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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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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8）
“大闹怀仁堂”之后，周恩来进入极其艰难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
以往中央碰头会开完后，周恩来都要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会议的情况，而这次则不同，周恩来很难向毛泽东反映会议的内容，他采取了避而不去的办法。对此事，谷牧曾经这样回忆：
我们那个碰头会，每次开完会，总理都必须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当天晚上就去，这一次周总理没去，三天没去。当时“四人帮”他们一伙儿，江青、张春桥，他们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你们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一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
见周恩来不去讲，江青、康生等人便“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当天夜里，他们策划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以“集体”的方式对怀仁堂的讲话进行了许多歪曲、篡改和断章取义。然后，他们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又以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春桥在汇报时就肆意歪曲陈毅的讲话：“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听说有人反对延安整风运动，顿时就恼怒起来：“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其实谁都清楚，陈毅要反对的，只是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做“特务”批斗的做法。因陈毅在中央碰头会上戳到了康生的痛处，所以他要报复，挑起毛泽东的愤怒。
张春桥在汇报时还告了周恩来一状：“总理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诬告以后，真的动了肝火。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16日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此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大闹怀仁堂”后，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心态，“大闹怀仁堂”的主角之一谭震林看出来了。事后，“忍无可忍”的谭震林在继续抨击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此后，江青等人放出话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老保’，他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在这种情况下，为策略起见，周恩来一方面在中央作检讨，一方面说服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先作检讨，接受批评；要顾全大局。
周恩来之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在，就能与他们作斗争，就会找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党政军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不可一世，阴风煽得更大，鬼火点得更旺。
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手下，有三员“干将”闹腾得最凶，他们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仗着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和江青等人的撑腰，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他们代替江青等人做了不少坏事。
乱中求治（9）
让我们来看看武汉的“七二○事件”。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一是看看武汉的情况，一是想在长江游泳。可这时的武汉，局势极为混乱。群众组织主要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武汉的局面被他们所主宰，当地的驻军也卷入其中。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显然成了问题。为此周恩来亲自前往武汉进行安排。
谢富治、王力等人也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从重庆来到了武汉。他俩一到武汉，便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采取支持一派压另一派的做法，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派，压制“百万雄师”派，把“百万雄师”派定为“保守组织”，引起了该组织的强烈不满。
7月20日，“百万雄师”红卫兵坐着十几辆卡车，冲进谢富治、王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讲话中明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群众冲进楼房后，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
王力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并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当做黑后台。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武汉的局势由此更加混乱，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武汉三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乘数百辆卡车，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局势已经失控。
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为此，中央决定已经回京的周恩来再次赶到武汉，把毛泽东接出来。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飞抵武汉。他一方面迅速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另一方面找武汉军区做工作，苦心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不要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两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周恩来于7月22日带着谢富治和王力回到了北京。
没有想到，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王力回京后便成了所谓的“英雄”。“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被认定为“主谋”。林彪和中央文革趁机进行阴谋诬陷，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并把矛头对准老帅们及军队的高层领导，企图搞乱军队。
而王力、关锋、戚本禹则成了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急先锋”。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8月7日，就在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陈毅的当天，王力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煽动夺权。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
随后，这帮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国家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玩火者必自焚！周恩来坚信这一点。在对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极为愤恨的同时，周恩来感觉到，挫一挫中央文革锐气的时机已经成熟。
8月23日凌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以后，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火烧外国驻华机构和夺外交部大权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当场掷地有声地表示了几条意见：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乱中求治（10）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周恩来还强调：
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七二○”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造反派有恃无恐，根子还在中央文革，导火线还在王力的“八七讲话”。必须打掉王力等人。
周恩来让身边工作人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收集起来。
8月25日凌晨一点，周恩来在办公室单独召见了陪同毛泽东南巡刚由上海回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讲了王力“八七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情况和各省情况。
周恩来向杨成武讲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他当场嘱咐杨成武：立即回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看。当天，杨成武飞抵上海见毛泽东。
看了周恩来让杨成武带来的材料并听了汇报后，在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上谨慎的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两天，然后在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稿上愤然批示：“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叫来还在等回信的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得到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兴冲冲的杨成武当即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复命。他告诉正在焦急等待中的周恩来说：毛泽东指示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周恩来此时非常冷静，他早已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果断地说：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先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不久，又逮捕了戚本禹。
尽管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人在王、关、戚被抓后矛头一转，谎称王、关、戚是“刘少奇、邓小平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但他们心里清楚，在这场较量中，周恩来等人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较量，并没有完结，而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人而异地保护民主人士
看惯了中国政坛风云的人们都知道，对中国政治而言，影响力最大的舆论工具，是那张名为《人民日报》的报纸。这张报纸的“社论”，往往是代表中央的。
1966年6月1日，正当家长们陪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起，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耀眼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篇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所指的“牛鬼蛇神”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一切”包括些什么人。
但中央文革的人知道。这篇社论，是由刚刚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安排起草并经他修改和审定的。
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扫除的，不仅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那些与资产阶级有关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旧世界”及其代表人物。
这一点，“文革”刚开始时周恩来并没有意识到。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天，周恩来的注意力还在黄河的防汛问题上。他出席由谭震林召集的黄河防汛会议，研究黄河下游防汛期间如何保护石油基地等问题。
还是6月1日这天，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广播新闻之前，周恩来突然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泽东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马上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惊愕的周恩来措手不及。第二天，《人民日报》为这张大字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人们又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名词：“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黑帮”、“黑组织”……
在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煽动下，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帮”、“破四旧”的风浪，迅速席卷全国。冲在风浪前端替阴谋家们打前站的，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和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他们的野性一旦被人撩拨起来，便难以收住，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被他们置于脑后。
在他们横行无忌的乱揪、乱斗、乱抄、乱抓中，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难以幸免地被卷入灾难里。
8月，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代表中共中央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央统战部，被中央文革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央统战部长徐冰也由此受到批斗，党在一个时期以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统战工作全部被否定。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统一战线内部的朋友们——那些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难逃厄运。
在迅猛发展起来的红卫兵运动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陆续被抄家、被揪斗。
当一些幼稚、无知的红卫兵踏进当时还算“富有”的被抄对象家中时，出现了一些趁机打家劫舍的现象，极端的恐怖和不祥之兆，开始笼罩在他们头上。
1966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这群无知的红卫兵哪里知道章士钊先生的背景……
章士钊，字行严，人称“章行老”，毛泽东尊称他为“行老”。他是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乡。1907年，章士钊入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及逻辑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4年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后留北京，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2）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怀中早年在长沙是至交，经杨怀中介绍，章士钊早在1919年就结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件事尤其让章士钊引以为骄傲。1920年，毛泽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和筹划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等事，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于是毛泽东求助于身居上海，在社会各界很有影响的章士钊。章士钊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经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终于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这笔钱，不仅供给一批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而且用它在湖南从事创建党等革命活动。章士钊对革命的帮助，毛泽东深为感激并铭记在心。
43年后的1963年，毛泽东决定借“还债”名义补助章士钊，他表示要分十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章士钊。十年以后还要“还利息”。后来毛泽东还亲口对章士钊的女儿说过：“行老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
年幼的红卫兵哪里知道这些呢！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8月30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处理：严厉地批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并命令他们立即送回从章士钊家抄走的东西。
随后，周恩来交代有关人员，强调对章士钊要采取三条保护措施：一、督促他们尽快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当天，周恩来还让秘书给章士钊家里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处理情况。
第二天，两位便衣警卫便来到章士钊家值班，外人被禁止擅自闯入。
毛泽东也很惦记此事，9月1日，他又亲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面对民主人士受到的冲击和党的统战工作受到的严重破坏，周恩来想得很多。长此下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政策将受到致命的破坏，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将荡然无存。
周恩来还想到，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还有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一战线的朋友，必须对他们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30日这天，在处理完章士钊的事后，周恩来提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2）部长、副部长（3）政副（注：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4）国副（注：国务院副总理）（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两高（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宗仁）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3）
事不宜迟，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着，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周恩来的批示先传到了中央统战部的干部处，该处负责人又立即转给了还在岗位上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铺开。这张网，虽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而且也屡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但是，在“文革”的混乱局势下，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终究起到了“大树阴深荫弱苗”的作用。
在周恩来亲拟的保护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庆龄。
宋庆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她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病逝以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事业，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旗帜，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与逆民主革命潮流而行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曾被誉为“国母”。
在筹备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专程派邓颖超到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届人大时，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副主席。对新中国的建设，宋庆龄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称她为“国之瑰宝”……
不幸的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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