道,赔偿我们的血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7)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Voon Swee Khiew
108. 蒙难者:
Voon Tee,男,35岁,农民
蒙难地点: 吡叻打巴警察局(Tapah; Perak)。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Voon Tee之子Voon Swee Khiew,54岁,农民,祖籍广东(Ben Seng Canton),身份证号400205085099,现住于2 BlockA; Rumah Awam3; Bidor; Perak,邮编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6th mile; Jalan Teluk Intan Bidor; Perak。
投诉内容: 我是遇害者Voon Tee的儿子,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本人杀害,我们为此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我们得知,我们亲爱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本兵抓去打巴警察局,我们的母亲当时还去狱中探望了他几次,他受到残酷折磨并最终被虐待致死。打巴警察局的警察向我们的母亲通知了父亲的死讯,他被埋在了不知名的地方。当听到父亲被害时,我们一家人是多么地痛苦啊。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拆时间: 1994年7月27日。
邱武鸿
109. 蒙难者:
邱文德,男,38岁,杂工
邱武隆,男,23岁,杂工
蒙难地点: 太平新板章吉×令至峭山途中。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邱文德之侄邱武鸿(Khoo Boo Hong),76岁,小店主,祖籍福建海澄,身份证号1014532,现住于新邦安××门牌15号(15,Simpang Ampat; Semanggol; Bagan Serai; Perak),邮编34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同上。
投诉内容: 我祖父邱天厚生有六男,我父亲邱文果排行老大,邱文德是我六叔,邱武隆是三叔文荣之子。日军南进时,人心惶惶,大小商店劫后纷纷关门停业。我叔文德与堂弟武隆及众朋友一二十人用自行车载米在半途贩卖。那天,不知哪一队日军经过,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将他们统统赶到山上去屠杀,这一二十人都被杀,至今未得伸冤。现在我的父辈都已作古,我六叔埋在太平福建公塚,堂弟尸体都未寻着,不知何终。我就我这两位亲人的被害向日本提出索赔。
另外我还存有香蕉票约1000元,本为上万元,但因长期无用,小儿玩耍,被烧或为老鼠咬碎,仅剩此数。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7日。
黄玉英
110. 蒙难者:
黄观有,男
黄茂龙,男
蒙难地点: 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黄观有之女黄玉英(Wong Yoke Yeng),63岁,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2095190,现住于TB25,kg Baru 35500,Bidor Perak,邮编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
投诉内容: 我当年同父亲黄观有、母亲吴火娇、哥哥黄茂龙以及妹妹黄月英住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日军来“肃清”时,因为我当时有病,正与母亲及妹妹离家在美罗医病,等到我母亲听到消息说日军在梁根水喉公司内“肃清”而赶到现场时,才知道我父亲以及哥哥都已不幸被枪毙了,被一起埋葬在乱葬岗。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时间: 1993年10月16日。
关毩仔
111. 蒙难者:
关亚毩,男,42岁,耕种
蒙难地点: 雪邦二十三行芭至十七行芭途中。
蒙难时间: 1942年10月间。
投诉人资料: 关亚毩之子关毩仔(Kwang Mee Kia),59岁,小园主,祖籍兴化甫田,身份证号3586900,现住于243,New village; Sepang; Selangor,Malaysia,邮编439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雪兰莪州双溪比力十七行芭。
投诉内容: 1942年10月间,我父亲关亚毩被日军捉去,那时我父亲42岁,我只有10岁。我们在日治时期是住在十七行芭,父亲是到二十三行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某日下午二时,我父亲从二十三行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截捕,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我父亲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我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迄今无音讯,很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当年日军不分黑白,乱杀无辜,日本政府应该负起一切责任,给予无辜受害者家属后裔合理赔偿。因为家父并不是与日军作战而死,而是被日本兵无辜杀死,日本政府应当给予赔偿才合理。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5)
吴亚邦
112. 蒙难者:
吴金义,男,贩猪商
蒙难地点: 雪邦吉枳。
蒙难时间: 1942年1月12日。
投诉人资料: 吴金义之子吴亚邦(Goh Ah Pang),62岁,的士司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1501140,现住于双溪比力新村二五七号,邮编43950。日本侵占时住址: 雪邦吉枳。现住址: 257,N/V,Sg。 Pelek Sepang;Selangor。
投诉内容: 日治时期,我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我父亲吴金义是贩卖猪只的商人。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英军战败撤退后,炸毁了附近的一道桥,以断绝交通。1942年1月某日,日本军追到雪邦仔过不了港,就将我父亲的三间店、两间住家屋拆去造桥。这五间屋的梠檬柱子很长,适合做桥柱,所以在一夜一日之间拆光了我们的家。我们无家可归,寄住在朋友的家里。后来,我的父亲悲伤过度,过了一年多就因为悲伤得重病而死。日军破坏我们的家园,日本政府要负起一切责任,给我吴亚邦合理赔偿,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否则就是土匪行为,强盗政策。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5)
曾辉
113. 蒙难者:
曾会留,男,20岁,养猪及耕种
蒙难地点: 雪兰莪州加影监牢及半山芭监牢。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曾会留之弟曾辉(Cheng Hool),63岁,退休,祖籍福州,身份证号341023015009,现住于No。120,Kampung; Baru; Sep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邮编439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丹那美拉,九号山芭场。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哥哥曾会留被日军捉去,那时他只有18岁。大约是1942年某月某日,他才新婚过了五个月,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分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在1943年,母亲去探望他,他被日军从监牢里放出与母亲相会,但不允许他与母亲说话。他出来时,母亲见到他十分伤心,因为哥哥看见地上有香蕉皮便立刻拾来吃,可见牢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凄惨与辛苦。当年有一位日籍园丘经理人有意协助担保他出来,只可惜抵达那边时,得知他已经病倒,送往医院了。1944年4月间,在吉隆坡文良港医院才获知他在1944年2月14日已去世了。我哥哥那时只有20岁就无辜惨死。当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残害了我的兄长,日本国家和政府应当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5)
覃亚林
114。 蒙难者:
覃瑞三,男,37岁,工人
覃介,男,工人覃福,男,工人
覃有,男,工人覃荣,男,工人
覃五,男,工人覃圣瑞,男,工人
谢南,男,工人扣友,男,工人
廖兄,男,工人
蒙难地点: 三巴央(吉南)卡章武莫,吉打州。
蒙难时间: 1942年5月9日。
投诉人资料: 亲属覃亚林(Tam Ah Lam),男,53岁,商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1611013;现住于1045 Bee Bee Park Simpang Kuala Alor Setar; Kedah,邮编05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72,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72,Kachang; Bubok kedah)。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8)
投诉内容: 1942年5月9日,残暴的日军在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 覃瑞三、覃介、覃福、覃有、覃荣、覃五、覃圣瑞、谢南、扣友、廖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0日。
董炳赞
115。 蒙难者:
董炳抄,男,20岁,学生
蒙难地点: 梹榔律格成*宝一监狱。
蒙难时间: 1943年3月26日晨(被捕),1945年5月11日(死亡)。
投诉人资料: 董炳抄之弟董炳赞(Tang Peng Chan),50岁,公务员,祖籍福建,身份证号3465432,现住于497D,Jalan Bunga Matahari; Tanjong Bunga Penang。邮编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梹城丹容督公门牌495。
投诉内容: 日本兵将我的哥哥抓走,并在狱中将他害死。他被捕时,是由宪兵及蒙面侦探四人当场以绳缚其手及头部,要他承认自己是抗日分子,及后又押进监狱用绳吊起,用刀刺身体各部及火烧、殴打,后因受不起酷刑,我哥哥被迫承认参加反法西斯联合会及抗日同盟会。其后,他就禁于狱中,过着劳苦之生活,终日挨饿,身体受病,后死于监狱医院。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哥哥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3日。
孙玉枝
116。 蒙难者:
孙瑶琼,男,老板
蒙难地点: 槟城州社尾区附近。
蒙难时间: 1941年12月19日。
投诉人资料: 孙瑶琼之女孙玉枝(Soon Gaik Kee),63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3464128,现住于92,Jalan Gajah;Penang,邮编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312 Tanjong Tokong 10470 Penang。
投诉内容: 日本空军的飞机轰炸,炸死了我的父亲,日本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立场上,给我们这个受害者家庭以公正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7日。
林亚娥
117。 蒙难者:
王亚婷,女,29岁,家庭主妇
亚秀,女,60岁
林亚娥,女,8岁
蒙难地点: 梹城姓林桥。
蒙难时间: 1941年。
投诉人资料: 王亚婷之女林亚娥(Lim Ah Ngoh),61岁,祖籍福建,身份证号2561863,现住于吡叻瓜拉古*惹兰班台门牌363号(No;363;Jalan; Pantai kuala Plurau; Perak; malaysia),邮编34350。日本侵占时住址: 梹城姓林桥祖屋。
投诉内容: 日本飞机空袭梹城时,炸弹炸中了我的母亲王金锭,她当场就死去了。我家祖屋被彻底炸毁,我的祖母被炸死在其中。我的左手肘被飞迸的弹片击伤,直到今天,这块伤疤还是历历在目,每次当我看到它时,我就会想起我在空袭中失去的母亲、祖母,想起我们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我要就此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6)
Khoo Kay Lock
118。 蒙难者:
Khoo Soo Guan,男,35岁,政府高级职员
蒙难地点: Penang; Malaya。
蒙难时间: 1943年8月。
投诉人资料: Khoo Soo Guan之子Khoo Kay Lock,55岁,马来西亚海军退役人员,身份证号5989651,现住于647Q,Lorong Gajah; Fettes; Park Penang Malaysia,邮编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tu Farringhi; Penang; Malaya。
投诉内容: 我的父亲Khoo Soo Guan是日本军人和宪兵在马来亚的Pulau Tikus; Penang进行的一次肃清行动中被抓走的,时间大约是在1942年的3月至5月之间。在这次行动中,一个蒙着脸的人指了指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后背上被用红笔写上字,并随即被带走。这是我父亲在Pulau Tikus Penang的朋友最后一次见到他,这位朋友在“肃清”行动进行时,和我父亲呆在一起。后来,大约是在1943年8月,我们家里人知道了父亲在Penang监狱的死讯,这就是我父亲在日本占领期间被害的主要事实。
就像二战中日本兵在瓜拉庇朥和其它地点残忍杀害或是折磨致死的其他人一样,我父亲是全然无辜的。在我父亲被宪兵抓走后,我们缺衣少食,就像被扔在了野地里。甚至到了战争结束后,这种痛苦和艰辛还伴随着我们,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受教育程度。我要求日本现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5日。
郭尚和
119。 蒙难者:
郭木生,男,34岁,商人
蒙难地点: 梹城缎罗申街巫廷谦药行处。
蒙难时间: 1941年12月8日。
投诉人资料: 郭木生之子郭尚和(Koay Seong Hoe),60岁,书记员,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3199851,现住于22,Perak Lane; Penang; Malaysia,邮编1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 22,Perak Lane;Penang。
投诉内容: 我父亲郭木生,当时在城中街(Beach Street)巫廷谦(台湾人)药行处被日本飞机炸死,被炸死时34岁,遗孀陈凤英至今还活着,可以作证。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12日。卢亚德
120。 蒙难者:
卢栾×,男,37岁,种菜
郭妹,女,35岁,种菜
卢栾之子,男,10岁
卢栾之子,男,6岁
卢栾之子,男,2岁
卢栾之女,女,9岁
卢栾之女,女,7岁
卢栾之女,女,4岁
蒙难地点: Ulu Bruas Perak。
蒙难时间: 1943年6月26日。
投诉人资料: 卢栾×之侄卢亚德(Lu Ah Tik),60岁,身份证号A3548750,现住于11,Jalan 15137; Taman Bukit Maluri Kepung Kuala Lumpur,邮编5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Ulu,Bruas; Perak。
投诉内容: 我叔父卢栾×,当年37岁,与妻子郭妹,当年35岁,及六名子女(三男三女),年龄由10岁至2岁,一家八口居住在吡叻木威鸟路街后的菜园屋,靠种菜和种烟为生。
1943年6月26日上午9点左右,一队为数约十多人的日本兵荷枪实弹,在一名差人的带领下来到我叔父家。日军将三家一共16人带到叔父的房屋内,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把他们全部枪杀。我叔父家八口人全部被杀,另外八位邻居也同时被害。惨案发生时,我与父亲都听到枪声和惨叫声,父母亲带我逃入森林中去避难。还好日军没来我家,我和父母等日军走后才从森林出来。心狠的日军杀了人还把尸体叠成一堆,然后放火烧屋,16具尸体被烧得焦黑,惨不忍睹。我要为叔父一家伸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惨案负起责任,给予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7日。
柯世文
121。 蒙难者:
柯雨水,男,40岁,商人
蒙难地点: 有利银行。
蒙难时间: 1943年10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柯雨水之子柯世文(Kua Say Boon),64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1551678,现住于1134,洪明贵花园,(高/葛?)多峇汝吉兰丹(1134,Ang Beng Kooi Garden; Kotabharu;kelantan),邮编15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No。21 Main Street;Kuala Krai; Kelantan。
投诉内容: 大约1943年10月15日,日本人来到瓜拉吉赖埠组织宪兵,总部设在(葛/高?)多峇汝(Kotabharu)的有利银行,宪兵头头是minami。当天下午5点钟,一队日本宪兵在minami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家中,宪兵抓走了我的父亲,大约有两卡车的人,其中大多数是瓜拉吉赖的居民,被抓到宪兵总部有利银行去,且一去不回返。那时我13岁,1943年10月17日,我去Kota Bharu寻找父亲,得知他就关在宪兵总部的房子里,他再也没能回到家中,相信他已经被日军杀害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9)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13日。
谢仰平
122。 蒙难者:
谢仰平,男,33岁,教育
蒙难地点: 诗巫警察署。
蒙难时间: 1943年5月16日—1943年6月27日。
投诉人资料: 谢仰平(Sia Ngiong Ping)本身,男,83岁,教育,祖籍福建闽清,身份证号K146369,现住于No。9A;Brooke Drive15,Sibu;Sara Wak; Malaysia,邮编96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亚砂罗越诗巫不杰立麻。
投诉内容: 我名叫谢仰平,福建福州人,于公元1938年2月8日(“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年)携妻南渡到砂罗越的诗巫与父母及三位小弟团聚(彼等于1929年来诗巫)。夫妻俩任教于益智小学。1942年春日军占领诗巫。日治期间曾设“日文养成所”,通令所有英殖民地期间之教师必须入训。唯有我弃教从耕,1943年,经营茶室于新珠安。讵料是年5月16日早上,日警署副署长率警冲进店内,倾箱倒箧,搜检我房中所有书籍文件,发现旧时我由大陆带出来之各机关文件及亲友来往之书信,全部被搜查带走。说我“反日”居心,即行拘押,当日下午日警即施苛打。五时许,即令警员把我紧绑于警署内之水泥柱上,不准饮食,不许睡眠,不时还令警员鞭打,或以掌掴,如此三日夜后,我已不省人事,署长才令解绳松绑。内子在外设法营救,但是在暴政之下,呼救无门,呼天不应,呼地无声,内子因忧伤过度,遂致精神错乱,历时年余。当时我已育有三个儿子,年仅三岁、四岁和五岁,皆托亲人抚养。
我被囚警署内,日警时加盘问,我不作答时,或摇头否认“反日”时,副署长即施掌掴,无法无天。如此40昼夜,于6月25日获释。是时我身负重创,精神沮丧,不能操作。内子神经不正常,尚未康复,家庭生活日夕难度。直至1945年,大战结束,1946年,重任教职,家庭生活稍纾困厄。
今者日政府中人已知反省过去“军国主义”之黩武罪行,对于战时遭难者应负赔偿之责任。因此,我要求日政府对我当时肉体上所受之折磨、精神上所受之打击以及家庭生活所受之困厄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0日。
吴瑞华
123。 蒙难者:
张傑儒,男,38岁,教员
蒙难地点: 砂朥越诗巫木杰立麻。
蒙难时间: 1945年6月9日。
投诉人资料: 张傑儒之妻吴瑞华(Ngu Swee Hua),67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证号K322033,现住于115,Jalan SS19/1F; Subang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邮编47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砂朥越(Binatang; Sarawak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5年6月9日,日军杀害了我的丈夫张傑儒,并在他还未断气前就将他活埋。我丈夫是在Binatang被日本人抓走的,后来被关在诗巫(Sibu)的Sacred Heart school。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并最终和另一些马来西亚的平民一起被日军枪杀,日本人在他中弹未死之前就把他活埋了。
就这样,我在18岁时就成了寡妇。因为日军杀害了我丈夫,我和我的女儿无法过上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丈夫,我不得不辛苦工作以养活自己和新出生的女儿。自从丈夫被害后,谋生的压力和失去丈夫的巨大悲哀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健康,抑郁和失眠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
我生活中的所有悲哀和痛苦都是日本人杀害我的丈夫导致的,基于这一事实,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其士兵在战争中的行为负责,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蒙受的悲哀和痛苦作出赔偿。尽管任何东西都已不能让逝者复生,日本政府还是应该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30日。
骆玉英
124。 蒙难者:
骆树,男,45岁,农民
叶满,女骆玉兰,女骆玉梯,女
骆玉娇,女骆天送,男骆天生,男
钟妹,女
蒙难地点: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骆树之女骆玉英(Loow Yoke Yin),66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身份证号1297885,现住于No。9;Rasak Road Seremban,邮编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残暴的日本兵在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杀害了我家八口人。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是: 我的父亲骆树,母亲叶满,姐姐骆玉兰,妹妹骆玉梯、骆玉娇,弟弟骆天送、骆天生及继母钟妹。我上述亲人完全是无辜的,没人性的日本兵杀害他们是毫无理由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丁怡利
125。 蒙难者:
丁海珊,男,36岁,水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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