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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魂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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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尔摇摇头。“我等看见炸弹掉下来再躲也不迟。”
我拉住他的袖子说：“快走吧，就当检查工作了。你得看看我们的防空洞，对不对？”
“这是假警报。”
近来假警报太多了，所以人们都不把第一级警报当回事了。不过，就在这时，第二级警报响起来了——更短促，更急速，这是告诉你，必须躲进地下。更多的人跑起来。瑟尔和我刚刚跨出学校的前门，就听见我们东边两三里远的住宅区一带响起了爆炸声，像是在西华门附近，那是满族人的老城，现在是贫民区。冲天的白烟升起来，高射炮这时开火了，炮弹像一团团黑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
“咱们就去那里吧。”我边说边带着瑟尔走向最近的一个防空洞。一阵高射炮弹的碎片刷刷地从树梢间落下来，砸到屋顶上，有一些落在我们脚前，扬起一股尘土。
防空洞里，一些妇女怀里抱着婴儿，身边坐着大一点儿的孩子。一位母亲呵斥着她的几个孩子，不许他们在洞口朝外看。角落里，两位老人坐在马扎上，伴着豆油灯，对着一副棋盘厮杀正酣，仿佛他们常在这里消磨时光，全神贯注地对弈已经好长时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像炸鱼的味道。瑟尔和我坐下来后，我对他说起坐在周围的那些妇女，“现在她们对空袭都习以为常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说是飞机上有一种仪器，能探听到地上说话的声音。”
南京安魂曲 二（2）
瑟尔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说：“这么轰炸住宅区，真是太可恶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
“那些飞行员轰炸平民一定挺开心，”我说，“混账东西，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犯罪！”
“如果日本战败，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会被送上法庭的。”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是什么结果，没再说话。我转身去看一个正在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着胶布。
没一会儿，瑟尔又说：“这里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没吱声，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怀疑，尤其对我们中间那些社会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走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随着国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内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和军人一起作战？就算不上前线，至少干些事给军队鼓鼓士气，或者照顾照顾伤病员也好啊。怎么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穷人和弱者在打？对于这种质疑，我丈夫和我都无法争辩。这些天来，我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在城里看到的新兵，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乡下来的，面有菜色，目不识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们上前线，除了当炮灰送死没有别的。
警报解除之后，瑟尔骑车离去了，我便朝办公楼走去。快到楼前的时候，看见明妮正在大门前跟大刘说话。大刘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篮球队员。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大刘正在请求明妮允许他们一家人搬进我们校园。明妮从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在跟他学古文，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大刘是个头脑清醒、富于机智的人，又懂英文，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已经好些年了。有他在旁边，是件很不错的事。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大刘声音洪亮地说道。
“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说。
“明妮。”他一脸严肃地重复。
我们都笑了。这边很多人管明妮叫“魏特林院长”，这一称谓似乎让她不大自在，当然，不熟的人这么称呼，她也不会反对。
这时明妮想起一个主意，她眨着褐色的大眼睛，对大刘说：“干脆，你替我们工作吧。我们的秘书孔先生回乡下老家了，现在我们有几百封信都没回呢。”
“你要雇我？”大刘问道。
“没错，做我们的中文秘书。”
“此话当真？”
“她现在是校长啦。”我告诉他。
“对啦，我任命你啦。”我从明妮的声调里听到一种激动。显然，她对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骄傲。
“好极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刘粗犷的面孔顿时发光。
大刘一直在找工作，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儿子需要他养活呢。他下个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薪水暂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这可真算不少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薪水都削减了百分之六十，明妮现在每个月五十元，我是三十元。她建议他们全家住到东院去，那是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四合院，明妮十年前监工修建的，原来是为用人设计的住房，由于建造得太好，以至于有些中国教员抱怨说，那里的环境比他们自己的房子都高级。我们家也住在东院，这样一来，刘家就成了我们的邻居。
我们三人正说着，就看见我们的商务经理白路海来了，朝着明妮招手。他那头衔听上去挺不得了，其实他主要是处理校外的生意，校园内的后勤大多由我管理。这位年轻人有点儿跛，快步走过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蒋夫人把她的钢琴和留声机给我们送来了。”
“哦？白送？”明妮问道。
“是的。”
“东西在哪儿？”我问。
“正在音乐楼门前往下卸呢。”
“咱们看看去。”明妮说。
我们四个人一起向音乐楼走去，小教堂也在那座楼里。我感到蒋夫人一定是在撤离了，这感觉让我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就证实了蒋家秘密撤离的传言。不知道吴校长对他们要走的计划知不知情。蒋委员长的撤离会不会影响守城的部队？士兵们会不会觉得被抛弃了？再一细想，我知道没有理由指望委员长留在作战前线。如果他被打死了，或被俘了，那才是灾难呢。
音乐楼门前停着一辆六轮卡车，五名士兵正抽着自制卷烟，他们的大衣都堆在地上。钢琴是一架鲍德温，已经被卸下卡车，看上去颜色已经发暗，用得很旧了，不过留声机还很新，放在牛皮箱里，配着亮闪闪的铜喇叭，还有两箱唱片。明妮掀开钢琴盖子，随意按了几下琴键。“音色很好。我们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用得着这家伙。”她说罢朝那几个士兵抬手示意，“请把它搬进去，放在风琴旁边。”
我们对这个馈赠感到挺高兴，可是我想不起来学校里有谁会弹钢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我的朋友霍莉是个音乐家，不过广播电台的事就够她忙活的。就连明妮也敲不出一段曲调来。她常说，她这一辈子都希望自己能会一样乐器，最好是大提琴。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多羡慕那些课后可以去学艺术和音乐的同学啊。她的老家在伊利诺伊州的塞科尔镇，六岁时母亲就死了，她十来岁就得替当铁匠的父亲管家了。少女时代的缺憾感，她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摆脱，仿佛那是一场她恢复不过来的大病。正因为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给金陵学院周围的穷孩子们上课，不仅教他们识字、算术和实用技能，还会教给他们一些娱乐活动，哪怕只是一支歌或一次球赛。为此我对她很钦佩，她的仁慈之心使她跟别的外国女教员不一样。
我要路海给五位士兵每人一包红屋香烟。这些年轻人随时可能上前线，所以我想让他们高兴一下。“我们刚好没有香烟了。”路海说。
“到我家去，找耀平要五包来。”我跟他说。
明妮说：“对呀，跟高先生说，他的老板有急用。”
他们都笑了，以为我在家里一定是说一不二的，其实哪是这样啊，我爱我丈夫，也尊重他，从来不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可能是我在学校里的工作要求我指挥大家做很多事情，所以给人留下个总要发号施令的印象。我告诉路海，“跟耀平说好，我们一买回烟来就还给他。”
路海乐颠颠地去取香烟了。
南京安魂曲 三（1）
和往常一样，耀平一起床就点上烟斗，泡上菊花茶，边喝边看当地的《紫金山晚报》。都十二月了，报上还尽是婚礼启事——当爹妈的都急着要把女儿嫁出去，一旦日本兵打来，可以指望新郎和婆家保护新娘。我们的女儿丽雅，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正在厨房忙活早饭，她的儿子帆帆还在床上睡着。她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可是肚子还没显出来，动作依然敏捷。她爸爸想让她给我们生个外孙女，可我还是想要个男孩子——我喜欢女孩子，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女孩子比男孩子要遭更多的罪，更需要别人的保护，当父母的要不断地为她们担心。耀平是个话不多的人，一直在南京大学任历史讲师，可他没有跟着学校撤往四川，不愿意跟我们分开。再加上他患有低血压、眩晕症，还有关节炎，需要人照顾，所以他也无法长途跋涉去四川。除去这些，我们觉得全家在一起待在金陵女子学院里会更安全，日本兵不大可能攻击一所美国学校。可是我女婿，丽雅的丈夫，已经随着国军撤走了，他是军队里的情报人员。
洗漱完毕我就去看吴校长，她今天动身离开南京。她和我都是湖北武昌人，从她当校长时，我就为她工作了。
校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九月初快开学的时候，只回来两个女生，一个月后连她们也离开了。接着，一些教员撤离去了武昌，他们在那边又开始给一小部分学生上课。一些外国教员暑假以后没有从上海返回。吴校长马上要和另外一些中国教职员工会合，加上二十来个学生，一起去四川，国民政府和很多大学都往那里转移了。她一看到我就说，“安玲，我把学校交给你了，帮着明妮照料好这里的一切吧。”
“我会尽力的。”我回答说。
“有空就给我写信。”她的脸上泛起了皱纹，像是努力要微笑，却笑不出来。
可以理解我就是她在这里非正式的代表了，因为明妮是个外国人，有些事情她无法处理。我们正说话间，明妮来了，微微有些气喘，两颊桃红，闪着健康的光泽。她拥抱了吴校长，还有娇小的会计范小姐，说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到她们。脚夫已经把行李装上车了。我们没再耽搁，就朝学校大门走去，卡车在那里等着呢。
明妮和我没随他们一起去下关，知道开船之前她们得在那里等上几个小时。整个上午我们都很焦急，直到下午下起了毛毛雨，我们才松了口气，因为雨天日本轰炸机就来不了了。船上还装着四百多个故宫艺术珍品的箱子，吴校长和范小姐上的这艘船，很可能是比较危险的。明天早上她们会经过芜湖，过了那个小城市，敌人的飞机就不大可能轰炸到她们了。
昨天晚上，范小姐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我和明妮，我们把现金都拿出来，分别藏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
霍莉他们的电台解散了，她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住到我们这里来了，这让我很高兴。除了明妮，霍莉是校园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且她钢琴、风琴都会弹。这就是说，我们教堂可以照常做礼拜了。近日来，她时常在夜晚去下关帮助照料伤兵，有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带上一些新做的衣服和被褥。我在教会医院里接受过护理培训，所以我学会了英语，学校的医务室有时候缺人，我也会去帮把手。
十二月七日晚上，霍莉开着她的迪索托小轿车带我和明妮去了下关。和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时一样，看到三百多伤兵躺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明妮感到又震惊又难过。他们大多受的是枪伤，很多人缺胳膊断腿。候车室让人觉得像一个临时太平间，不断地传来呻吟声，有些人在不停咒骂他们的长官。有个人乱甩着两臂在说胡话：“杀呀，杀呀！”大多数伤兵都光着脚，我不明白谁把他们的鞋袜都剥走了。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穿上真正的鞋子，因为很多来自南方的部队，都是穿着草鞋上前线的。
南京安魂曲 三（2）
我们三人开始分发今天带来的几条薄被子。对那些呻吟不止的人，我们只能对他说，马上就会送他去医院，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在一个角落里，一个肩膀受伤的人躺在担架上，直瞪瞪地看着我和明妮，微笑着用平静的湖南口音说：“别让他们把我带走。”
“你想待在这里？”明妮问他。
“我太累了，浑身还没干呢。他们在大雨里抬我走了三天，从丹阳一直过来的。好多人死在了路上。去医院以前，我得歇一歇。”
我看见在他的担架下面，水磨石地面上聚起一个小水洼，马上意识到他身下的棉被一定湿透了。“我去去就来。”我起身走开，转了一圈想找些干的铺盖来，却根本找不到。在一间装满了没送出去的包裹的贮藏室外面，我看见两条旧麻袋，于是不管它们是谁的，就带回来了。我和明妮把那人的担架拉开几步远，把麻袋在担架旁铺开，然后帮他挪到这个临时拼凑的“床铺”上来。
“谢谢，谢谢你们，”明妮把担架上弄脏的被子摊开好晾干，那人一个劲儿地道谢，“你们真是太好心了。”他说完就闭上眼睛，好像就要睡着了。
明妮一声不吭地把他的腿放舒服一些，我把担架靠在他身旁，这样等被子干一些了，他自己可以再回到担架上去。我们还没转身，他又睁开了眼睛。“我碰见过另一位好心的外国人，”他喘息着说，仿佛看不见我长着一张中国脸。接着他声音提高了一点，“是个加拿大医生，在丹阳，隔一天来给我的伤口换一次药。每次都疼得我发疯一般地吼叫，可他从来不发脾气，总是拍着我的额头，让我平静下来。有一次，他还用一条暖和的毛巾给我擦脸。我跟他分开之前，对他说，如果我年轻一点儿，我会想要他做我的教父。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基督徒。明妮摸着他的前额说，“上帝会帮助你尽快好起来的。”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起身离开时，我寻思如果不说假话，怎么能够安慰这些伤兵。他们身上尽是虱子和跳蚤，体力都耗尽了，很快就会化作中国的黄土。骤然而生的悲哀把我的心揪成一团，一下子使我眼泪盈眶，喉头哽噎，急忙冲出候车室，让凛冽的风迫使自己平静下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这块土地经受如此可怕的摧残？这些无辜的人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上帝什么时候才会对残暴的入侵者发怒？这些问题通常都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一下子都冒了出来，让我苦无答案。
明妮也出来了。“简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的声音当中带着哭腔，脸上泪迹斑斑，“我从来没想到会惨成这样。”她头发凌乱，嘴唇扭曲，我沉默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在外边待了几分钟后我们又返身进去。看见一个人，不过十几岁，用孩子般的声音喊着：“送我回家！死以前我要见我爹我娘！”他的眼睛受伤了，整个脸部除了嘴都裹着绷带。
明妮拉着他的手说：“他们很快会送你回家的。”
“别骗人了！骗子，骗子，你们全是骗子！”
她转过脸去。我去帮着霍莉往水壶里灌凉开水。大厅的另一边，好心肠的牧师约翰？马吉正在祷告。他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指挥一些年轻的志愿者来帮着照料这些伤兵，也为那些要死的人们做临终祈祷。
“安玲，”明妮在一个候车长椅后边唤我。我放下手里的水壶，走过去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右腿到大腿根都没有了。他一动不动，伤口处发出恶臭。明妮悄声问我，“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南京安魂曲 三（3）
我正拿不准，忽见他的手像是被什么叮了一般抽搐了一下。“他肯定还活着。”
我俯身去看他的伤口——肌肉已经有点儿腐烂，幸亏天冷，苍蝇不多，可我仍看见四五条小蛆在腐肉边缘蠕动。残肢上的恶臭太难闻了，我只好屏住呼吸。显然，这些人已经很多天没人照料了。
“他们有没有这些人的名单呢？”明妮问道。
“我不知道。”我对她的问题感到意外。
“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死后有没有一块墓地，他们为中国牺牲了一切。”明妮的眼泪再一次涌了上来。
内心里我知道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单。一切都这么混乱，他们的长官哪里还会为这些没用的人们操心呢。他们死了以后，谁能说得上来他们的尸体丢在哪里了？他们的父母也许会收到一纸“阵亡通知书”。这些乡下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来受苦、来供人使唤的——他们生命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忍耐和坚持的时间。
越看这个只剩下一条腿的人，我们就越是伤心。明妮走到霍莉面前，指着椅子后边，几乎是蛮横地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给他清洗和包扎伤口？”
“他们没有药，连酒精和碘酒也没有。”霍莉答道。
我担心明妮会大发雷霆。果然，她朝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走过去，说：“喂，我知道那边那个人可能没什么希望了，可是为什么不给他包扎一下，让他死得像个人样？”
“我们一点儿绷带也没有了，”那女子回答道，“我们只能给他们吃上饭，喝上水。”
“那么你们的工作就是延长他们的痛苦了？”
“我也想能够多做点儿什么，魏特林院长。”那年轻人勉强挤出笑容，她的面孔憔悴又疲惫。
“明妮，这不是她的错。”我说。
我把明妮拉开的时候，她也承认：“你说得对，她连护士都不是，一定是个像我们一样的志愿工。”
“她顶多是个护理员。”我回答说。
“要是我们的学生都在就好了，我们可以带两三个班过来。有钱的那些学生肯定会捐出些药品和绷带来。”
“她们一定会的。”我说。
我盘算着要不要给那位伤员擦擦伤口——至少把那些蛆都弄掉，可是我拿不准那样会不会让他更疼。什么药也没有，这样去擦可能会使他的伤口感染得更厉害。最后我没擦，而是找来一张报纸，过去把他的伤处遮盖一下。
十点后，我们才离开火车站。回去的路上，明妮一言不发，霍莉和我谈论着中国防线的失守。显然，南京沦陷只是几天的事情，城里肯定会拥进更多的伤兵和难民。
快到学校时，明妮开口了：“我得冲个澡，洗掉一身的臭味儿。”
“我想你会一直惦记那些垂死的伤兵的。”我说。
“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吗，安玲？”明妮问道，用了句中国人的比喻，“你怎么能猜透我的心思？”
霍莉哈哈大笑，接着说：“我们也许没有精力再去看他们了。”确实，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忙得再也顾不上去车站了。
南京安魂曲 四（1）
安全区的四周都插上了红十字会会旗，中国军队却在安全区范围内的南边架起了大炮，构筑了防御工事。约翰？拉贝不得不跟蒋委员长的一个副官黄中校吵了起来，要他们把部队撤出中立区。那个年轻的副官坚信，那些“必须死守南京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士兵看到这个安全区，他们的士气会受到影响。不管拉贝怎么吵，并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在这里设立防线是荒唐的，可中校就是不听——但他没过几天就跟着委员长的参谋部一起撤退了。拉贝事后开玩笑说：“用别人的鲜血决心血战到底，简直太容易了。”
委员长临撤退之前，又送来了答应提供给安全区的四万元现金，还附上了一封信，感谢西方人的救济工作。不少外国人觉得守卫首都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了脸面而装装样子，可是拉贝不这么看。那个唐生智将军，蒋委员长的对头，勉强承担了南京保卫战司令长官的使命，拉贝担心他也许会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包括牺牲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的性命。两天前，唐将军已经把长江上的几十条船都烧掉了，以示他的部队已经断绝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
拉贝再次对负责在安全区内架设大炮的军官们提出了抗议，甚至扬言，如果军事人员还不撤走的话，他就辞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军事人员在这里，会给日本借口炮击并消灭掉安全区。唐将军派了龙上校来协助拉贝，他们一起总算是把部队撤走了。听到他们撤出去的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建立难民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十二月八日下午，明妮召集这一带的居民开了一个会，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通常，这样在礼拜堂里的聚会会吸引来很多人，因为我们在会后提供的吃食，主要是面包和糕点。今天来开会的人们，却对“天食”都不感兴趣，而是急于知道，一旦情况危险，他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搬进金陵女子学院。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学院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庇护所了。娄小姐是为福音派教会做事的，也来参加会议了。她是个中年女人，明亮亮的眼睛，瘪瘪的嘴，前一天，明妮已经允许她搬进练习馆，负责管理住进这里的难民。娄小姐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却是我们很依赖的几位当地人之一。这个娇小女子很了解附近居民谁真正贫苦，所以每当我们要救济穷人，总是找她来协助。
“魏特林院长，我可不可以把我爸爸一起带来？”一个肩膀削瘦的女子问道，“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我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啊。”
“这个，我们的校园只为妇女和儿童开放。”明妮回答。
几个男人发出嘘声。其中一位抗议起来：“你们不能这样把我们拒之门外，魏特林院长！这不公平。”
我生气地转脸一看，那些人中间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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