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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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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写到他的这些第二类朋友时，多是描写这些朋友对他的关爱、写在他遇到困难时，朋友给予的无私的援助。读杜诗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杜甫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朋友帮助他，他生活在关爱之中。如病卧长安时，有一位叫王倚的朋友曾热情地招待过他，为此他写了《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诗中热烈歌颂了穷朋友之间相濡以沫的深情；战乱之中，他偶然遇到老朋友卫八，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写了《赠卫八处士》。这首诗描写了在一个沉沉的暗夜，为温馨友谊的灯光所照亮的生活一角。又一次，杜甫全家逃难山中，遇到大雨，饥寒交迫，狼狈不堪，当深夜路过彭衙、来到朋友孙宰家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漫睡，唤起ND067盘飧。
孙宰是全家动员，招待这位落难的不速之客，使杜甫一家老小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杜甫把他的感激写到这首朴素的《彭衙行》中，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又一次体验了友情的珍贵。杜甫的后半生漂泊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一家的衣食住行几乎完全依靠朋友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杜甫一家早就成为饿殍了。如果文学史上没有留下这些温馨的描写，后世的读者岂不会怀疑我们祖先是在黑暗而冰冷的世界里匍匐！
儒家创始人把朋友列为人际关系中的“一伦”，但是他们除了谈到交友的原则是“朋友有信”和朋友之间要互助外，并没有作更多的论述。杜甫不仅以友谊作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这几乎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的主题”，其重要性可以等同于西洋诗歌中男女爱情的主题），而且用极富感情的诗句为读者展示了友谊所应遵循的原则，如互相尊重（杜甫在诗中谈到其友人的诗歌作品时都是竭力肯定的，而且这种肯定不是胡吹乱捧，都能中肯地分析其好处之所在），彼此理解，经常往来，在心灵深处为友人留下一个位置（杜诗中大量的怀念朋友的作品，表明这些友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并且常常用思念去填充。后一点也很重要，因为眼前许多不能或缺的事情都可能把这个位置挤占掉，以致于一个人终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朋友。可以说杜诗中描写友谊的作品大大丰富了儒家这一伦理。
大儒杜甫（5）
9第六伦——说仁爱之三
其实，“五伦”不足以概括人际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例如有些有接触又达不到朋友程度的人们如何对待？这不能不说是儒家伦理的一个盲点。台湾伦理学界提出“第六伦”，讨论如何对待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人，这也是儒家伦理所未触及的。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来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问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20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技术的高超引起他的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孔子赞美其弟子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也是这个意思。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NE021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里邻人简直与乡党宗亲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关系是由宗法家族构成的。杜甫后半生没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邻里视作宗法亲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他们倾注了爱，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邻人父老对杜甫的热忱。虽然杜甫没有提出“第六伦”的问题，但是他对偶然遇到的人们的态度是对我们有启发的。现在有些商人不建立信誉，以欺骗为本，他们不企望回头客，抱定遇到一个欺骗一个的宗旨，认为中国人多，即使能骗到万分之一，也可发大财。这也是一种处理“第六伦”关系的手段。
10民胞物与——说仁爱之四
宋代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命题。这个命题的精神实质是泛爱一切人和物，在原始儒家那里，这个精神实质是没有受到重视的。杜甫虽然没有发明这个词，但他的创作里是贯穿着“民胞物与”这个精神的。杜甫认为大自然养育了人类万物，对此他满怀感激，在《北征》诗中写道：“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大自然仿佛是万物的父母，不择好丑，一律加以护持。美丽的河山也是向人类敞开胸怀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同样，人类特别是圣贤应与天地同心。在《过津口》一诗中说：“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自己也是这样做人的：“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大自然赠与我们的东西，本应与万物分享。诗人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自然，所以他写道：“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野五首》）。杜甫体会到人应该与万物同体同在：“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夏夜叹》），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早行》一诗中写道：“飞鸟数求食，潜鸟何独惊！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于动植万类、特别是对其中不能抵御弱肉强食的弱小者，杜甫是充满同情的。这在《观打鱼歌》和《又观打鱼》二诗中有充分的描写：“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诗人对食鱼者说：“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鳍，咫尺波涛永相失！”你刚刚吃下去的鱼，如果不被捕获，也许正相忘于江湖呢！用生的欢乐与死的残酷作强烈对照。
杜甫有时也有矛盾。这在《缚鸡行》中有深刻的表现：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鸡和虫都是生命，不是这个死，就是那个亡，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诗人为这个解不开的矛盾而痛苦。在今人看来，杜甫是庸人自扰，因为打鱼养鸡无非就是供人口腹的，这是天然合理的。今人还会指责杜甫的同情是虚伪，客气的会说有些迂。《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的传统就是重视生命的，认为生命是天地的恩惠。儒家伦理观念又是感性的。因此，人为地终结自然界中的任何生命都会激起儒者的恻隐之心，并认为是有悖于恕道。在孟子看来，这点初始的“不忍之心”，虽然细微，但很重要。它是人们能够接受儒家思想意识和“仁政”学说的基础。在现代伦理学者看来，人类的同情心和些微的善念都是具体善行的出发点，是值得珍视的。杜甫不仅有这样的情感和意识，更重要的是他还用如花妙笔把这些转瞬间产生的、也可能转瞬间消逝的情感和意识记录下来，用它去打动千秋万代的无数读者。
实际上，这些一闪即逝的善念，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可能有，但是我们没有发掘它、珍视它，更没有用符号把它记录下来。因此它也就很难在我们这里转化为行动，更不会产生影响他人的效果。这些善念很快地就会淹没在尘俗的现实生活之中，而不会得到升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之不同于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性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即使像“三吏”、“三别”这样具有强烈揭露性和抨击性的作品，也在展示苦难的同时歌颂了生活于苦难中的人们相濡以沫的深情，说明了普通的老百姓也没有因为苦难而变得麻木。杜甫描写这些用以呼唤人们的良知和启沃人们的良心。
大儒杜甫（6）
11培养善根与发扬善念
我们说杜甫善于发现和揭示人人皆有的善心善念，但也应指出杜甫的情感是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细腻、丰富，他所感受到的我们这些普通人不一定都能感受到。例如，杜甫曾经游历过的风景，当再次去时，感情就不一样了。他在《后游》一诗中描写再度游修觉寺的心境：“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为什么“曾游”、“再渡”就与初来不同呢？人的感情仿佛是自然界的甘霖和雨露，给万物以“润泽”，寺庙与小桥有过诗人的投影，所以当他“重来”时才感到分外亲切。对于自然风景缺憾，杜甫也有极敏锐的感受，“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更愁人”（《曲江二首》）。只要出现了一片落花就使得春天不再完整，这种感觉细腻仿佛是童话中的“公主”，能被九层厚垫子下的一颗豌豆硌得不能入睡。这种感觉就是儒家说的“智”。“智”是仁爱的基础，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不择仁而处，就是不“智”。没有“智”，也就是没有感觉，换句话说就是麻木不仁。麻木的人，没有感觉的人，不会有“仁”的。我们从生活中也会体会到，对他人痛苦没有了解的人，就谈不到“爱人”。《水浒传》三十八回写李逵与宋江等人在酒楼吃酒，李正要在大家面前卖弄他的“胸中的豪杰的事务”，没想到一个歌女前来咿咿呀呀的唱歌，宋江等人都听歌了，没人注意李逵了。李逵大怒，两个指头朝小女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死了过去。那个小女子是个可怜人，按照过去宣传的“阶级同情”说，李逵应该同情她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他对小女子的苦难没有感觉，也就谈不到同情。杜甫对他人痛苦的体验是极深的，并能很准确地表达出来。例如《新婚别》中新娘子身份的尴尬：“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垂老别》中被征发上战场的老夫妻之间的互相怜悯与安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杜甫一会儿是老父，一会儿是老妻，分担着两位老人的痛苦。
对于万物万事，大自然动植万类中的弱小者，杜甫也是充满同情与理解的，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举不胜举的。
12唐代的儒学
研究中国士人史（或说“知识分子史”）的一些专著中很少专门论述士人的性格形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考察士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后果，必须对于士人的性格有深入的了解。某事当前，他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种选择就是由其性格决定的。自汉代以后，对士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首推儒学，其次是道家、佛家、纵横家（社会动乱时期纵横家对士人影响尤大）。当然，不同的时期、在不同人物的身上各家影响有深有浅，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说来还是儒学较其他学派对士人影响大些。唐代之后，儒家对士人的影响又增加一个渠道，而且是影响力极强的渠道，这就是杜诗。
说到唐代的儒学，历来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唐初官方主修的“五经正义”；一是所谓的“中唐儒学复兴运动”。后者代表人物就是韩愈、李翱。唐初孔颖达等人所主持修官书，只是汉代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经学的总结，并为士人提供了一套为官方认可的五经注本。主持者们对儒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发挥。至于韩愈，虽被苏轼称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文公庙碑》）。但这是太超过实际的赞颂。韩愈的文章写得很好，又强调“文以载道”，因此，人们就误认为他于儒道有所得，甚至把他看作宋学的先驱。实际上，韩愈对于儒学的精髓很少有深入的理解，并热衷于世俗的利益，对于儒家倡导的超世脱俗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什么体会。他论述儒道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是很粗糙的。所讲的都是表面的条款，而对其实质没有什么阐发，很少有理论，更没有打动人的情感力量。其“天刑人祸”说，也不过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翻版。原始儒家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并以提升人性和重人情味为学说的核心，而韩愈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其主张有的是“与民为仇”的。为了维持当前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对于其他价值都采取了绝对排斥的态度。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谈到的韩在文化史上的六点贡献，有关儒学就两点，一是宣传“道统”，一是维护“道统”。然而他宣传与维护的又不甚合孔孟之义，还对原始儒学作了许多歪曲，那么其所“维护”和“宣传”的就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与儒学关系不大。宋代理学家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对韩持批评态度者居多。杜甫代表了儒家初创时期的方向，而杜诗代表了唐代儒学的最高成就。
大儒杜甫（7）
13杜甫的寂寞与被认识
唐人对于杜甫诗歌的成就和价值，特别是其中蕴涵的儒家情怀是缺少认识的。流传至今的唐人选唐诗中，很少有选杜甫作品的。杜甫满怀深情地赞美过当时许多诗人的创作成就，但却很少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朋友们薄情寡义，而是杜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意识和审美风范与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和审美情趣是不合拍的，因此很难被理解，这使得杜甫深感寂寞：“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唐代开国的中坚力量是军事贵族（许多人还带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尚武、建立功业是当时士大夫的人生追求（沈ND047期诗中所说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绝不是愤激之语，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儒学、经术只是那个时代的点缀。
到了宋代，赵匡胤出身社会下层，他通过军事政变，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天下一统，渐趋太平以后，为了防微杜渐，赵匡胤开始抑制军阀的力量，实行了重文轻武的政策。于是，儒学被摆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士大夫扬眉吐气。这时，历代文士特别是唐代文士留下的文化遗产普遍受到重视，杜诗的意义也被文人士大夫们发现。人们读杜诗除了得以徜徉在诗人所创造的五色缤纷的艺术世界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诗中所传达的深厚诚挚、充满了仁爱精神的情感。如王得臣在《增注杜工部诗集序》中所说，“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含今，无忧端涯。”“周情孔思”四字最重要，它表达了宋人对杜诗内容的理解，“周”“孔”是指周公、孔子。宋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文人士大夫无不受到杜甫的影响。宋代儒学主要表现是理学，而理学家中许多人受到杜甫影响。我们前面说到的张载是关西学派的创始人。他在《西铭》中倡导的“民胞物与”至少是与杜甫主张暗合的。政治家中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宋金交替时期的民族英雄李纲、宋元交替时期为国献身的文天祥，都是杜甫的崇拜者、杜诗的热爱者。李纲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重校杜子美集序》）。这大约是近百年来人们之所以热爱杜诗的一个总的说明。文天祥被俘之后，羁押在燕京狱中，三年艰苦的牢狱生活，陪伴他的惟有杜诗。并用杜甫的五言诗句集成五言绝句200首。他在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我们可以想见杜诗中所表达的伦理精神对他们的人生选择所起的的巨大推动作用。杜诗不仅文人士大夫读，就是一些武官、市井小民也在读，这在宋代笔记诗话中皆有记载。杜诗在宋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出现了专以杜诗为学习对象的江西诗派。
14“诗圣”与文士性格的塑造
宋代学者称杜甫为“圣于诗者”，这主要是指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把他视为“集大成”者，是位无体不工、无美不备的诗人。到了后世把杜甫简称为“诗圣”，突出了其道德含义（郭沫若在为杜甫写的对联中，也称杜甫为“诗中圣哲”也是此意）当然这也符合杜诗中的儒学内涵。
“诗圣”的名号，使得杜诗所确立的“忧国忧民”精神逐渐成为了主流理论。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赞成，但都不能不承认诗歌写作应该反映现实和关注国家与人民的命运。南宋诗人就说：“忧时本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这是赞成诗人应该忧国忧民的；也有不赞成的，明代的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提倡个性解放，不同意诗人应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在《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中说“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仔细咀嚼诗意，可见袁氏虽然不赞成此说，但还是把“忧君爱国”看作当时诗歌创作中大多数诗人所遵循的原则。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杜甫对后世士人影响之深。
诗歌创作乃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日常功课之一，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是“社交活动的必须品，贺喜庆吊丧，送往迎来，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见《宋诗选注·王安石》）。要学诗，必须读诗，古代学子读完“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小书后，就要学诗了。除了一些初级作品（如《千家诗》）外，他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当属杜诗。因为杜诗中规矩井然，学有规范。如应酬中大量运用的律体诗，如五律七律，当以杜甫写得最好，很少率意之作；科举考试中用的试帖诗可以模仿杜集中的“五排”（杜甫以后，很少再有诗人写出像杜甫这样多的高质量的“五排”了）。对杜诗的广泛的模仿从宋代就开始了。书商为了满足这个社会需求，还把杜诗分类编排，给模仿者以便利（杜诗的“分门集注本”一直流传到现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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