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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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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自身的“自然”是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目的，人如果牺牲这一目的，追求功名利禄，那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茕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俱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齐物论》）。可见，庄子深刻提示了古代社会人的异化，显示出他对作为“人生之大美”的“自然无为”境界的深切热爱与执着追求，而这些也是后来古代诗词和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所求的境界。
在“既雕既琢”的纷乱时世，庄子号召人们以“无为”的心态“复归于朴”。而且，他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之上，已经十分清晰地预言道后世的衰败乱离之象：“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环……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庄子也真是本性良善的哲学家，哪还用得了千年，在他死后不数年，人食人的怵目惊心场景已不断上演，对“欲”与“利”的追求会使人性飞速腐坏，直至沦丧殆尽！
禅宗的任运随缘
禅宗的“任运随缘”同庄子的“自然无为”名殊而意类。对于枉然的做作追逐，惟政禅师曾加以嘲笑说：“佛乎佛乎，仪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禅宗太师们把世上的一切均视为“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磨偈）。
禅宗向来强调一切修行不能脱离现世。“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般若品》），因此，众生身上都有佛性，而且众生都可成佛，不必外求。真正的大解脱，就是对“本心”产生真正的认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是禅教合一的“生论禅”，它强调正确地看待人生，主张“看得破”，“放得下”，融经义于日常的生活之中。
为了“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禅宗大师们也常常用“棒喝”、“非经毁教”、“逢佛骂祖”等类机锋峻烈的手法使人“顿悟”，以体现事物万象的纯粹本质。同时，禅宗大师们又善借“平常心是道”的理念引导世人。所谓“触类是道”，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皆可参出深实的禅意，“……扬眉动晴，笑欠磬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所以，“但任心，即为修也。”（《圆觉经大疏》）。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说得更平白：“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所谓平常心，即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之所存……”（《大正藏》）
无门慧开和尚更有一首禅诗把这种“任运随缘”发挥得淋漓尽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永嘉禅师曾言：“忘缘之后寂寂，灵知之性历历，无记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皎皎，惺惺寂寂是，无记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乱想惺惺非。……今言知者，不须知知，但知而已，则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前后继续，中间自孤，当体不顾，应时消灭。”这些玄而又玄的言语，其中真旨，便是道法自然而“无为无不为”的禅悟。而禅宗徒众参禅的方法，更是“自然无为”这种原则的具体表现，即所谓“著衣吃饭，屙屎送尿”的自然。如果违反自然，违反“任运随缘”的原则，刻意苦心去修什么“正果”，不仅无成，反而虚妄有害。《古尊宿语录》中记载：
“马祖（道一）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师）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干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经此点化，马祖顿然而悟。这个故事，正体现了禅宗“任随自然”的世界马。如果违背自然，强心成佛，就会象“磨砖作镜”一样痴呆无成。
在禅宗里，与“无为”相对的“有为”称作“有修之修”，是生灭法，即有生有灭的，因此修成还废。如果想与万物为侣，与天地同道，就要进行“无修之修”。这种“无修之修”其实和庄子哲学的“自然无为”同出一辙。云门和尚说：“终日说事，未曾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曾触着一粒米，挂着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十五）这也是讲禅家以无为之法而达到“随缘而不变”的道理。只要“任运随缘”，虽处于俗世，最终不为世相所染。
总之，只要深谙“任运无为”的法理，“了此天真自然，不断不修，任运自在，为名解脱。”（马祖语）。当然，比起庄子的“自然无为”，禅宗的“任运随缘”更加放任不拘，最富有怪诞意味的要数德山宣监和临济义玄这两位禅师。
德山宣监曾公然对弟子说：
“诸子，莫向别处求觅，及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磐涅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接着，这位和尚又放言，“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磐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墓鬼，自救得了么？”其实，这些渎神亵圣之语的核心之处，也就是诱导弟子们不要被陈规陋矩所扰，而要任其自然，以获得心悟。
临济义玄更是直口快心，无忌无惧，他言道：“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始得自在。”禅宗大师的这种“逢着便杀”也正是要打破一切反自然的桎梏，而“不与物拘，始得自在”之语同庄子的“淡然无极”、“虚静恬淡”几乎是同出一辙。经过分析可见，禅宗的“任运随缘”在艺术哲学的角度上讲要比庄子的“自然无为”更有着深刻的内涵。
寒山和尚一首偈诗最具言简意赅，意象明洁：我心似明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道之无限”与“心能作佛”
庄子的“无限之道”
庄子哲学与禅宗均追求无限，即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纵观《庄子》一书。对无限的赞美不胜枚举。他所赞扬的“大鹏”，能“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他所赞叹的“神人”，能够“乘云气，御飞龙，神游乎四海之外”，而且，神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级。”（《逍遥游》）就是在庄子著作的字里行间里，也可见出其文气势恢宏，如光电狂风，上击九霄，下抨六级，汪洋姿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道之无限”的庞宏。
在庄子眼里，“道”是宇宙最后的根源，是一种远远超越人类感性认知和理性逻辑的关于世界本体的思想观念。“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天道》）“道者，万物之所也。”（《渔父》）“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所有上述种种皆说明了“道”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性质，人类时空的形式是不能容纳、解释“道”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这种对世界整体和共同根源的深刻探索，反而最终显现了庄子哲学立足于平地的自然、实在，显现出“生活美”的真实形态，并非该于崇拜超自然幻境的宗教类虚无。
虽然“道”是一种“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东西（《大宗师》），但是人还可以通过直觉和体验感觉到，也就是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超理性直觉“发现”它，似乎神秘，但并非虚妄，最终能得到一种逍遥任游、自由超越的精神感受。
禅宗的“反照之心”
禅宗的“心”也是包容一切的无限理念。《宗镜录》上讲，“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如此十六字，就几乎完全言及了“心”的博伟与无限。与此相类的，还有“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心地观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也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言及了“心”的广大与无限。
禅宗有关“心”的理念庞杂包罗，有“真心”和“无心”的概念。随着历史发展，禅宗的心性论逐渐向“道本虚空”、“无心合道”等方向发展，也就是“即心是佛”、“心净成佛”、“见性成佛”，并一直强调“空寂灵知之心”，认为每个人的“心”都是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关键在于“反照”，而不是求助于从外界中觅寻。“一切众生，不拣愚智善恶，乃至禽兽，所有心性皆自然，了了常知，异于木石者，且不是缘境分别之识，亦非证悟之智，直是真如自性，不同顽虚，性自常知”。因此，不怕念起，只恐觉迟，能做到“心不起念”，泯歇妄心，便能做到“存境存心”。
禅宗的“心”还表现在初入禅境的喜悦之中。所谓“三禅之乐，世间第一，乐中之上。”《杂阿含经》中这样描述“心”愉悦的状态：“从内心而发，心乐美妙，不可为喻。乐遍身时，身诸毛孔，悉皆欣悦。尔时五情虽无外尘发识，而乐法内出，充满诸根，五根之中，皆悉悦乐。譬如石中之泉，从内涌出，盈流于外，遍满沟渠。三禅之乐，亦复如！”由此，“心”能益知，“心”能开慧，“心”能使人大彻大悟。
禅宗一直认为“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上讲：“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淮摩经》也讲：“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禅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的心法，是一种超越日常知识的明心见性的感知。希运禅师说得最恰当：“诸佛与一切众生，惟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常非短，非大非小……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惟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诸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爱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
“道”与“心”在哲学上大概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它想所追求的“无限”，在扬弃其中看似不可捉摸的虚幻之后，我们可见出许多积极闪光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充分肯定了人在无限的宇宙方面是自由的，肯定了人可以有等同于无限宇宙的力量。庄与禅对无限的追求为后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
庄子的“生死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聚，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天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上述故事真伪何如，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应出庄子及其后学的生死观，他们把生死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作等同相待。当然，这种看法也含有否定生命价值的因素，剔除这一消极成分，我们可见出这种思想包含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几千年前庄子就已把生死视为自然的变化。这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在“向死而生”的世界中，死亡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跨越、无法避免的鸿沟。“人生天地之间，若自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潦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知北游》）庄子这种豪洒不拘的生死态度，同原始佛教那种把生命本身看作是苦难负累的认识完全不同，虽然有感慨、有叹息，但庄子更多的是“逍遥”的洒脱，是藐视自然困境的豪迈不羁。“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署，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死亡的这种外在必然性，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并不是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障碍和不可逾越的无底深沟，它恰恰是人类走向精神自由、磨砺意志的一种命运安排。如果对生死认识得当，保持逍遥、无为之心，在克服生死迷茫的过程中人们反而“足以逞其能”，战胜凝于内心深处的心魔，摒弃利害之欲和哀乐之情，在广袤的精神世界里更加无拘无束地、自由地飞翔。
禅宗的“本来无一物”的生死观
在生死方面，禅宗比庄子更远走一步，慧能大师最有名的一首偈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既是生死泯界的另一种陈述。既然“本来无一物”，生死又何异哉！这种思想，在后代礼禅的诗人伤口中也屡有透露，例如苏轼和其弟子由在渑池怀旧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寓理成趣，显示了生死聚散无由无根之理。这些都表明，禅宗不仅象庄子那样对生死问题抱达观态度，而且进一步地声称已“悟透”生死。
要做到“离境无生灭”，也就是要做到“无念”。《坛经》讲：“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做到这一地步，在禅宗大师们看来，生死是那么的简单、随缘。
洞山良竹神师临死前对弟子说：“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惜死，哀悲何益！”法常禅师更是豁然：“来莫可抑，往莫可追。”简直就是素朴的真理性睿语：“人出生不可抗拒，人死亡不能追回，事事随缘，弃却形骸”。道楷禅师死前也很坦然，平静，他甚至还随意写下诗偈：“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如此潇洒，连来世如何都无一丝牵挂于心，真个是“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在世界无依、山河无限的禅意里，一切都是无始无终，非生死可拘。
亦禅亦道的东坡居士参禅最有心得，在他的《百步洪》一诗中，洞悟了人生瞬息之短，展现了“此心无住”的生死超然：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离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使如吾何！日船上马各归去，多言晓晓师所呵！
“恍恍惚惚”与“以手点空”――庄禅的神秘主义
庄子迷蝶的神秘
庄子哲学中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齐物论》中，有这样的记述：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之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也？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
这种身与物化，物我一体的境界，正是庄子神秘主义的一个形象体现，它显示出庄子哲学不仅仅单从物的属性上去寻找人生真谛，而是从我与物的精神联系上去探索，视人生为一种极其高奥深远的境界。这种“庄生晓梦为蝴蝶”的“恍恍惚惚”为后世文学的“意境”范畴奠定了根本。
庄子思想中蕴含的神秘主义并非出神异鬼的故弄玄虚，它是由人类认知相对性而带来的困惑和不解。从最浅显而又最深刻的一点入手，人的存在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而随时会产生神和、虚玄的认知局限。“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由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而且，“吾生也有涯，而知也天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如此实实在在地破解自家的“神秘”所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的显现。
魏晋玄学理论主题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超言意以冥合”等等，主要论题皆是庄子思想中神秘主义的发挥和阐释。正是对“无”与“有”、“名教”与“自然”等等理念的探索和思辩，才使“魏晋风度”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庄子的神秘主义哲学恰似一种诱媒，在魏晋时代杀戮如同生活的黑暗年代，名士们正是借助老庄哲学聊以摆脱其内心的苦懑和无比深刻的精神危机，“任其性命之情”，自由高蹈地“放”、“达”，冲破礼俗轾梏，追求看似颓放实则自由的精神境界：“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不知利欲之感情……”（刘伶《酒德颂》）——这些与庄子思想“外天地，遗万物”的神秘自由精神世界正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另外，庄子哲学中的本根――“道”，也是没有“形色声名”、“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庄子·天道》）在《知北游》中，庄子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总之，庄子哲学有关“道”的神秘主义阐释，是和他们从大自然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无拘的精神境界有紧密关连。这种“道”的神秘同“心斋”、“坐忘”等等神秘的感知同为庄子哲学的深幽奥奇之境。
禅宗“拈花微笑”的神秘
无独有偶，禅宗也以其神秘主义而闻名于世。
元和年间，当有人向江西信州鹅湖大义禅师问及“如何是禅”时，大师仅“以手点空”，以示犹然。至于禅的立宗基础和体验方法，更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而禅宗源起的传说，本身就带有极其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据传，佛祖在一次灵山大会上，手拈一枝金婆罗花以示徒众。当时，众人皆默然不知所为，惟大迦叶尊者点首微笑。佛祖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向迦叶付之一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天。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见《传灯录》、《传法正宗记》）。这就是禅宗“拈花微笑”公案的由来。在这拈花微笑，心心相悟的神秘气氛中，迦叶尊者就成为禅宗之祖。
如欲参禅，顿悟之前肯定是要借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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