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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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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付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那个时候跟着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来很好的成绩嘛,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主席的指示,我们要看干部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吗?那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而且呢很多我们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毛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地向我们讲,说我们应该相信 95 %以上的群众,相信 95 %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特别讲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这个中农啊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一批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地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结果失掉多数,使得自己完全孤立起来。那么要实现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里面有一段就专门讲了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第四期专门写了一篇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是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正确对待干部的一篇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我们只知道我们走的那一天,是当天送给主席了,他看了。有很多重要的修改。譬如,说象这样的话,红旗第三期,现在大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就这一句话,后面那几个字是主席加的。原来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允许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主席又加上:“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面又加上“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这样就体现了主席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如果他不坚持错误,或者他不是屡教不改的这句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所以强调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又坚持错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这样呢,刚才我们念语录里也讲的不是不可救药的人,都要治病救人。那主席加这么几个字,政策界限就很清楚了,那就宽得多了,现在同志们我是已经在别的会议上说过,好多同志最近比较忙,特别夺权以后据说夺权以前学毛主席著作还好说是有时间,夺权以后现在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看报,这个危险啊,象这样两篇社论和中央最近发的很多文件,都要逐字逐句考虑的啊,那里面常常是两个字的改变,在政策上就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总在发展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就可能犯错误。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主席)直接研究了一个单位,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现在有好多不讲阶级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市一级的市人委的机关什么造反委员会,我们在北京就看到国务院转给我们的材料,下了一个通令用电报发给国务院要取消一切“长”,这个单位你们要提出建议向中央要取消一切“长”,也未尝不可,但是他是给国务院用电报发了个通令,而且这里头有许多话是完全错误的,说什么说历来的就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那么将来还是处长管科长,不能叫那个科长管处长,除非他们把关系改变过来,把现在的科员改成处长现在的处长改名字叫科长,那又有什么意思,本来就是叫书记,在国民党时代是最微小的官职,到了我们这里变成了最大的当权派了,这个都是名字问题嘛,而且说什么,一切带“长”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那么我们的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根本没有阶级性。同样的一个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叫国防部长,林彪同志叫做国防部长,属于两个阶级的,怎么能够这样子来呢?搞这一套呢?如果不讲阶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搞三结合,一讲阶级呢,那么就能把我们的队伍重新来看罗,把每一个人都重新来考察。主席说:“付科长都不要的人,这些人啊,搞不了几天的。”他说得,毫不含糊,那种“一脚踢开”,最后一定也要把自己踢开。“一棍子打倒”的这种风气万万不可长。我们同志们,主席过去一再劝,说要读一读鲁迅写的《阿 Q 正传》,里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看一看,我们不要不准别人革命,不要学那个里面的赵太爷,要允许别人革命。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就是不但是要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合作,还要和那种意见对自己不但不一致,而且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人,他又反对过你,而又证明他是错误的这种人合作。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毛主席是这样的模范。大家也来看一看吧,现在事情都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上街了,其实这些事呀,很多事情党中央过去没有公开就是了,那么你比如象这个朱德,总司令,这个是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嘛,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决议”,那个里面好多条就是讲朱德的,那里面就是纠正错误倾向,谁代表错误倾向呢?就是朱德代表!但是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走,总希望能够多团结一些人嘛,对这一点也希望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向主席学习,我们现在就应该根据主席这样的思想,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一个具体地分析,究竟那一些人是什么情况,作阶级分析,同时呢,我们要对他们创造出条件,给那些领导干部有机会来检查错误。
在上海有这一点,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始终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应该给他们机会。当然一般干部不要搞人人检讨,人人过关,不要搞这个。就有些人他如果不作一个检讨呢,他没有办法出来亮相,还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给他机会,让他亮相,让他出来表示态度,欢迎他们出来发表造反声明,也欢迎他们互相之间去串连,也可以找一些知心人交换意见。假使他们要造反,要革命,想回到毛主席路线这方面来,我们给他机会。但是给了机会,有的人也不干,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创造这个条件。或者我们不要等到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搞三结合,也不要搞得那样十全十美,还非要搞那样好的干部,那可能是不多。我们只能够根据不同的人,来区别对待,有的人是要打倒的,有的人可以请他参加领导的,有的是要他可以作工作的,有的人参加一般的领导,有的可以参加核心,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这些在三结合这个问题上,同志们还有意创造些是可以的,要有首创精神,但是目的是要搞三结合。但是有的同志害怕,怕有的人投机假造反,怕我们认错了人,怎么办,同志们不要紧的,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革命造反派是应该什么都不怕的,怎么能够忽然怕起来了呢,他投机吗,投机他将来总会暴露的嘛,如果人家一直也没有暴露,你怎么能说人家投机呢?如果弄错了,认错了将来我们再改嘛,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啊,这个也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结果,这样同志们我们将来就不准犯错误了,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也会犯错误的,还是会经常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同志,也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咱们就改,拉倒,坚决改(笑声)没别的,有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坚持不改,又屡教不改的,只要不作这种人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其余的你就不怕了嘛!你无非不要坚持不改,不要屡教不改,所以我们今天认错了几个人,不要紧。那么都这样怕,那我们将来自己犯了错误,那怎么办啊?现在我们也不能用了,那没人作事情了。所以可以请各单位考虑一下,排排队,最好先选择几个标兵,某一个人站在那一个位置,当然有了这个标兵就好办喽。
当然刚才讲的都是给革命造反派说的了,我希望我们大家要向那些干部那里去做工作,我们希望他们要坚决站过来,光是我们做工作他们不站过来也不行啊!他们现在也有很多顾虑,说“晚喽,”早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不站过来是不对的,那么你现在还不站过来那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等到什么时候,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归队的。党中央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地改,党还是欢迎的嘛。而且犯过错误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可能因为犯了一次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免疫力,那么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或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现在双方就我知道感情上有些过不来,有的同志也说,斗了一场,斗了怎么还去给他做工作?我们说,谁斗的还是谁去做工作好,因为我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都是执行毛主席路线,而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当首先把感情转过来,我们不能够对革命造反派记仇。什么秋后算帐啊,打击报复那是不允许的,自己挨了些斗嘛,如果真正接受了教训,那就应该更快地觉悟,回到党的路线上面来,毛主席的路线上面来。那么斗了一下,可能有的是过分了,应该这样的,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啊?你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一些做得过分的地方,那也只能够谅解。任何一个革命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的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我们这个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付出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那个反复,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现在代价不大,那么自己挨了斗这也算有代价,我看有的斗的完全对,有的斗的有一点过分,那么也不过就那么一“点”嘛。那么算有点代价吧,就算你对革命的贡献好喽!(笑声)
老实说,如果没有革命的小将们那么英勇、那么敢想、敢说、那么英勇的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够抹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领导,象有些事我们就觉得出来呀?那么我们上海的面貌象今天这样子的改过来,不可能的,谁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现在的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过一些人,你们想想大局吧!想一想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使得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想一想这一些,自己即便有点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了,这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搞三结合,我们也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积极去做工作,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也希望所有干部,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的那部分人,如果他们还愿意革命,还愿意跟着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也希望这些犯了错误,甚至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在这紧要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着毛主席走,还愿意不愿意改过错误,是坚定不改、屡教不改呢?还是准备改,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能够再拖延了。我们也请他们考虑,这样子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会更好地进行,这是三结合问题。(口号)
下面我想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也讲一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改名字。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大家都说巴黎公社,我们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 1871 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 96 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伯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国务院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公社,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利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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