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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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第二个凌晨，周恩来又召集全国铁路系统20余个单位在京的代表谈话，严肃地指出：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影响国计民生。
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和开导，无论是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本人，还是全国铁路系统的广大干部，都深受鼓舞。他们预想，只要有总理支持，铁路的混乱状态应该能够得到改变。
没想到，在全国的混乱逐渐加剧的情况下，铁路的混乱也越发不可收拾。在铁路系统，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们，气焰越发嚣张。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其中用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乱中求治（3）

此后，一场周恩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泛滥。
一场空前的社会混乱降临中国。
周恩来所要面对的，不仅是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还要面对极为混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局势。他最清楚，要制止混乱，必须尽量争取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周恩来所要解决的，是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周恩来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
在全国的所谓“夺权斗争”中，铁路部门的夺权更甚。
上海“一月革命”以后，全国的铁路交通系统的夺权紧随其后，各地铁路网络频频告急，几近瘫痪。铁路部门从上到下，大批领导干部在“夺权”狂风中被揪斗关押，工交部门的几位部长被造反派揪走。铁路系统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职工四处串联，停产闹革命去了……更加奇怪的是，周恩来要过问铁路的事，却找不到铁道部部长吕正操。
在停产闹革命的派性斗争中，许多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先后有上海、蚌埠、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的铁路交通发生中断事故。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国民经济运行受到巨大的冲击。
1967年初，周恩来多次召集铁路有关系统的代表谈话。他严肃地告诫：
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
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
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他还多次在中南海里接见铁路系统的造反派，对他们胡乱夺权的行为和派性斗争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
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夺权，要在脑子里夺权，夺“私”字权。
正在周恩来极力劝说人们不要出来胡闹，要赶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搞生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经如同一匹脱了缰的不驯之马，它激起了人们躁动的心态，众多的人热衷于打派仗，早已无心生产了。
1967年3月18日，周恩来接到一份报告，它反映位于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内部派性问题严重，其中说：在这个局内派别众多，有200多个派性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甚至有人强调要打破条条框框，砸烂规章制度。由于派性斗争，该上班的不上班，该拧闸的不拧闸，有几次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的碰撞……
这对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发生“地震”，国家经济如此震荡下去，非垮不可。必须采取军事管制的紧急措施处理。
周恩来立即将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问题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意见。
当天，周恩来还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商量了如何对国防工业、工交财贸等部门和一些重要的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问题。
鉴于国家的无序状况，再这样乱下去，别说是“天下大治”，恐怕政治上“大治”都很难保证，因此，毛泽东赞同实施军事管制的意见，他在周恩来送来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乱中求治（4）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让余秋里、谷牧草拟对铁路、交通、邮电三个重要部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
3月21日，余秋里和谷牧便把实行军管的决定稿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
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是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业务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部门的生产和业务工作。
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不要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要一概复职，一概结合。
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很清楚，成立一个与“文化革命委员会”并行的“业务领导小组”，无疑是要削弱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再加上“不要一概排斥、打倒”干部这类的条条，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与文化革命的宗旨相违背的。因此在这份决定稿拿到中央碰头会上讨论时，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刁难，他们左右挑剔，觉得横竖都不顺眼。他们的理由是，这份文件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的话也很阴险，他别有用心地说：“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在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阻碍下，对铁路、交通、邮电实行军管的措施迟迟不能落实下去。而国民经济一天天烂下去，周恩来心急如焚。
与此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把周恩来视作夺权的障碍。他们心里清楚，不能直接打倒周恩来，得采取周边战术，先截断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他们放出风去，将周恩来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得力助手李富春、李先念等人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3月21日晚，当周恩来带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人到中南海会议室，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造反派代表宣读毛泽东有关实行军管的批示时，有代表质问周恩来：“有人说，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李富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周恩来气愤地批驳说：“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要实事求是，不要相信传闻。”
周恩来还向造反派们表达了对重要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心，他说：
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放出话去，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攻击周恩来的妖风。与毛泽东关系比较接近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社会上出现的这一情况。
对周恩来，毛泽东还是非常了解的。有些人闹革命可以，但要建国、治国，周恩来的才能是无人能比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已经倒了，再把周恩来打倒，恐怕没有人能够替代总理的位置。一旦国家摊子烂下去，将很难收拾。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还是要力保的。
5月29日，毛泽东在王、唐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这才得以继续在“文革”的逆流中发挥砥柱中流的作用。
斗争的机会和斗争的艺术，对周恩来来说太重要了。
机会又一次到来。
1967年5月31日上午，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的一份紧急报告，其中反映：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
这还了得，哪还像个国家，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了，简直无法无天。

乱中求治（5）

“必须发挥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作用，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主意已定。并根据报告所附济南军区68军要求对有关铁路枢纽实行军管的意见，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68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
实施军管，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中午，周恩来赶到毛泽东处。他在向毛泽东讲述军管的必要性时，语言极其凝重：主席，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
毛泽东思索片刻，痛下决心：同意。
告别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
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
会后，他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达，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施了军事管制。
周恩来在国家经济命脉上紧挂着的心，总算轻松了一点。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总算有了一些好的结果。
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拿毛泽东来压他们并先斩后报的做法，怀恨在心，他们也在寻找机会，伺机报复。
铁路，仍将是斗争和争夺的焦点之一。
到1967年7、8、9月间，在“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
为控制局势，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但他果断决策：要维护军管的威信，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要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下来。
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周恩来深知自己发挥作用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群体。他的力量，不仅来源于广大有良知的群众，而且来源于对党和国家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主流与逆流的抗争中，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阶段。在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他们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行径给予愤怒的斥责。
1967年2月中旬，大较量、大搏斗的第一个回合，达到了高潮。
2月11日下午3时，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
像往日一样，周恩来坐中间，一边坐着4位军委副主席、3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很显然，已经形成两军对阵的形势。
会议刚刚开始，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愤怒中，他们甚至拍案而起。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以他特有的广东普通话，气愤地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乱中求治（6）

此言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面部表情很不自然，他们开始唧唧喳喳。
坐在中间的周恩来对叶帅非常了解，从大革命时期他们就开始并肩战斗，叶帅总是在关键时刻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紧随叶剑英之后，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也坐不住了，他一想起类似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那样的人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徐帅边拍桌子边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过话去又质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面对红极一时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不干好事的陈伯达，叶帅幽默地嘲弄他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序幕。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已经被老帅们直言戳穿。
然而，激烈的斗争才是刚刚开始。
几天以后的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心中早就有气。因为在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周恩来总理早就下令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然而上海的陈丕显却迟迟来不了。
谭震林质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张春桥铁青着脸，打着官腔应付说：“群众不答应呵！”
一听张春桥打着群众的旗号敷衍，谭震林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严肃地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的眼镜后面藏着阴险：“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一股怒火在谭震林胸中燃烧着，他愤怒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进入会议室入座以后，谭震林话仍未尽，继续就陈丕显等人来京的问题质问张春桥等人：“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还是打着“群众”的招牌故意推脱。谭震林心里非常清楚，张春桥等人是在群众运动中玩“运动”群众的把戏，目的是假借“群众”之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
谭震林不客气地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越说越愤怒：“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座位上，有意保持沉默。他知道，老干部们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让他们发出来，压一压中央文革一个时期以来的嚣张气焰。
谭震林继续把心中的怒火往外倒：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注：指1966年12月初，国务院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一事），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乱中求治（7）

……
说到这，负责公检法的副总理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听了这话，谭震林更生气：“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完，谭震林站起身来，拿上衣服就往外走，边走边说：
“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一直没有说话的周恩来这时大声叫住谭震林：“震林同志，回来，不要走！”
周恩来清楚，像谭震林这样直言顶撞江青一伙，这还是第一次。谭震林在气头上所说的话，会招来麻烦。
这时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听从了周恩来和陈毅的劝告，他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谭震林回到座位坐下后，陈毅接着从历史上党内的整人运动开始讲起：“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非常清楚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毛主席的两面派阴谋，他有所指地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都发了言，他们针锋相对，有拍桌子的，有大声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的……
当李先念说到“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注：该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并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时，周恩来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社论就是康生和陈伯达授意写的，但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针对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一事，言犹未尽的谭震林还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站在林彪、江青一伙立场上的谢富治会上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痛斥为：“你不要和稀泥！”这时谢富治又插话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的话，道出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声。
……
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它反映了一大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除了在关键时刻站在老一辈革命家一边说了几句话以外，几乎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是由他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伙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全党、全国都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所干的坏事，许多是背着毛泽东的，但有些却是得到毛泽东的许可的；再加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决定了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在这场斗争中，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谋。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采取了巧妙的斗争策略。会上，他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边，对他们奋起抗争的做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去批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却表露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的不满。同时，他适时地提醒那些火气旺盛但容易“过火”的老帅们要注意斗争艺术。会上周恩来说的一句话，对参加会议的谷牧来说记忆深刻，几十年后他还回忆：“总理反复地讲一句话，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呀，但是不要发牢骚嘛。”

乱中求治（8）

“大闹怀仁堂”之后，周恩来进入极其艰难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