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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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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劫（左禺右页）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甚惧”，就又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
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想（左禺右页）与司马越言和。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事，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306年五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军队。司马本人（左禺右页）也跑进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食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祁弘抢到惠帝后，又拥着皇帝还洛阳。河间王又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公元306年七月，惠帝又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九虎）为司空，镇军邺城（司马越和司马（九虎）两个人都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孙，按理讲是帝室疏宗）。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师藩。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九虎）属下把司马颖等人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范阳王（九虎）幽之，而无他意”。估计司马（九虎）对这位惠帝亲弟弟没什么毒怨，不打算害他性命。不巧的的是，范阳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长史刘舆（大文豪刘琨之兄）知道司马颖从前一直在邺城坐镇，声名不错，怕有人再趁机劫持他又生后患，便派人假称台使，“称诏夜赐（司马）颖死”。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年青貌美的王爷倒很镇静。读毕“诏书”，他问监守田徽：“范阳王死了吗？”田徽答说：“不知道”。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见有赐死自己的诏书，司马颖就猜到范阳王已死；田徽作为办公人员，也不好透露消息。司马颖又问：“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岁。司马颖问：“知天命了吗？”（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说“不知道”。面对这位冷忍无情的“警察”人员，王爷也无可奈何，与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深谈下去，他自叹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魏晋风度，在这么一个临死王爷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司马颖两个儿子大一旁惊恐大哭，王爷知道惜死无益，怜子无益，挥手让人把两个小孩子带走，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死状。洗沐已毕，“乃散发东首卧”，自己躺倒，命田徽把自己缢死，时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邺中哀之”。这是八王中被杀的第六位。
公元306年（惠帝光熙元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大傻哥们惠帝没什么利用价值，便派人于饼中置药，毒死了老傻哥们，时年四十八。惠帝自登基以来，十六年来风风雨雨，多少个夜晚被人从梦中叫醒，强掖升殿，被迫书写诛杀自己姥爷、母后、皇后、皇子、皇兄、皇弟、皇叔以及多位他自己连名字也搞不清的大臣的人名，今天被这个劫持当挡箭牌，明天被那个拉着放在军阵里炫耀，几乎没一天安生过。终于有这么一天，肚子巨痛，四体抽搐，老哥们扑腾一阵，终于可以长睡过去，永远再不会有兵士冷冷的大手于凄冷的夜晚把他从热被窝里拽出来了。
可悲的是，晋惠帝处于半傻半愚之间，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咸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绍血测已衣而悲，但就是不能象常人那样有条理地行事，白白身居九重帝位。尤其他那“何不食肉糜”的流传千古的“笑话”（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我们读之细品，只有伤悲，只有哀怜，真正的祸乱根源在于“武皇不知其子”，在于其生母杨后的妇人之仁。惠帝安生了，天下士民也喘了口气，大家终于如释重负，热切盼望能出个好皇帝镇住天下。
惠帝崩后，司马越立惠帝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想起还有困守长安孤城的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就以晋怀帝名义下诏司马为司（左禺右页）徒。按理说这位“少有清名、轻财好士”的王爷也活了四十来岁的年纪，搞了这么多年“政治”，多疑反复，应该知道回到京城也没有好果子吃。估计一是死催，二是眼见诸王个个被杀，三是孤城难保，四是新帝登基，司马也存（左禺右页）有侥幸心理，想想自己这么高的辈份，当个清闲司徒回京安享晚年算了。于是，他接受诏命就征，与三个儿子心情复杂地坐车赶往洛阳。刚刚走到新安雍谷，东海王亲弟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将领梁臣已率一队精兵“等候”他。问明车上确是河间王，梁臣下马，突入车中，用大手活活掐死了这位一向老谋深算的王爷。而后，又抽出刀来，三刀砍落河间王三个少年儿子的人头。至此，八王中的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向地狱报到，排名第七。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是最后一个胜利者，其实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首先他害掉怀帝的侄子十四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被惠帝立为皇太子，司马越怕日后这个孩子又会继怀帝后登基，所以先下手为强。不久，他又杀掉怀帝亲舅王延及大臣高韬等人，窜逐大臣苟晞。“（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内不自安的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讨后，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公利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晞等人要杀自己，东海王司马越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其封地东海（山东郯城）。
羯族首领石勒（当时为匈奴种的汉王刘渊部属）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兵官家眷交杂的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发箭狂射，一天下来，“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二十多万，被刘渊另外一部将王璋一把大火烧死。“并食之”，成为了烧烤人肉军粮。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是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这帮亲王权贵都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
司马越留派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从洛得往东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紧随军人一起外逃。跑到洧仓，又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四十八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裴妃被乱兵抢去，轮奸过后又出卖给别人。
公元311年（怀帝永嘉五年）六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汉军抓获，313年被杀，时年三十；公元316年，惠帝另一个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杀，时年十八。至此，西晋灭亡。怀帝、愍帝都是很不错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乱”已经使晋朝大厦遭受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祖逖曾讲，“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民庶怨叛。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逐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晋惠帝虽昏而不虐，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皇皇大晋，由一个愚君来统理，简直是古今所无的事情。晋武帝没有远见，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奸邪妇人秉国，赵王司马伦阴险王爷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特点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赤裸裸地象东汉末年那样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权威力影响巨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击败，而司马衷这个“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处，晋武帝时代威赤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药弄死了这个幌子皇帝。
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出于想“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崇国俱亡，身名并灭”。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又不成器，成为孙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老匹夫；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义“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兄司马义同室操戈。遥制朝廷后，成都王又不能当机力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左禺右页），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以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义，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廷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混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内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儿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的极大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国家第一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世盛大的世间戏。与台上之戏不同，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下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再恰当不过。
但是，魏晋的风流余脉，不仅仅是潘岳的“河阳一县花”，不仅仅是陆机的“顾影凄自怜”，不仅仅是张华的“居欢惜夜促”，不仅仅是左思的“高眄邈四海”，千姿百态，五色纷呈，最终，我们谨以也是那个时代伟大英豪的刘琨所作诗来作终结，抒其幽幽叹惋、暮路英雄之意：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荣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輈。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道”与“心” 文 / 梅毅
——小论庄子与禅宗的共通之处
庄与禅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中两大神奇而绮丽的瑰宝。它们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二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点。辨明两者的关系，对于了解和掌握古代艺术哲学大有裨益。从其产生来看，庄子哲学是中华本土的产物，禅宗则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之后，由中国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后而成的一个佛教变宗。从真正意义上讲，禅宗的产地是中国，只有当禅进入中国士阶层的精舍书斋之后，它才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并具备无形体系的禅宗。
庄子哲学的“道”与禅宗的“心”具有相近之处，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是终极，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而且，这个“道”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何芒乎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天下》）。“道”虽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测，但又不是主宰和统治人的东西，而是一种能赋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东西。人如果获得了“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同样，禅宗的“心”也是一种神秘而“芴漠”的东西，“心”不是指肉体的心，而是一种哲学理念。禅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种自由和无限，也就是说，从“本心”出发，欲达到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最终达到存在的本源，获取对宇宙与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这种境界，即禅宗的“梵我合一”。所谓“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观。以此而论，在追求无限与自由这种境界的意义上，庄禅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无为”“与任运随缘”
庄子的“自然无为”
在庄子哲学中，“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谈著述中，对“自然无为”的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庄子·大宗师》）；庄子进而认为一切人为有意的东西都会导致伤损“自然”的后果，他以马为喻，说道：
“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寒；食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诡衔窃辔。则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马本自然之物，自由驰骋于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乐）却以自己的意愿约束破坏它的“自然”之性，驱之以役，束之以羁鞍，使马的自由天性遭到毁坏。因此，庄子主张一切任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有常然”。他进而又解释说：“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庄子把“自然”当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人们如果能以此“自然无为”当作准则，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庄子一生所赞美的“真人”、“圣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无为之道而达到绝对自由的典范。
庄子哲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体现在自然的“无为”方面。无为既是天地万物的生成方式，也是作为万物其一的人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知北游》中，他这样解释：“天地有大而不言，四时而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进一步讲，人在“无为”状态才真正保持住人的本性：“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矢”（《庚桑捷》）由此可以推动，只要产生“有为”的欲念，人的自然状态肯定就会丧失掉，虚静无为才能保持人的本真。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庄子的理想人格正是这种超越人生的“无为”精神状态，虽稍显理想化、幻想化，但作为一种独特而又积极的精神修养追求，不能不让人顿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感。“其寝不禁，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这种看似无情无欲的表征，蕴含了“主人”、“神人”、“圣人”高度的精神自由感，构成了庄子思想所追求的最高人格境界。庄子看似卓异不凡的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背后所隐含的是人类征服自然、超载世俗的热切情感，也是他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臻于“无为”的绝对精神自由世界。在他脑海中，他深知这样的道理：“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
庄子的“无为”论，实际上也带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并非“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而是强调“无以人灭天。”针对当时统治者以“仁义”为幌子巧取豪夺的现象，庄子明确指出正是做作的“仁义”蒙弊了人的自然本性，“仁义”的追求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利”的追求，所谓“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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