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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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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回思前因后果,也苦笑对石崇说:“今天真可谓‘白首同所归’了”。潘岳曾有《金谷集作诗》,陈述“文章二十四友”在一起欢饮笑谈、切嗟诗艺的快乐时光,怀念风花雪月、清啸赏乐的同志友情,其中最后两句是“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一语成谶,今朝显验。兹录全诗于下:
《金谷集作诗》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便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潘岳原诗本来是讲两人友情笃深,当一起终老田园,即所谓“白首同所归”,殊不料横祸忽来,一起于盛壮之年血溅黄壤。潘岳儿子早死,女儿又与父同戮东市。由此,中国最聪慧最潇洒的美男子竟无直系血脉流传于后世,我们仅能借凭茫茫史书和后人吟诵的歌诗中想象潘安仁的美妙姿容。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清风月下,不知河阳县里满城桃花在阳光下为谁绽放。春风香气里,尽是美男子余留不尽的万古恨意。
如遭遇明主,身逢盛世,文人诗客可以妆点升平,优游卒岁;不幸的是,潘岳满腹才学,又值西晋乱离季世,多年仕途坎坷,虽悻悻地作过《闲情赋》表示“奚拟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最终仍逃不过名缰利索,入世之心最终化为婪毁自己身家性命的烈焰,即使没有孙秀这样的小人构陷,想必他最后也不会有善终的下场。
为此,金朝大诗人元好问也曾叹息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千古高情《闲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这首诗确可作为腰骨常弯的中国文人的一首风貌诗。元好问本人其实也不比潘安好到哪里去,金朝的元帅崔立以汴京城献投蒙古,淫虐贪暴,元好问仍旧大泼笔墨,颂扬崔立,并“勒石记功”,成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污点。
回头再说晋朝中央政事。贾后之废,晋武帝的亲侄齐王司马冏(其父司马攸是司马炎弟弟,差点被司马昭立为世子)居功不小,但事后叙功,只得了个游击将军。“(司马)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觉察到这位王爷怏怏不惧,又怕他在京城内会生出什么事端,就一纸诏书把他外调,坐镇许昌。
为了继续抬高赵王司马伦的威望,加紧篡逆步伐,孙秀又在朝议上提出为司马伦加九锡(只要人臣加九锡,一般距篡位只有半步之遥)。这个提议几乎就是自己给自己封官,“朝廷”当然同意。司马伦得了“九锡”,诸子又皆握各路禁军大权,孙秀自然也水涨船高,加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等官。
司马伦及他的几个儿子都庸愚无识之徒(大奸雄司马懿这个儿子真是不肖之子,此只血脉出奇的差,且一代不如一代),真正的幕后主人公反而是寒人小吏出身的孙秀。但这位孙秀“狡黠贪淫,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志趣乖异,互相憎嫉”。真正是小人得志,因时趋势。孙秀有个儿子叫孙会,“形貌短陋”,状若下等仆隶。为了彰显老孙家,孙秀竟把惠帝亲生女儿河东公主娶为儿媳。一年前,孙会还和数位商人之子在洛阳城西贩马,如今,城中百姓忽闻这位丑八怪马贩子当了驸马,“莫不骇愕”。河东公主虽然父是大傻冒母是黑娘们贾后,但毕竟是公主身份,竟与这么个人成婚,也成当时一大新闻。
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春正月,孙秀与司马伦再也等待不了,派晋惠帝的堂叔义阳王司马威去惠帝那里逼大傻“禅位”。惠帝愚憨,但也知道身上的玺绶是很重要的东西,抱持不放。司马威伸手就夺,几乎把惠帝手指掰断,大傻哥们嗷嗷大哭。司马伦以兵士“护送”惠帝至金墉城,表面上尊惠帝为“太上皇”(辈份简直乱了套,司马伦是惠帝的叔祖,侄孙竟成为自己的太上皇!),同时,又把已经立为皇太孙的司马遹之子送入密室一刀结果。可怜这数岁小儿,虽生于天家,却没几天好日子可过。
司马伦继位,改元建始。坐上帝位,自然是大封“功臣”,孙秀、张林、司马威等加冠晋爵,“其余党羽,皆为卿、将、超阶超次,不可胜记。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次朝会之时,貂蝉满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是“狗尾继貂”典故的由来)。
司马伦虽当了皇帝,但真正的皇帝显然是孙秀。“孙秀专执朝政,(司马)伦所出诏令,(孙)秀辄改更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百官转易如流。”
为了安抚宗室,拉拢人心,孙秀也以司马伦名义加封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坐镇邺城)以及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坐镇关中)大将军名号,并把司马伦亲信多人派出给三王充当僚佐,以为监视和内应。
司马伦称帝才两个多月,在许昌坐拥强兵的齐王司马冏就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个司马王爷,移檄天下,发兵讨伐赵王伦,称“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诛及三族”。一时间各地响应,军队赶至朝歌县时,已汇集二十多万人。
孙秀、司马伦听说三王起兵,大惧不已。不得已,二人只得硬着头皮派亲信将领张泓、士猗、许超以及孙会等人率京中禁军四出拒战。司马伦、孙秀两个人又信邪教巫术,“日夜祈祷,厌胜以求福”,天天弄几大帮人在宫里跳大神。
也是恰巧,大神跳得还真有灵验。齐王司马冏在颍阴被张泓打败;孙会、士猗等人又在黄桥大败成都王司马颖,杀死数万成都王兵马。消息传回宫内,孙秀、司马伦大喜,大赏黄桥之功,“士猗、许超与孙会皆持节”。这样一来,三将地位相当,“各不相从,军政不一”,谁也不听谁的指挥和调动,对于仍未退军的败军之将成都王司马颖更是不放在眼里,以为朝夕可灭。司马颖在黄桥大败后本来想撕丫子逃跑,被手下卢志等人劝住,乘孙会等人松懈之机突然进攻,大败对方,乘胜长驱渡过黄河。
三个败将带数名残卒跑回城内,孙秀大惧,“忧懑不知所为”。几个人连夜商量对策,有的说西,有的说东,有的建议收败兵出战,有的想要焚烧宫殿趁乱逃跑,有的指出要挟持司马伦南逃荆州,还有的干脆劝说孙秀大搜宝物乘船东逃入海……正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手中掌有精装禁兵的左卫将军王舆先窝里反,率七百多兵士从南掖门入宫,攻杀孙秀、许超、士猗等人,并召八坐大臣入殿,强迫司马伦发诏:“吾为孙秀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农亩。”
于是,宫内高举驺虞幡解兵,数千甲士又迎惠帝复辟。估计大傻皇帝非常郁闷:怎么总是大半夜把自己从被窝中喊醒,稀里糊涂地一会儿被拥上殿一会又被弄去金墉城。
事定之后,三王入城,发诏杀掉赵王司马伦四子,捕斩孙秀等人亲党,并派人送金屑苦酒给司马伦,赐死。估计这金屑酒还是内廷数月前为黑娘们贾南风配制喝剩下的,如今又轮到赵王尝尝鲜了。“(司马)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孙秀误我!”饮药自杀。八王之中,司马伦是第三个上西天的。(淮南王司马允没有在“八王”之中)这次混战虽然只打了两个多月,却战死士兵十来万,成为皇族大血战的第一个高潮。
你方唱罢我登场——“八王之乱”的“渐入佳境”
惠帝复辟,篡位的赵王伦赐死,齐王自然也要大赏“功臣”。齐王司马冏获封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司马颖为将军,加九锡;河间王司马为(左禺右页)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义改封长沙王,为抚军大将军。其中,齐王司马冏是惠弟堂兄,成都王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义与惠帝都是同父异母的同房兄弟(司马义与楚王司马玮同父同母,楚王起兵时跟随左右,被贬为常山王),这几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王爷。河间王司马是武(左禺右页)帝堂叔,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可以想象,这些人在一起,宫中横坐的又是个大傻皇帝,谁又能向谁低头呢。
手夺惠帝玺绶的广平王司马虔从外退兵至九曲(今河南巩县)时,闻听赵王司马伦倒台,慌忙丢下所统军队,逃归洛阳大宅子待罪。诸王商议想饶他不死,一直呆呆坐在上座的惠帝忽然发话:“阿皮(司马威小名)掰我手指,夺我玺绶,不可不杀。”傻爷们这句话,也是他当皇帝一辈子惟一自己做出的“决定”,诸王当然无话,派人杀掉司马威。
刚刚安定没几天,数位王爷各自结伙拜祖陵。新野王司马歆劝说齐王司马冏:“您与成都王一起建立不世之功,应该留下他在京城辅政,如果无此心,应该削去他的兵权。”长沙王司马义在拜陵时对异母兄成都王司马颖也建议:“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意思是应该由武帝一系的人来维持,提防齐王。
成都王幕下高参卢志提出以退为进的谋略,他说:“齐王当时号称有百万之众,为张泓所败,正是王爷您强攻孙会才成大功;两雄不俱立,大王您应该以太妃(成都王生母)有病为由,上表还归邺城,朝廷委重齐王,此举可收四海之心。”成都王司马颖但听话,马上入宫辞别惠帝,与从人怀马加鞭从洛阳返回邺城,“由是士民之誉皆归(司马)颖”。回到邺城后,司马颖又推御九锡殊礼,表论功臣,赈济灾民,埋葬阵亡将士,“皆卢志之谋也”。史载,“(司马)颖貌美而神昏,不知书,然气性敦厚,委事于(卢)志、故得成其美焉”。
齐王司马冏一直怀疑大才子陆机为赵王司马伦替惠帝撰写禅位诏书,就把陆机陆云兄弟抓起想杀掉。成都王也为之辩理,救了二人,并表陆机为平原内史,陆云为清河内史。二陆兄弟的友人劝他们赶紧还吴地,远离是非,陆机认为司马颖对自己有保荐之恩,“可与立功”,不听。齐王司马冏手下的东曹掾张翰(字季鹰)也是吴中人士,“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遂命驾便归。”此举聪明,果然保全性命。莼菜汤、鲈鱼脍不见得多么好吃,但以此为借口挂帆而去,不仅能避祸,还能留千秋万古潇洒之名,张季鹰此举是真名士所为。
由于惠帝太子司马遹被贾后杀掉,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又被赵王司马伦杀掉,惠帝就没有继承人。按继承人顺序,“大将军(司马)颖有次立之势(可为皇太弟)”,齐王司马冏当然不会任情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他就奏请立惠帝的侄子、年方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自任太子太傅,又加封亲信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领中书监。司马越也是惠帝族叔辈。
齐王司马冏大权在手后,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耿于宴乐。传中嵇绍、殿中御史桓豹、孙惠等人皆上书相劝,尤其是孙惠上书,言语恳切,词理分明:“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强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虑其不可而谓之可,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齐王司马冏对这些良谏,都“逊辞谢之,然不能从”。
一年多以后,惠帝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在(左禺右页)长史李含的怂勇下起兵。李含出主意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帝至亲,齐王司马冏越亲而专权,朝野怨恨,现在发檄长沙王司马讨攻齐王,齐王必会先干掉长沙王,我们因此再以此罪除掉齐王,拥戴成都王入京,以安社稷。”
河间王司马本来(左禺右页)就是赵王司马伦亲信,当时也是因形势所逼才不得已加入讨赵王的军队,齐王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至此,他觉得时机成熟,派部将李含、张方为先锋,率军直奔洛阳,同时,他遣使邀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发兵。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准备兵马待发。
河间王部将李含、张方临近洛阳屯军,便发檄让长沙王司马义攻讨齐王司马冏。两位王爷本来同时在京,关系还不错,但齐王认为长沙王与成都王是兄弟(同父异母),便先下手为强,派人攻袭长沙王。“(司马)义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他率百余人飞驰入宫,关闭诸门,“奉天子攻大司马府”。有皇帝在手,一下子就转被动为主动。当夜,城内大战,齐王称“长沙王矫诏”,长沙王称“大司马(齐王)谋反”,飞矢雨集,火光冲天。在上东门楼上哆嗦避难的惠帝又被吓了一巨跳,“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
连战三日,齐王部队大败,司马冏被自己的长史赵渊执送入宫。“(司马)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傻冒皇帝也知道好坏,这位堂兄拥立自己复位,很想活他一命。“(司马)义趣左右牵出”,斩于阊阖门下,循首六军示众。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中第四个死掉的王爷。
河间王司马的部(左禺右页)将李含、张言等人闻知齐王已死,就引兵还据长安。
才过半年多,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8月,因长史李含等人为长沙王司马义所杀,河间王司马又起(左禺右页)兵讨伐。成都王虽一直在邺城,但恃功骄奢,起先还能“遥制朝廷”,但随着长沙王司马义翅膀渐硬,兄弟生出嫌隙,于是成都王附和河间王,共同前往洛阳讨伐长沙王。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
河间王司马以张(左禺右页)方为都督,将兵七万自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引军屯朝歌,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率二十多万人南向洛阳。
众人大战,死伤数万。长沙王手中有惠帝这张王牌,关键战斗皆在军中显耀皇帝旗鼓。建春门一战,陆机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由于陆机兄弟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太监孟玖不合,孟玖就说陆机有贰心想联合长沙王谋反。成都王没主见,下令诛杀二陆兄弟及其三族。杀头之前,大才子陆机叹道:“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与当年咸阳市上被腰斩的秦朝丞相所发黄犬之叹,大相类似。知退不退,后悔无及!
打败成都王派来的陆机,长沙王司马义深觉惠帝这个幌子确实好用,又“奉帝攻张方,(张)方兵望见乘舆(皇帝御车)皆退车,(张)方军大败。”
双方僵持不下。长沙王主薄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两个典故的主人公)建议,派人持诏到西北,命雍州刺史刘忱起兵袭击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的后方,这样,张方军不得不回,可解京城之围。
长沙王司马义虽然总是把皇帝大傻哥哥弄在军中打仗,“而未尝亏奉上之礼”,服侍周全,礼数不亏,故而“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前后斩获六、七万人。围城二王兵马略尽,张方也准备逃回长安。
关键时刻,本来与长沙王一伙的惠帝族叔东海王司马越“虑事不济”,害怕城外二王兵马越聚越多,就与殿中亲将密谋,半夜冲入司马义房中,把这位俊伟英勇的长沙王捆绑起来,关在金墉城里,并以皇帝名义下诏免其官职,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城辅政。“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司马)义以拒(司马)颖”。司马越见情势不妙,大惧,想杀掉长沙王司马义以绝众望。黄门侍郎潘滔(与潘岳同官同姓同为文人)出个绝好的坏主意,遣人密告张方,借张方之手除掉司马义。
张方本性残暴,派兵从金墉城中押出司马义,绑缚于城外兵营中,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炙而死,时年二十八。“(司马)义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八王之中,长沙王司马义是第五个被干掉的。
交战中数次大败的成都王司马颖此刻得意,耀武扬威入京师后,又还镇于邺城。“诏以(司马)颖为丞相,加东海王(司马)越守尚书令。”司马颖又派亲信将领石超守洛阳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并废齐王所立的皇太子为清河王,河间王司马也乖(左禺右页)间买好,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诏从之”。
西北方面,河间王司马屡为(左禺右页)刘枕所败,急召张方还长安。张方临行,掠劫洛阳宫中男女万余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杀掉掠来的男女夹杂牛羊肉充当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左禺右页)双方合军,大败刘枕,腰斩杀掉了这位雍州刺史。
“太弟(司马)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久有自固之心,于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秋天勒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司马越还效仿司马义,“奉帝北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邺城。洛阳城内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早已闻讯跑出,逃回邺城。司马颖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
双方兵马在荡阴(今河南汤阴)相遇,石超大败司马越军。混乱之中,晋惠帝车倒草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散”,惟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士把嵇诏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嵇绍死于乱刀之下,“血溅帝衣”。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嚎啕大哭的惠帝,移至邺城。“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书至此,史臣也慨叹: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诏之父嵇康当初在魏末不与司马氏合作,受诬被杀;嵇绍纯臣,尽忠司马氏而死,可谓君子伟丈夫,难怪日后文天祥在《正气歌》诗中也以他为忠臣样板。
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出兵时,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已派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按常理,司马越这个宗室疏宗已经败成定局,怎么也不能再缓过神来扳动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
但历史总是存在那样的偶然性,时任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坐山观虎斗之余,在边疆地区联合鲜卑、乌桓部落骑兵,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合兵,南下进攻邺城。
司马颖听说少数民族骑兵来攻,忙派王超等人拒战,连连败绩,王浚属下的鲜卑等部落骑兵所向披靡,秋风扫落叶一般。“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还绰绰有余。黎明时分,司马颖生母程太妃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万余大军见主师无谋,一哄而散,司马颖和卢志只带数十骑拥着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狼狈不堪。逃至邙山,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张)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堂堂皇帝,虽傻傻乎乎也觉察到自己如今连一个将军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
王浚攻入邺城之后,纵兵大掠。兵还蓟州之前,王浚又怕鲜卑士兵携带抢掠的妇女行军耽误正事,便下令:“敢有挟藏者斩!”诸族骑兵当时还很害怕晋朝军法,纷纷把千挑万选抢掠来的绝色妇女都推入易水中淹死,共死亡八千余人。
诸王争战期间,晋朝的流民首领李雄已在巴蜀成割据之势,自称成都王;匈奴贵族刘渊本来为成都王司马颖荐为冠军将军,也趁乱率五部杂胡起事,建国号曰“汉”,自称汉王。这拨儿高度汉化的匈奴哥们儿果真是“人面兽心”,西晋最后两个皇帝怀帝和憨帝都是为他们俘虏,接连晋帝上演“青衣侑酒”的历史悲剧,成为历代汉族臣子心永拂不去的伤痛。
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块大肥肉,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他们以请惠帝出效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张方于是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于是张方军士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障,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就暂(左禺右页)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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