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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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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唐德宗
唐德宗在位26年，64岁时病死。即使总为“尊者讳”的封建史家，言及这位“九叶天子”时都掩饰不住愤懑不平之气：“（德宗）志大而才小，心猵而意忌。不能推诚御物，尊贤使能，自以为果敢聪明，足以成天下之务”。（范祖禹）“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新唐书》）“德宗……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御历三九，适逢天幸……”（《旧唐书》）所有一切“盖棺”之论，基本同持一个观点：此人能为君二十几多年而不亡国丧身，恰恰因为有一大批忠臣良将鼎力挟持以及“天幸”罢了。如此一个皇帝越到后来越糊涂，越老越不是东西，简直都可以令他当一个“坏皇帝”的样板了。
尤其是经过奉天之乱以后，唐德宗被吓得肝胆俱裂，刚继位时的英果锐气一丝皆无，动不动就与臣下、诸子“涕泣相对”，而其四大弊政，也深深地为日后唐朝灭亡埋下最直接的引线——一是姑息藩镇，二是委任宦官，三是聚敛财货，四是亲昵小人。
先举几个他亲昵小人的例子。由于唐德宗本性猜忌刻薄，因而“小人易入”。大奸臣卢杞首先获得德宗赏识，此人深知德宗性格，多次借机离间德宗与群臣的关系。奉天之难后，虽然忠臣陆挚多被信用，仍然因直谏而使德宗内心不快。卢杞被贬外任后，德宗仍思念不已，并对李沁讲：“卢杞忠清强介，别人总说他奸邪，朕怎么总不觉得。”李泌倒是一语道破：“卢杞对陛下您言听计从。别人都说他奸邪，而陛下您惟独不觉他奸邪，这止是卢杞奸邪的关键所在呵。”同时，德宗又以能言善辩为取人的标准，谁能奉承他就把谁当忠心之人，以惬己之意为“忠臣”标准，小有违忤则耿耿于怀。非常奇怪的是，德宗一辈子都和无赖小人一见如故——卢杞、裴延龄、李齐运、王绍、韦执谊等人，常常相坐秘语，语笑款狎而不知倦，使“小人常得志”。由此推之，唐德宗本人其意就是个“小人头子”，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身上“小人”磁场那么强，难怪大批小人皆磁附其左右。
至于财迷心窍、急于聚敛方面，唐德宗简直像得了失心疯一般。他先是下令搜刮富翁钱财。官员得令后，残暴如盗贼，检括登记长安富贾大户，压榨夺取，动不动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不少富商一下子因官府催逼交不出钱而上吊而死，然后，又立“僦质钱”名目，凡有蓄积财物者，都要把四分之一上交朝廷，以至于天下嚣然，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赶至京师在路上拦住卢杞的马哭诉。接着，唐廷又对人民的住房收税，号为“间架税”，并出钱奖励人们互相告发，对那些不按实际房屋数目交税的人又罚又打。“愁怨之声，闻于远近”。奸贼卢杞被贬后，另一个贼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为暴敛、乱加杂税深为德宗所信用，令民间生计更苦。泾原兵士在长安叛乱时，对民众大呼的口号就是：“大家别害怕，我们不夺‘僦质税’，不收‘间架钱’”！到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可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是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干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象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师，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师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份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交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暴，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
历史中国 文 / 梅毅
——大一统方向标下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国家繁荣强盛的梦想成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似乎总是那样来去匆匆。在看似如风而逝的虚幻理想褪色的过程中，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不知不觉中巍然屹立，在亚洲的大地上这么真实地存在着，渐渐成为任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的、文化的中央国家。
当然，纵观六千年中国文明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让学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一统国家基本上是消极组织。首先，它们合在文明崩溃之后，而不是在文明崩溃之前兴起的，然后才带给这种文明一种政治上的统一。”（阿诺德·汤因比）此种论点，忽视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差异性。虽然大一统国家往往是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建立，但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停止过，中华文明的链条从未断绝。野蛮如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可以对汉人十户一把菜刀地加以物质限制，可以“十儒九丐”地进行文化心理压迫。即使在如此的高压之下，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传统从未失落过，“温良恭俭让”的做人原则从未抛弃过。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野蛮可以暂时战胜文明，但仅仅是政治形式层面的意义而已。最终，当战火的硝烟沉寂之后，入侵者不是被同化，就是更加不遗余力地继承和发展这种薪火相传的文明，因为这种文明是在旧基础上新的大一统国家强有力的道德保障和上层建筑的统治根本。
如海纳百川，中华文明不断地包容和接受各个民族的精粹，总能把东方大国神秘的微笑保留到最后。对此奇特现象，西方学者只能悻悻言道：“占领被一个崩溃中的大一统国家所遗弃的版图的蛮族入侵者是没有前途的英雄”（迈克因特尔）其实，这种言论只是看到了事物变化的表面，完全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同化力。
于中国社会而言，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是至高无上的不朽理念，由此，秦汉和盛唐的赫赫伟业才会不受时光的侵蚀而日益在中国人的心中永驻不去。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曾经、现在、将来都会在全世界尊敬的目光之中骄傲地存在。一个国家的边界总会因世易时移有所变化，但中华民族的心理疆界永远骄傲地刻限于容光四射的年代，过去的历史永远也不会成为化石的残骸！
在全球化、市场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今天，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以“冷静的智者”面目出现，他们会时时发出“告诫”：“民族国家是一种虚幻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狭隘的、过激的幽灵”、“民族主义是激起邻国不安的非稳定因素”等等——所有这些以“忧虑”面貌出现的焦灼、不安，不是出于对中国发展历史的虚妄无知，就是出于某种居心叵测的揣测和臆造。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在六千年来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生的伟大族群。在几十个漫长的世纪里，我们不断地克服恐怖、征服、杀害与残暴，汰陈除旧，消融野蛮与暴戾，淀积忠信与平和的伟大民族人格，在千万里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一次又一次让铁与火最终归于沉寂，力促诚信与宽容，并以君临万方的大气向世界表明我们是怎样一位伟大而平和的善邻。
今天，在和平崛起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审慎的、宽和的心态对待外界的声音。在勇于接纳各种善意批评的同时，也应该时刻保持强者的意识，目光应穿向更加遥远的远方。对觊觎者和居心叵测者来说，即便整个中国只拥有一只铁制的长矛，他们依然会叫嚣中国仍旧是非常危险的国家，会把那根长矛渲染、夸大为无比威胁的标志！只有孱弱者才总会仰视别人的脸色和揣测别人的意愿。雄狮的道德毕竟是群羊无法企及、群狼不能容忍的道德！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光荣的、博大的、具有宽广内涵的民族主义传统，正是这条东方巨龙千年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核。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创始者孔夫子，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不过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中力图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老庄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更是乱世播迁中明哲保身的实用主义理想。秦皇汉武“海内为郡县”，唐宗宋祖的“法令为一统”，元帝清皇的“四夷皆驭内”，体现了后代中国政治家们雄浑的气魄和对传统价值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以王朝更迭为形式的“大一统”根本不是一家一姓的平位移置，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更是在不断的外界冲击中日趋走向强大和完善，僵化总是被巨力所击破，不稳定性最终使中华价值观修炼得总比前一个世代更加稳定和牢固。当然，总会有卓异于常人的大英雄对“大一统”表示过不满和愤懑，抨击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谭嗣同）。恰似“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矫枉过正，中华文化在关键时刻总是“不破不立”。但喘定之后，反思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之所以这样深入民心，“天下定于一”的理想之所以为中国数代伟大政治家奉为至高无上之准则，正是因为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国家在纷乱历史进程中所必须的抉择，正是国家主体向心力、凝聚力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
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毫无例外，在每次巅峰过后都会进行自我封闭，其中既有自豪的陶醉，也有坐拥大好河山后患得患失的内心惶恐。秦汉帝国如此，唐宋帝国如此，明清帝国依旧走不出这一历史循环的怪圈，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积贫积弱和丧权辱国更是使父子家天下的帝制在中国永远打上了休止符。本书所集数章内容，不是以学者身份对中央王朝历朝历代坐“宏大叙事”般的解构，也无心从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学科层面挖抠王朝解体的性质和长期停滞的深刻原因，只是想突发奇想地做一个行动的历史旅行者，随心所欲地把目光集中在某个历史的光荣或者黑暗阶段，讲述中华历史中富含深刻意味的历史个人和历史事件，试图以崭新、异类的眼光和历史的、情感的思维推断大一统国家历史长河中曾经鲜活的血肉人生，亦庄亦谐，力避枯涩，追溯中华大家庭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化解为干戈为刀剑的血雨腥风，探视长眠历史中仍旧顽强跳动的、永不停歇的沉沉脉搏。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弗德·麦金德（HalfordMachinder）在其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曾讲过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请读者应暂时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这是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老牌帝国主义的学者竟肯“屈尊俯就”地把他们一直自以为是“文明中心”的欧洲和欧洲历史“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这或许会使我们不少愤青暗中窃喜——其实，麦金德的叙述是有“前因后果”和有所特指的，主要是指十三世纪有“上帝之鞭”威名的蒙古铁骑所掀起的黑色风暴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但是，无论如何，可以从西方学者的此种“虚透消息”中得知：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文明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各个主要阶段，都是高级灿烂文明的核心国家。草原民族多次的铁骑入侵和大一统国家内部的短暂分裂不仅没有使中华文明成为“暴力秋风”下的落叶，反而是使这条东方巨龙体内灌注了勃勃的生机和新鲜血液，恰如凤凰涅磐，每一次“蹉跌”都会成为这个伟大民族重焕荣光的巨大契机。中华民族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布，在东方，我们是永远的美丽新世界！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是真正崭新的、世界意义上的大一统。在东方智慧的极顶，龙的种族种族必将俯瞰芸芸众生，一览众山小！所有的终极价值皆闪耀着我们祖先的光荣镜像！六千年岁月的火焰，大熔炉中血脉相融，精华凝聚，无限而神奇的未来新世界，都将是我们的强盛、伟大民族的新天地。我们将在未来的容光中不断地证明我们是那么坚毅、高贵、忍韧和勇武，并会坦然向新一代讲述我们曾经的蛰伏和沉睡，告诉他们那样一种绝妙的感觉：在绝壑之颠，只有面临坠落的危险，才能更强烈感受逆境而上和飘然而升的欢乐洪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是不可阻遏的，尽可让畏缩的“智者”把这样的豪言壮语嘲笑为不切实际的梦呓吧。魂游太空，眺望中华大地，已有太多褐色的深沉。六千年来，我们拥有无比成熟的农耕文化，迸发过鲜活旺盛的草原文化，惟独海洋的湛蓝在我们“黄土文明”中所遗存的记忆太少。在不久的将来，台湾势必重归母亲的怀抱，东海、南海、渤海、黄海的无垠蓝色将使中华大地六千年的黄土凭添绚丽的新彩色。中国，将把眼光从青藏高原、蒙古草原、和黄土高原等等传统的中华大地上再往远眺望，钓鱼岛、澎湖列岛、南沙群岛等等如钻石般散落于蔚蓝海洋中的岛屿都将成为中华巨人大步奔向更辽阔新世界的踏脚石和补给站，海洋的纯蓝将涤荡我们六千年文化中的淀沉积垢，成为滋润我们新活文化的营养剂，而我们传统的大陆国家也必将籍此焕发出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活力！
潘岳河阳一县花 文 / 梅毅
——“八王之乱”杀戮年代才子士人命运的“黑色幽默”
阳朔山水天下绝。行走在这个奇山秀峰平地拔起、恍若人间仙境的小城，总能在小食馆的招牌广告或旅行社的宣传指南上看见这样一首诗：“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怎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诗作者沈彬，只是唐朝一个九流诗人（可能连九流都算不上），但就凭这一首浅白易记的诗歌，也可博千秋万古名了。尤其是最后两句，完全可以作为阳朔顶极广告词，按当今的市场价，一字十万金都打不住，琅琅上口，情景交融。人活一辈子，能留下十个字，千百年来让人耳熟能详，也不枉世上“潇洒走一回”了。
言归正传。本文当然不是给阳朔做旅游广告写什么当地的人文典故，更不是再拿阳朔跟陶渊明作县令的彭泽垂柳或其理想中的“世外桃源”相比。我意中所注，恰恰是沈彬诗中大家往往最不甚明了的“潘岳河阳一县花”中的潘岳。言及潘岳，虽然时光流逝近两千年，还是能让人想起“魏晋风度”、“五味玄言”、“俊逸风流”、“玉腕麈尾”、以及，“八王之乱”。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河南荥阳中牟人。千百年来，男人值得一夸的最高褒赞就是“才过宋玉，貌赛潘安”——潘安就是潘岳。宋玉楚人，其辞赋水平远逊他的老师屈原，除其长赋《登徒子好色赋》的题名给人稍许印象外，后世人也难记其才能高浅。反而是这位美男子潘岳，文采卓然，在当时就有“潘文如江”、“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之誉，加之其爱妻情切，是中国“悼亡诗”做的最最情深意切的人（另一位是唐代的元稹）。不仅如此，潘岳玉树临风，潇洒风流，无论环肥燕瘦的时代审美观如何变化，他一直是中国理想美男子的标准。“掷果盈车”、“傅粉檀郎”等等成语典故皆出于这样自小就貌美如花的倜傥男儿。在男女关系上，潘岳又情深脉脉，与结发妻子杨氏伉俪和谐，始终如一，“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李商隐）。
对于潘岳的“檀郎”玉貌，唐朝就有无名氏《菩萨蛮》曲：“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庭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须道花枝好。一面发娇嗔，碎娞花打人。”大词人南唐后主李煜的《一斛珠》更是以檀郎衬佳人，他写道：“罗袖衰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金瓶梅》中也有这样的描写：“寂静兰房罩枕凉，佳人才子意何长。情浓乐极犹余兴，珠重檀郎莫相忘。”甚至康熙年间的西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身为活佛，也难避情网，有诗道曰：“浮生一刹逝如电，画楼辜负美女缘。未知来生相见否，陌上适却再少年。……姹紫嫣红一时凋，舞衣不称旧舞腰。争教蜂蝶两相断，袖底羞见檀郎招？”——檀郎檀郎，一歌三咏，击节叹赏，成为郎才女貌（其实是郎貌又郎才）的爱情符号，千百年来，一直不衰。
潘岳所处的魏晋年代，似乎听上去那么令人向往——竹林七贤、刘伶醉酒，阮籍傲歌、嵇康抚琴，王衍清淡，名士风流，人物俊爽。但真正掀开那一页厚重的史书，更多的是刀与火的杀伐，是泪与血的呻吟。西晋司马氏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俘孙皓三分归一统，刚刚结束了自董卓之乱长达91年的分裂不久，白痴皇帝晋惠帝袭位，很快就导致了“八王之乱”，中原板荡，重堕分裂，兵来马往，杀戮循环，生民涂炭——“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一枝早秀聪慧才——潘岳令人羡慕而又多灾多难的青年时代
潘岳官宦子弟出身，其祖父潘瑾为安平太守，其父潘芘为琅琊内史。由此，他早年的成长教育环境肯定是非常典型的儒家正统，“潘岳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神童”，同乡同府的成年人都认为这个清俊少年肯定是“请缨系南越”的少年英雄终军或“神思终飞扬”的贾谊一类人。造化弄人。老天似乎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才情横溢的往往相貌寝陋；锦绣皮囊的，常常德才不趁。但对于潘岳，确确是个上天格外眷顾的异数。“潘策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在封建礼法颇严的西晋社会，倜傥潇洒美少年，长身玉立，风度翩翩，手执弹弓在洛阳大道倘徉，竟有那么多的大姑娘小媳妇对之青睐不已，大庭广众之下，手拉手地把俊俏少年围于中间，向他抛掷新鲜水果。潘安仁出行一次，竟也能满载一小车花果而归。那种欣悦纯洁的爱慕之情，千载之下，让人想象起彼景彼情都心中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甜蜜，情不自禁露出畅然微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代另一位大才子左思。“左太冲（左思字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晋书》中给潘岳作反衬的倒霉蛋是张载。“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无论是唐皇史书还是名士逸录都以潘岳少年时代的姿貌容止当成素材，可以想见这位翩翩少年郎当年是何等的光彩照人，连史官大儒正襟执笔之余也不得不记上这凭添风流的一笔。
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对潘岳这样的人才是最有利不过的。“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年纪青青，已经得以层层举荐，进入京城充当朝廷的“后备梯队”。机会不仅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更是为有真才实学的人所准备的。晋武帝坐稳江山后，率众臣躬耕“籍田”，类似今天的元首植树秀，作为中央宣传干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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