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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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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人士大夫的江湖
后来这个词发生了变化，由于“江湖”的广阔浩淼、荒僻鄙野，与热闹繁剧、名利所在的朝市恰成对立，于是，“江湖”变成了文人士大夫的隐遁之地。它没有了朝市的喧嚣嘈杂和争名夺利，成为厌倦了鸡争鹅斗的士人们向往的静谧休憩的好场所。此时的“江湖”可以与士人归隐、隐居划等号了。王昌龄送朋友回乡的诗中写道：“故人念江湖，富贵如埃尘。”必须看透了富贵名利，方能与之言江湖。到了江湖，与之相伴的只是“独立浦边鹤，白云长相亲”，耐不住寂寞的人们是早晚要和“江湖”说“拜拜”的。南朝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就是讽刺这类人的。
因为“江湖”这个词与文人士大夫的出处密切相关，所以人们谈到江湖就十分明确地把它与朝市分别了开来。唐玄宗写过一首送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就是他向玄宗推荐了李白）还天台的诗：“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这正像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中所说，“比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当然江湖与朝廷虽是两条道，但静谧的江湖中也不能缺少了吃的、喝的，否则文士们是高卧不下去的。而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们，即使身在江湖也要心忧国家，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
与朝廷、城阙“异迹”“殊伦”的还有一种“江湖”，它不是静谧安详的，而是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中，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请武松吃饭，三个人“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便安慰他们，说这只是江湖上好汉说话，不会伤好人的。衙门黑暗，一个公差听过、见过、干过多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事情，这从《水浒传》所写的林冲发配就可见一二；可是连这些董超薛霸们听了武松讲江湖事都感到震惊、恐怖，这种江湖的状况可以想见。
①江湖是游民们觅食求生的场所
这个江湖不是文人士大夫隐居的地方，而是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宗法社会中断绝生存之路的游民们闯荡、奔走、觅求衣食的场所。游民一无所有，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个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和发展。这里没有了士大夫江湖的与世无争的气度，不仅要“争”，而且没有主流社会中所应遵守的规则。饥饿能够把人驱赶到最原始的状态中去，游民们为了生存，有时仅仅为了一餐，便能剥去几千年形成的文明的积淀，这些绝不是衣食不愁的人们所能想像的。因此这个“江湖”不仅不是文人士大夫漱流泉、枕白云放松高卧的地方，也不是被金庸武侠小说所美化了的、文人化了的“江湖”（这个“江湖”除了莫名其妙的打打杀杀之外，其不食人间烟火的风格甚至超过文人士大夫的“江湖”），它是游民争斗、生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游民的第一需要是生存，这是“江湖”存在的依据，与这个“江湖”相邻的是“沟壑”。在江湖上挣扎的人们，最后大多填于沟壑。
说江湖（2）
②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
在江湖上挣扎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特别当主流社会是极权专制社会时，江湖是非法的，是被镇压的对象。如果说主流社会是公开的、显性的话，江湖则处于地下、隐性的位置。江湖一般来说不是个有形的组织（当然其中也有有形的，如被游民们所占据的各个山头——桃花山、梁山和秘密帮会等），它的存在更多地是体现为一个“场”，无形，但人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制约着游民或与游民有关的人们的生活，它也具有江湖人所公认的准则，并且依此形成了一个评价体系。它能给江湖人带来一些便利，也会制造一些麻烦。人们从这些存在中能够感受到“江湖”的客观存在。统治者有办法镇压、剿灭那些有形的组织，可是对于无形的“江湖”，能够不屑一顾甚至能鄙视它，但是却不能把它消灭，它像“磁场”、“电场”一样，是抓不到摸不着的，统治者对它无可奈何。因为只要有游民就有江湖，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
③江湖确实存在
“江湖”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可以从文化史上第一次透露了“江湖”存在的《水浒传》的许多描写中看出这一点。例如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路边的一个酒店里，店主人向他介绍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小旋风”是柴进在江湖上的绰号，只能用于江湖。如果他遇到江湖上的朋友，只要一亮“小旋风”这个名号，大多会有个照应，可能会给他带来许多方便；如果在主流社会中，柴进与人交往，比如说他去拜客，其拜帖上决不会写上“小旋风”三个字，这个绰号仅属于江湖。
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有了绰号（特别是江湖上的绰号），绝非善类。清风寨的知寨刘高抓住宋江以后，因宋江不肯吐露真名，只承认叫张三，刘为了把宋江坐实为土匪，上报其名便写的是“郓城虎张三”。
江湖上互相联系有秘密语，或者称之为黑话。《水浒传》中就有“剪拂”（下拜）、“塔墩”（跌坐在地）等，不过当时江湖秘密语还处在初期阶段，到了清代，江湖的秘密语就十分发达了。江湖上不同的行当和不同的组织都有独特的秘密语，彼此不能相通，把圈子划得很小；其词汇也十分丰富了，如天地会（洪门）的秘密语中有独立意义的词汇就在千个以上，掌握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江湖上的黑话也仅仅是在江湖上用，不会进入大雅之堂的（现在有些电视节目主持人满口黑话。一些洋人学中国话，把黑话当作中国民间语言的精华去学习，是很可悲的；有的洋人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学了一口流氓话回去，他还以此自炫，也是很可笑的），它的使用范围是十分明确的。
江湖还有属于自己的舆论，有属于自己的道德评价标准。例如“智取生辰纲”故事中，吴用劝诱“三阮”参与，当“三阮”感慨梁山好汉占住了水面，使他们很难捕到大鱼时，吴用激他们上梁山去捉“这伙贼”，立功领赏。阮小七说如果捉住了他们到官府那里领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这里不仅反映了江湖游民与官府天然对立的倾向，也可见江湖人的行为受到江湖舆论的制约，这种道德舆论的评价是与主流社会截然相反的。
江湖上还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有了事情很快就会在江湖人中传扬开来，例如林冲上梁山后受到寨主王伦的排挤，江湖好汉们马上就知道了，好像有专门报导江湖新闻的报纸和记者似的。又如，一些非游民想在江湖上投些资，救助一些游民，他一这样做，不仅受惠者感激，而且其他江湖人也很快就知道了，使得这些人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儿”。而且江湖上还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领袖，有了事江湖人就会去找他。如《水浒传》中的晁盖，《说唐》中的单雄信。
上述这些信息使人们感到江湖虽然是无形的，但它确实是实有的。江湖人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因为这个江湖是游民奋斗和活动形成的。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
说江湖（3）
二、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
1有江湖人就有江湖
如果非要让笔者指实到底哪里是江湖，那么我说，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和波光浩淼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哪里就是江湖。这正像“电场”是因为有电子的流动而存在一样，江湖就是因为有了江湖人的活动而形成的一个“场”。
例如《水浒传》中，东京的桑家瓦子里，有说话人在那里说《三国志平话》；郓城县的勾栏里，白秀英在演唱诸宫调；渭州街头，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式卖膏药；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使枪棒献艺……这些大中城市、乡野小镇的瓦子勾栏和市场街头就是江湖。在这里，江湖与市井是重合的。乡村古柳，盲翁作场，荒途僻野，流浪艺人在这里打野诃；江湖艺人深入山村水甸作艺，那么乡野农村就是江湖。至于茶楼酒肆，是三教九流聚会之所，江湖人在这里联络感情，交流情报。江湖中许多秘密组织常在这里设置眼线，观察官方和江湖动向。这种公共场所仿佛是江湖的神经结，许多江湖人的活动从这里播散开去。《水浒传》中多处写到人们在酒楼饭店里获取江湖信息，林冲得知柴进对江湖人热情款待的消息是在酒店，石勇遇宋江、戴宗遇石秀都是在酒店。梁山酬报宋江，刘唐与宋江密谈，也是去了酒店。可见其功能。不过有些僻野地方的酒楼饭店也很危险，这是江湖人开设的黑店，是不法的江湖人杀人越货、牟取暴利的场所，它们自然更是江湖；其他如远离城市的桃花山、少华山、二龙山、黄泥岗、对影山、饮马川等等，都是强人做无本买卖的地方，如浔阳江上，有做“稳善买卖”的张横、李俊、童威、童猛等，那么这些山川江河就是江湖。人们说江湖险恶，有时就是指这些政府很难管到、非法暴力泛滥的地方。
总之，从空间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能不是江湖，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江湖人就是江湖人，不是生活在城镇的市井细民，更不是蜷缩在乡村的宗法农民。其根本的差别就是，江湖人是流动的，正如走江湖的说书人一首开场诗所说：“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风涛不怕。”他们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艺人走了（个别的追星者也有）。长期生活在稳定不变的宗法社会中的人们，只要控制他也保护他的共同体对他不起作用了，他为生存而流动起来了，就必然会产生与宗法人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性格。宗法社会、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重要特征就是稳定、固定，缺少流动性，宗法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受到这种社会存在的影响，而人们一流动起来，这个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动，自然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性格。
2为什么士人、商人的流动不能形成江湖
为什么同样有流动性的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和商贾的流通货物中的流动性的经营，却不能形成“江湖”呢？
文人士大夫本身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统治者靠他们统治全国。交通不发达、宗法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分割成为无数独立小国的，但中国之所以常常能够建立起一统的王朝，而且行政能力无远弗届，政令能贯彻到数千里之外的偏远地区，这就在于有四处游宦的士大夫，他们像针线一样把零零碎碎的布头布块缝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们游学和游宦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的大一统，怎么会由于流动而构成一个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江湖呢？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责来看，这都不可能。另外，更应看到“江湖”是游民觅食求生和受到统治者排挤压迫的产物，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则受到朝廷的保护支持和传统习俗的认可，它们的成就被主流社会引以为荣，这是与脱序的宗法人变成游民后的流动不能同日而语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也有争斗，但主要表现在朝堂或官府，其手段也多是倾轧与排挤，与江湖人的争斗方式有很大差别。
游商虽然不能与游学、游宦相比，但商人为“四民”之一，他们的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各朝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不会受到有力的支持，但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而且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指望，不必靠非法活动谋生。在这方面主流社会是放心的，统治者也不会像防游民一样去防备游商；商人也没有必要舍弃买卖不做，去和主流社会搞对抗。商人的目标是发大财，并用以收买官僚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士大夫中也难免有“游”而“不遇”（说白了就是不能做官）后，心怀不逞之志，堕入江湖的，如唐代的黄巢、宋代的张元，都是科场失利后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特别是天下有变时，受纵横家影响较深、带有策士色彩的士人参与反叛活动，也是不罕见的。
游商赔了老本，由商人变成了游民，投入江湖更是很自然的事。《水浒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石秀就是因为跟随叔父贩羊马卖，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遂成为游民，后来上了梁山。吕方也是“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有不少人是流动商人出身的。
但总的来说，士人和商人投入江湖是个别人的事情。
说江湖（4）
三、宗法人、游民和江湖人
1宗法人和游民
上面说到江湖因游民、江湖人而存在，那么在古代社会中，游民和江湖人处在什么位置呢？
这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说起。自周代以来，古代中国都是宗法社会，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组成宗法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是又保护又控制的。一个宗法人，他的血缘、亲缘、职缘、地缘关系，都在他所属的宗法网络中。宗法人长期地蜷缩在宗法网络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不必自己面对社会，其个性是萎缩的，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宗法就会感到茫然。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因此，宗法人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控制，这也是很自然的。宗法人是宗法社会的基础，管子称宗法人为“石民”，也是很形象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不能或很少移动，另一方面也点明宗法人是社会的柱石。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的人们。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脱序”，即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流动却是在宋代，所以江湖的形成大体上说也是在宋代。因此作为首次写到江湖的小说《水浒传》，其故事形成于南宋期间，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游民从宗法网络中流离了出来，在宗法制度中他没有了角色位置，宗法制度所赋予他的角色意识不存在了，其在宗法共同体保护下所形成的萎缩的个性也要改变，否则就不能生存。所以游民与宗法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我就游民思想倾向提出了四条：
①鲜明的反社会精神。一般说来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沙家浜》中胡传魁所唱的“世乱英雄起四方”。
②主动进击精神。与宗法人的萎缩个性恰恰相反，他们只有以主动出击才能获取利益，争得生存，他们最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电视连续剧《水浒》的主题歌中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最为生动形象的刻画。游民出身的李逵就是“先打后商量”，其他阶层的人则不敢，动作之前要反复犹豫的。
③帮派意识很强。因为游民在求生存、争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所依附，对于其所依附者，游民有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他们往往是只讲利益，只讲敌我，不讲是非。《水浒传》中，凡是梁山所做的则一切都对，同样的事他人做就不对。例如杀人放火，梁山人做，那就是好汉的勾当；崔道成、丘小乙去做，就是伤天害理，就是绿林中强贼。
④因为没有了角色意识，儒家所构造的社会意识在游民那里被冲垮或被冲淡了。当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人性中的“恶”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那种因为追求赤裸裸的“利”所表现出的野蛮，往往是不加掩饰的。游民在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在宗法制度下所形成的文明，这是古代中国的惟一文明，摒弃了这些，实际上是远离了文明。这些在《水浒传》中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例如对金钱财货的追求、行为的野蛮残酷和对女人的敌视，等等。
2游民与江湖人
游民脱离了宗法后，生活对他来说是茫茫一片，只能浑浑噩噩被动地去求生，像没有走出未庄时的阿Q，就是处在这种缺乏自觉状态的游民；当他们闯荡了一些时间后，如果还没有被淘汰，有了一些经验能力，并且能够与自己同命运的游民结合起来去谋生的时候，他们就逐渐成了江湖人。其标志就是能够在江湖上走动和奋斗了。
当然组成江湖的江湖人不仅仅是游民，笼统地说来，在江湖上走的都是江湖人。以觅食求生存为基本诉求的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其数量最多。其他还包括生活在主流社会边缘、抱有不逞之志，希望能在江湖这个灰色群体中得以一逞的人们，如宋江、柴进一类；也有一些青年羡慕古之游侠，愿意打抱不平，充当社会良心，而投入江湖成为侠者，《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就近于这类人；更有数量很大、并对当时及后世精神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江湖艺人。
江湖艺人基本上也形成于宋代，由于宋代城市结构的变化，从城坊制变为街巷制，商业手工业繁荣起来，促进了对娱乐业的需求。于是一些具有文艺天分的游民，在流入城市后可以通过创作和表演通俗文艺作品来谋生，他们便是最早的江湖艺人。江湖艺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情绪，与一般游民很少有差别。他们演说或表演自己熟悉的江湖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冒险性、传奇性对生活在宗法制度的人们很有吸引力，因为宗法人过的是周而复始、平淡无奇的生活。
江湖艺人大多有些文化，头脑比较灵活，心智较为发达。游民的思想情绪、游民的个性，没有文化的游民很难说清楚，而江湖艺人却能够通过他们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表达出来，因此，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成为游民文化的载体。《水浒传》虽然成书于明代，出自于一位文人之手，但宋江的故事始创于宋代，最初的创造，还是当时的江湖艺人。明代的施耐庵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创者的思想倾向，《水浒传》也可以看作是游民思想和江湖文化的载体。
说江湖（5）
中篇
一、社会边缘人与江湖
上篇着重谈了游民与江湖的关系，游民是我们所探讨的江湖主体，因此谈论江湖必先谈游民。这些大多在拙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已经涉及到，所以这里说得比较简单。其实在江湖中兴涛作浪的，以及江湖的中坚力量或者江湖领袖，往往不是游民。游民在啸聚山林时，大多是喽罗，最高也就是个小头目，而那些绿林班头、江湖领袖，则多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柴进、晁盖、鲁智深等。
这些人物在未脱离主流社会时，或由于社会地位，或由于当局的排挤，或由于自己的选择，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非常容易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这些人仿佛是失去电子或带有多余电子的离子，在物质的化学变化中是极活跃的因素，他们在社会变化中具有极大的能量。这些人群曾经引起统治集团的关注，但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
1什么是社会边缘人
“社会边缘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地说，凡是脱离主流社会的都可以视为社会边缘人，包括那些浪迹江湖的游民，甚至已经进入反社会团体的叛逆者，因为相对全社会来说，他们是处在边缘状态的；狭义的“社会边缘人”是指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人们，这种人时时刻刻可能会脱离主流社会，站到主流社会的对立面去，成为主流社会的反对者。统治者对于这类人物特别关注（有时关注过分，起反作用，反而促成他们向对立面的转化），谨防他们冲击主流社会，对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造成威胁。
过去的边缘人不像现代那么潇洒，如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他的随笔集《走向边缘》序中，仅仅把“边缘”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假如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会枯竭”；这对学术来说是正确的，各个学科的原教旨的“学究”，大多只能抱残守缺，新的追求、新的发现往往属于被视为野狐禅的边缘学人，意识到这一点的边缘人是独来独往、天马行空的。可是在古代社会里，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们常常要被视为“造反者”的后备军，是要受到主流社会人们的嫉视，甚至要被送上火刑场的。布鲁诺不就是一个例证吗？处在下层的边缘人更是要被打压的。
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既不像欧洲中世纪，教皇、教士、贵族、农奴、商人、手工业者，各守其业，历数代而不变；也不像现代的欧洲，人们的社会角色像万花筒似的，变得令人眼花缭乱。与欧美近代相比，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其社会角色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还是很频繁的。因此，一个王朝的兴盛时期，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统治者、被统治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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