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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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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①⑤，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①⑥，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①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彭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⑸⑹）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⑧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象《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注：
①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②《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③《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官）》。
④《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⑤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⑥《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⑦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
⑧吴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Ⅵ页。
⑨《二十二史ｚｈá＠①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页）。
⑩《被论自陈不职疏》，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下引海瑞言论均据此书，不另注明。
①①《明律集解》，卷五。
①②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一五五页。
①③如一四五○年（景泰元年），黄萧养领导的盛大农民起义队伍包围了广州城，断绝了城内外交通。攻势凌厉，地主阶级的军队“战辄败”。这时封建皇朝见武装镇压失败，就派了当时有名的“清官”杨信民去，杨一到，立刻用软的一手“多方招抚”，做了许多欺骗、分化、软化工作，农民起义军被“清官”迷惑，“不敢伤”，放松了武装斗争。接着董兴调集两广江西的大批地主军队来到，对农民和农民军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起义失败，黄萧养也中箭牺牲。事见《明史》中《杨信民列传》及《董兴列传》。
①④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第一五二页。
①⑤《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出版。此剧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一年演出时，《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曾发表评论文章加以赞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及《文汇报》分别发表《（海瑞上本）中的海瑞形象》及《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二文。一九六一年春节重新上演时，《解放日报》在二月十一日又发表《杂谈京剧（海瑞上疏）》一文。
①⑥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九页及第三十五页。
①⑦《明史？徐阶列传》。
①⑧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搭右加刂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16 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姚文元 1966。05。11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一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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