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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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的四年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
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1970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
这年3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4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4月1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人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人都很惊讶，周恩来总理问的几乎都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等。
他对首次发射卫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担忧：“卫星可不可靠啊？”
专家们肯定地回答：“可靠！”
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卫星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才能决定发射。”
随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
4月20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
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这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
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他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的人：
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l、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他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在4月12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愿望：
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

寻求团结（1）

寻求团结，再访苏联，对苏联新领导失望后永别莫斯科
1964年10月，曾经不可一世、刚刚过完70寿辰不久的苏联党政第一号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这天正好是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同一天公诸于众，它们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上的左派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凌晨）得知的。
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忙得不亦乐乎。为赶在塔斯社公布这项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伍修权是这样回忆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就交代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他。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此之前，我们同这位大使打交道，总免不了发生争执以至争吵，这次却因为他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欢迎。他走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杨尚昆同志，再由他转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里的同志们宣布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兴。同时，这条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赫鲁晓夫突然下台，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紧急而重大的难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处理中苏关系？
四个月前，在赫鲁晓夫70寿辰的时候，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曾联合致电祝贺。贺电说：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而这下，真的发生重大事变了，奇特的是，这事变的主角恰恰是赫鲁晓夫。
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此时聚焦中共中央领导层。周恩来以他那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敏感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
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
周恩来所说的这两种态度，决定了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关系上的两大工作。
10月16日，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这天，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毛泽东还交代外交部，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随后，这份有中共中央四位主要领导人署名的贺电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天夜里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贺电发出去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对这种考虑，周恩来向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透了底：今年不是十月革命的大庆日，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

寻求团结（2）

决定做出以后，10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先试探苏联方面的态度。会后，立即由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一见面，周恩来主动而又感慨地说：“今天是10月28日，两个礼拜来的变化很多，……我们对变化不甚了了，所以想在两党两国之间进行一些接触。”
契尔沃年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接触”。作为驻华大使，他对接触一事求之不得，接触总比对抗好。
周恩来诚恳地说：“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提议。第一个提议：十月革命节快到了，我们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祝贺，顺便同你们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就在契尔沃年科惊喜之时，周恩来的话题更进一步：“如果这样对你们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提议是：我们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们都欢迎。”
在这样的时期，中共中央如此重视并非整日子的十月革命节，做出如此重大的提议，并为苏联领导人作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契尔沃年科原先并没有预料到。这位驻华大使甚为感谢，并说将立即把周恩来的重要想法转告莫斯科。他顺便问了一句：中国将派谁去，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代表团？因为他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级别将决定：苏联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接待规模。周恩来对此留有余地，只告诉他：现在还未最后确定。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契尔沃年科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共中央的提议传回苏联。
在中共中央方面，派谁去最合适呢？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周恩来是最佳人选。
10月29日，周恩来再次约见契尔沃年科，告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一级的。”同时提出建议：苏方能否利用十月革命节，邀请除苏联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派代表去，以便进行接触。他坦率地告知：我们要把这个建议告诉兄弟国家，希望他们同意我们这样做。
最后，周恩来又一次风趣地试探说：“你们欢迎，我就去。”
为“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五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向其党中央和政府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他对这五国的外交官说：“苏联的情况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周恩来对五国外交官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应该做些推动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做的积极的事，我们应该支持。第二，我们推动他们向好的方向变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
他进一步建议：最好是派总理级的人率团前往。
30日，周恩来又接见了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六国驻华大使，请他们转达同样的建议。并说明：“这次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虽然不是逢五逢十，但它是一个重要时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前去庆贺，也可以彼此接触，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上述国家的响应。中共中央的建议，也迅速传到了莫斯科。
10月的最后一天，苏共中央有了回音。10月31日，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周恩来，转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意见，并把苏联方面的庆祝安排告诉了周恩来。在谈话中，契尔沃年科代表苏共中央也代表他自己说：“感谢中国这样重视十月革命节”。周恩来表示：“这是个国际节日。这首先是你们的节日，但不仅仅是你们的节日。十月革命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谈到十月革命时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周恩来的这席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谦逊无私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

寻求团结（3）

行程定下来后，周恩来便着手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除了国内的正常工作外，围绕着“上天”和“下台”两个焦点事件所要做的事情，周恩来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
10月31日与契尔沃年科谈过话后，当晚，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接见并宴请前来采访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听斯诺谈完他这次来中国的采访计划后，周恩来坦诚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
周恩来提醒斯诺：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去了。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我可以对你讲我能讲的，把那些我认为应当对你讲的告诉你。周恩来曾多次说过，对朋友他是不会吝惜时间的。所以他与斯诺约定：“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可是我得声明，是要在夜间12点以后。”
斯诺此次来华，原拟写一部有关长征的历史著作。他的这一打算已经有30多年了，但一直未能实现。赶巧的是，他到中国来时，又碰上了震惊世界的两件大事，作为一个资深记者和作家，斯诺决定：再次推迟写长征，首先报道这两件大事。
周恩来为斯诺的采访作了周到的安排：“你要是想了解国际活动方面的情况，可以找唐明照，经济问题找勇龙桂，外交和新闻方面的问题找龚澎，文化方面的问题找陈忠经。剩下的问题我来谈，一个是谈政治问题，一个是谈技术问题，原子弹也可以说是个技术问题。”对此安排，斯诺非常感激，在中国，他就像回到家似的。当夜，周恩来把12幅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第一手照片交给斯诺，告诉斯诺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表。
斯诺回到住处后仍欣喜若狂，他对陪同的人表示：“我真做梦也没想到周恩来总理答应把特号消息告诉我，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我真想不通他怎么有时间看我的计划，我真有些难为情，真没想到周总理能在这么忙的时候挤出时间来见我。看来，这件事唯独对我一个人说了，这样也好，我的思想事先也有个准备。”在回忆一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时，斯诺还说：“像周总理这样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尽的精力，有刚强的意志。”
11月1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49次全体会议，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他在讲到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态度时说：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他还说：目前国际形势大好，我们国内的工作更要做好。下去工作的人要蹲好点，总结好经验；留在家里的人一定要抓好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
1日中午，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及其夫人。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又一次见到也来参加欢迎仪式的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传递了苏方安排方面的一个变化了的信息：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苏方经过重新考虑，改为不安排外宾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尽管周恩来对此安排有些遗憾之意，但他还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说：“事情的变化已有了一个开端，总应该希望会一步一步地好起来。”契尔沃年科也诚恳地说：“祝周恩来同志莫斯科之行顺利成功。我们真诚地希望，您的访问将成为中苏关系中的转折阶段。”
的确，中共中央和中国党政代表团是抱着“希望会一步一步地好起来”的良好愿望来对待这次重大行动的。当天，周恩来还仔细地审阅修改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接触时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等有关文件。
从11月1日至4日，在出发前的这段紧张而短暂的日子里，周恩来接见或陪同外宾的活动就达18次之多。
11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时，以一种良好的愿望谈道：“我们对苏联新政府的看法是：赫鲁晓夫被苏联党和政府撤职是一件好事。这种撤职不能不影响到苏联的政策，因此，这是苏联国内、国际关系变化的开始。”在谈到中英贸易时，他请大臣回国后告诉首相：中英贸易要克服障碍。我们很愿意进口设备、器材、仪器，但限额、禁运使贸易受到限制；我们愿意相应地供应你们需要的商品。贾埃说，他已经向中方负责外贸工作的叶季壮等人谈过希望消除障碍，减少限制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贾埃直率地谈了这样的看法：“我看你比我更了解英国事务。”

寻求团结（4）

11月4日，周恩来和罗瑞卿专程前往上海，欢迎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上海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上海之行，是他出访之前最后未办完的一件大事。他在上海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张，除当日与苏加诺会谈外，他还在晚间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苏加诺总统。
1964年11月5日，北京已是深秋时节，天有了很大的凉意。这天清晨，当周恩来从上海飞回北京时，西郊机场的寒风扑面而来。他知道，北边的莫斯科此时已是大雪纷飞了。从机场出来，周恩来急匆匆赶回中南海，因为离他出发前往苏联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根本来不及休息，收拾一下行装，安排好工作，便再次来到机场，和贺龙登上了北去的飞机，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
代表团成员除了团长周恩来和副团长贺龙外，还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余湛以及其他随员共五六十人，这样强大阵容的代表团，显然不是去进行礼节性的访问，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和任务。随行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
我们代表团赴苏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苏共新领导的态度，希望他们能改弦更张。同时还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赫鲁晓夫当权时曾通过一个决定，预定于1964年底召开一次实际上是围攻中国党的国际会议；苏共新领导上台后，将这次会议改期到1965年3月召开。我们是反对召开这个会议的。现在赫鲁晓夫已经下了台，我们希望将他过去决定的这次会议取消。
为壮其行，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到机场为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送行。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在飞行途中，周恩来与范文同一路会谈，在估计到达苏联后的情况时，有喜有忧。周恩来说道：关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从公开报纸看来，《真理报》同《红星报》的调子有些不同。《真理报》11月1日的社论还是坚持原来的路线不变，《红星报》则提到反帝、支持古巴等。从到新西伯利亚时苏方的接待和派顾大寿来接我们的情况看，苏方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到莫斯科时，有可能柯西金来接，这是最好的估计，也可能派一个部长会议副主席来接。总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飞机上，周恩来还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讲话稿拿出来给范文同看，他仍抱着希望但又不无担心地说：“我们准备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不知道苏方是否让我们讲。”这份讲话稿，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认为这次革命“是国际性质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由资本主义旧世界进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而“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周恩来在讲话稿中还着重强调了“大敌当前，我们两党两国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之意。
下午6时15分，当周恩来和范文同率领的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早已迎候在机场上。柯西金来接，应了周恩来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估计。”
到达苏联的第二天，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上的题词是：“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这一活动，是中方有意安排的。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维护在马列主义旗帜下的团结。
11月6日，上午11时10分，周恩来和贺龙等人前往苏共中央大楼，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希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问题。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托词婉拒，因为他并不在意周恩来在讲话稿中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首次与勃列日涅夫接触，周恩来感到了一阵不祥之兆。这次谈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从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出来，周恩来于12时25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拜会柯西金，谈了20分钟。由于他们俩人在党和政府中的相似的地位，所以他们既谈经济又谈政治。在谈到领导问题时，柯西金说：“有集体领导就可以正确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他还引用了苏联的一句谚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聪明。”周恩来接过话说：“一个人总没有三头六臂，群策群力总是好的。”他俩都深知：一个政党如果缺乏集体领导，必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在谈话中，周恩来还强调了政治领导与经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