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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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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
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⑶⑷）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ｍáｎｇ＠①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独，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独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讥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叫“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毫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碍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高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己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吗？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廖沫沙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第一兴趣”才放肆地暴露出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ｋù＠②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退兵时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一、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二、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三、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四年五月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还在我头脑中占居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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