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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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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时期，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统治者、被统治者，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此时某个社会群体是处于社会主流，还是流荡在边缘，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有不同的社会边缘人。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就是脱离宗法的人们，在他们没有违法、没有身陷囹圄、没有啸聚山林时，他们还是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处在边缘状态的人们。久而久之，游民逐渐从边缘走到主流社会的对抗面。也有许多本属于主流社会中的各阶层人物，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社会边缘人。
2社会边缘人形成的原因
社会边缘人的形成大致有三种原因：一是经济的原因迫使主流社会的人们流向边缘；二是统治者的政策导致一些本应属于主流社会的群体边缘化；三是一些身处主流的人士主动走向边缘。
①我们说古代的中国是宗法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士农工商”等四民，他们被视为社会的柱石，这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的。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其财产的多寡，生产效率的高低，则是其社会地位是否能得到保证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饭吃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边缘感。历史学家孙达人在《中国农民的变迁》一书中指出，宗法社会中国农民的生产可用“小”、“少”、“散”三字概括：“小”是生产规模狭小，而且自宋代以来越来越小；“少”是指财产很少，直可以“一贫如洗”来形容，大多数农民仅靠农耕是不足以糊口的，还要从事其他副业以补不足；“散”主要指居住分散，除了宗族戚里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交往，不能形成有自觉意识的群体。手工业者、商人大多也是如此。这种经济现实很容易破坏他们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农民，正如汉代晁错所说，今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任你把这些人捧到天上，他们也不会有社会主人的感觉。因此，从社会规定来说，士农工商是处于社会主流的，但是贫困则可能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向社会边缘。因此部分农村人口的边缘化，最后成为流民或游民，这是小农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形成的。
说江湖（6）
②其次是统治政策造成的。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统治者的意志对于社会的走向影响极大，他们制定的政策和法令，也可能把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推到社会边缘。例如宋代武将焦光瓒率部降金，宋乃贬其部伍为“堕民”；明初把元末割据一方的张士诚和方国珍的部属划为“堕民”，这些人群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成为边缘群体，人们称之为“贱民”。“吏”的社会地位的变迁，也与统治者政策有关。宋代以前，吏是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只是级别低了一些；宋代和宋代以后，“吏”逐渐边缘化；明代和明以后，吏则成为边缘人。这就与宋太祖期间开始禁止吏人参加科举考试有关（见《续资治通鉴·端拱二年》），士农工商都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而吏人反而不能，其社会地位显然低于平民，再加上这个群体是官与民的中介，他们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道德水平低下，更为人们所贱视。
又如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和对于武官的防范，军人与行伍出身的将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军人都要“黥面”，视之如盗贼。北宋官至枢密使的狄青，因是行伍出身，官至高位，面上仍有黥文。狄青曾对人说，文臣韩琦“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所以总觉得在韩琦面前矮一头。狄青为人极谦和，就这样，后有彗星出，也被指责为“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韩琦）代之。是夕，彗灭”（《默记》卷上）。枢密使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长，位尊权重，尚且如此，一般武将的情况可以想见。《水浒传》中也有武将受文官歧视、社会歧视的现实反映，清风寨的知寨刘高，除了贪赃枉法和使阴谋诡计外一无所长，但他是正知寨，就有能力陷害武将、副知寨花荣。他的话在上级那里要比花荣的话管用。《水浒传》一书代表了社会边缘人的心声，书中处处为武将鸣不平，抨击“假文墨”、“大头巾”（高级文官）。这些恰恰是当时社会中的主流人物。
③另外，就是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说，社会没有逼迫他，也没有人迫害他，走向边缘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现在“走向边缘”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了，特别是在学术领域，因此汪丁丁先生可以很洒脱地说，“真正的生活是主流以外的生活，这被海德格尔叫做‘世界’”。可是古代人们勇敢地脱离主流，洒脱地走向边缘的人是不多的。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们，许多通过发家致富或科举考试，甚至是捐纳买官等多种途径来挤入主流社会，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另外，也有从主流走向边缘的。这大多是不安于平庸的循规蹈矩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追求冒险，追求不平凡，这些想法和行为也可能促使他们离开自己本应有的社会位置，成为边缘人物。例如一些向慕古代侠客的热血青年，勇于充当社会良心，打抱不平，反抗社会，便成为自我边缘化的游侠。当然有野心的人更容易成为边缘人。如项羽见到秦始皇的车驾的威风，倡言：“彼可取而代之。”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如果他们只是说说就完事了还好，当他们处心积虑，筹备实现这些向往时，就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类人最为统治者头痛，防备也最严。事实上，项羽、刘邦的确也成为灭秦的主力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羽、刘邦就是其中的“两户”。这类人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搏风击浪，以求一逞，往往改变了历史的面貌。这些人是被统治者视为不逞之徒的，是社会边缘人物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类。
社会边缘人物最容易投入江湖，有些处在社会边缘时就已经和江湖人物往来，甚至结成团伙，在江湖上作感情上的投资，为将来下海作准备，这是真正威胁到封建统治者宝座的人。因此，统治者对于这类边缘人物特别关注，识别和如何处置这类人，就是统治者绞尽脑汁也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边缘人是个灰色的群体，由于客观的社会条件而成为边缘人的还好识别，也好处理（如宋代对于武将老是心怀惴惴，监督很严，甚至是凭空猜疑，岳飞的冤案就与这种心态有关）；那些心怀不逞之徒就很难识别，更难处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率不高，能够负担的社会组织成本有限，因此古代关于社会组织的思想（这种组织是需要花钱的）虽然很发达，但限于经济条件，实践中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不高的，仅仅到达县一级（不同时代略有差别）。而社会边缘人的政治能量很大，社会想要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仅就宋代的例子，看一看统治者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
3宋代的社会边缘人
我们研究通俗小说，应该特别关注宋代的情况，因为通俗文艺作品到了宋代才大张其道，江湖文化（指游民的江湖）也是在宋代才被披露出来的。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江湖文化到了宋代才形成。从《水浒传》这一类通俗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社会边缘人的感召力、凝聚力。唐代的文人士大夫“谋官谋隐（实际上是回乡当地主）两无成”，还要努力向主流社会靠拢，到了宋代，本来在主流社会有安适生活的偏偏向往江湖，要在江湖上一争高低，寻觅前途，岂非咄咄怪事！南宋诗人华岳在开禧三年（1207年）向朝廷献《平戎十策》，其中有《取士》一篇，对当时社会边缘人有很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控制他们的办法：
夫名山大川，秀由所钟；ND052山乔岳，神由所降。千岁之日至，则间世之士生。必有翘楚之材，特起之子，梦寐未形，占卜未见，寓于贫贱闾阎流俗之中，隐于耕农商贾草莱医卜之下。罗之以科举邪？彼不善于章句之儒；诱之以利禄邪？彼不由于闻达之路；置之于驻扎将佐之中邪？彼不生于营垒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农，罗源贾木之樵牧，六安辽峰之高隐，羊岘房陵之商贩，类多抱负所长，高出世表。能否相参，有无相授，非不欲求用于世以尽其所蕴。然上则拈致无方，而下则无阶可进；内则搜访无术，而外则无门可入。是必庙堂广于延纳，而无间于疏远；幕府勤于听览，而无拘于早暮；监司州县专于荐举，而不遗于微贱。其门有八：一曰有官，谓沉溺下僚，不能自奋；二曰无官，谓素在草茅，不能自达；三曰世家，谓将帅子孙，不能自效；四曰豪杰，谓江湖领袖，山林标准；五曰罪戾，谓曾犯三尺，求脱罪籍；六曰黥配，谓才气过人，轻犯刑法；七曰将校，谓素有谋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谓隐于吏籍，不得展布。……其有言词浮诞、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乡贯、指陈他事者毁之。言词朴直，无令弃之，恐过人之资，拙于朱墨；虚词华丽，无令收录，恐科目之儒，例于奔竞。如此则闻达者既至，不求闻达者，亦得以识其姓名；利禄者可招，无心利禄者，亦得以知其岩穴。不然则草莱之雄，未能尽至，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窥觊之私；山林之奸，不能尽收，适有以启异时萧墙睚眦之衅。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华岳小传”中提到了这段话，并说华岳提到的这些人可以算得是《水浒传》的一篇总赞。在我看，这篇《平戎十策》讲的就是如何发现和识别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把他们罗致朝廷，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把可能危及社稷的“草莱之雄”、“山林之奸”变成抗金力量；即使眼前他们还不会立即投奔到朝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档，他们的住址也被有司掌握，将来有事找他们时也是心中有数，十分方便了。华岳认为他们是“英雄豪杰”，但又是十分危险的“英雄豪杰”，你不收纳他们，小者他们会扰乱社会，大者就有可能与朝廷对抗。华岳把他们分为八类：包括沉沦于下层的小官；没有官职的穷隐士；没落的武将子孙；江湖领袖；急于脱离犯人处境的罪人；有才气、不怕犯罪的流放犯；久在行伍的小武官；有才力、有抱负的小吏。这八类人都在我们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之内。他们有的是因为穷，有的是被政策排挤在社会边缘。华岳主张应该对这些人先进行测试，看谁有才能，便编入“人才库”，或给予现实利益，或作为后备人选。但这些毕竟是纸上的东西，很难变成可操作的方案。又因为名分、礼制与其政策的完整性所限，统治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吏人、武将等的政策，更不可能从罪犯、流放犯中大量选拔官吏，至于“江湖领袖、山林标准”则是统治者打击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变成依靠对象；即使把他们招拢了来，地位的差距、多年的隔阂所造成的猜忌，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
说江湖（7）
因此边缘人大量地回归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更大的可能还是舍主流社会而去，堕入江湖，成为江湖中的中坚力量。专制统治者也不可能全面招揽社会边缘人，纳入它的控制系统。统治者能够做的、而且要努力去做的，还是加强对边缘人物的控制，他们要弄清边缘人物的数目、姓名，在造户口册时要注明，并限制和管理其活动，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对于那些在统治者看来是“不逞之徒”的人，更要严加看管。具体如何做，各个朝代还是各有特点的。总的说来，宋代因为缺少经验，对于社会边缘人管得不多。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游民，他对游民、江湖人、社会边缘人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特别注重控制士农工商的活动范围，限制其活动自由，连商人长途贩运都要有“路引”（凭证），并对所去方向、远近均有所控制。学生士子读书不许住庙。清代对于特别需要注意的边缘人物，则是通过户口册控制，在造户口册时把他们打入“另册”。
二、社会边缘人与《水浒传》
《水浒传》的主题就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的，所谓的“游民奋斗”，也包括了社会边缘人在社会边缘上苦苦挣扎、堕入江湖以及回归主流等等复杂过程。《水浒传》里的社会边缘人都是自我边缘化的。
①例如晁盖是郓城县东溪村富户，属于农民富裕阶层。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这些做法不要说在八九百年前的宋代，就是前二三十年的中国，也会被作为“不逞之徒”的另类分子来看待的。为什么呢？他的“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做法，就不是宗法社会中正统人士应该有的品质。汉代荀悦在《汉纪》中论及游侠郭解时，说游侠们“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关系，每个人的情感都应该从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开始，而游侠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和“宾客”的欢心，这在正统人士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也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而晁盖所交往的很少有主流社会中的人物，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如宋江之类；有的还是匪类，如刘唐之类。从《水浒传》中不仅看不到家境富裕的晁盖如何照顾自己的宗族（这在宗法社会中是义务），而且书中还写他“不娶妻室”，这更显得“另类”。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晁盖这种断绝自己后代的做法，肯定是为当时社会舆论所不容的。晁盖还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就是“最爱刺枪使棒”。宋代禁止老百姓习武，不许私蓄兵器；宋真宗时曾下诏《禁河北诸州军民习禁咒击刺之术诏》，河北是当时抗辽的前沿阵地，这些地方都不许百姓学习“击刺之术”，其他地方可以想见。这样干犯朝廷的禁令，非要“好武”之人，自然是被主流社会排挤和打压的。
从表面来看晁盖是边缘人，实际上，晁盖一只脚已经跨出边缘，为什么刘唐、公孙胜知道了“生辰纲”的消息，不自己联系几个哥们去做，而要千里迢迢，到郓城报告给晁盖，由晁盖领头去做？这说明晁盖与宋江不同，他在没有正式下海之前已经是黑社会的头头和江湖领袖了。晁盖的威望使得江湖人相信他，相信只有在他的领导下，这笔买卖才能做得好，不洒汤漏水。
②宋江与晁盖不同，他未下海时只是社会边缘人物。作为吏道纯熟的吏人，平时玩法自肥，作奸犯科，“专犯忌讳”之处，肯定不少，所以才在家中挖了地窖以作临时避祸之用。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热情接待江湖朋友，《水浒传》中说他“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这几乎与晁盖一样。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挥金似土，肯于花钱，“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笔投资。宋江的投入江湖好像有些被迫，实际上是狡兔三窟。宋江早就把闯江湖看成他发达的一条通衢呢。在浔阳楼所题《西江月》中有言：“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作为一个吏人，他为什么“攻经史”、学“权谋”呢？我想他就是把自己发达的道路寄托在对主流社会的抗争上。他还会与周围的人们搞好关系，郓城县中从知县时文彬到卖糟腌的唐牛儿，都与宋江有极好的关系，这些都是他对抗主流社会的资本，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江湖领袖人物必备的资质。这一点是晁盖所缺乏的，晁盖交往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缺少长远眼光。吏人的边缘化是社会造成的，梁山的一百零八将中这类人物很多，如朱仝、雷横、戴宗、蔡福、蔡庆等。他们本来就与江湖有着广泛的联系，最后也投奔了江湖。
③贵族出身的柴进，可能怀有对祖上帝业的怀恋，他专爱与社会边缘人物打交道，资助流落江湖和陷于困境中的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人物；而且昭告四周，他的仆人庄客都了解主人的癖好，连附近酒店的老板都知道，为柴进招呼流放的配军。柴进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利用心呢？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这种作为都会被统治者所嫉视。
《水浒》中还有一些有侠风的人物，典型的就是鲁智深，他的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洁白无瑕的，是一心为人的。鲁智深是个军官，本来可以不与江湖发生关系。一是宋代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使他对于闯荡江湖人中的武夫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如与史进相见时的表现）；二是他好打抱不平，像古代游侠一样有充当社会良心的冲动，见到不平则不能忍耐，先是救助不相识的金老父女，军官当不成了，出家当了和尚。后来为救好汉林冲，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得下海，上了二龙山。
④这些人物从社会边缘到与主流社会发生激烈冲突，最后投入江湖，他们走上叛逆道路的过程不同，个性更是千差万别，但还是有许多共同特征可寻的。如：好武，爱使枪弄棒；好结交朋友，不重宗族家室（有的根本就没有）；不好女色，不注重子嗣；乐于帮助江湖朋友，为他们付出金钱或性命；富于冒险精神，与社会谨小慎微的君子迥异。这些特点许多是处于主流社会的人们所不具备的，有了这些特点，自然会与主流社会疏离，统治者会将这些人视为不逞之徒。
主流社会里边缘人物的边缘状态，虽然与其处境有一定关系，但大多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晁盖、柴进完全可以本本分分地过自己的日子，享受人生的乐趣。可是他们不这样做，这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过那种安定而平庸的日子。他们内心深处一定有更隐秘的追求，他们许多超出常人的行为也有特定的心理依据，可惜作者没能深入挖掘和描写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些社会边缘人一旦投入江湖，绝大多数不会以合法手段谋生，而是搞非法活动。在江湖群体生活中，他们大多是以领袖或中坚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历代“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往往就是这种人物。
⑤实际上这些人如果不搞惊天动地的非法活动，当局是很难发现他们的。其主要原因就是那些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替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吏人也边缘化，惺惺相惜，他们自然不会去举报或打压与自己同命运的人，除非这样做对他个人有极大的利益。这些社会边缘人大多能与周围的同道者和不同道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即使搞非法活动，也不祸害当地人（江湖上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说法），因此对他们的识别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控制了。
江湖人的职业
下篇
上篇和中篇主要讲了江湖人来源于哪个社会阶层及其在江湖中的作用，这一节着重谈一下江湖文化中的诸多问题。
一、江湖人的职业
前面我们谈到江湖是游民觅食谋生的场所，但他们具体从事什么职业呢？这个职业的人们是否都可以算作江湖人呢？
1江湖人也要吃喝
这是个极通俗但却十分实际的问题，要吃饭，除了家有产业的外，一般都要有职业谋生。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人，除了保镖护院的之外，好像很少有人还从事某一个具体职业的。许多江湖高人或云游天下，或独居雪山荒岛，没有职业，没有收入，不吃不喝，只是莫名其妙地与人打架。又像《庄子·逍遥游》中写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是与实际的江湖人不相干的。
江湖人对于吃喝的追求的强烈，往往超出一般人，因为江湖主体的游民，正是社会上的最贫困的一群，吃喝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填饱肚子，而且是一种生活理想。想一想《水浒传》中为什么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作为介绍梁山的优越性和引诱人们上梁山的“亮点”，就可以知道江湖人不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的神仙，而且是强烈地追逐人间非常世俗化的东西的。江湖人非常注重谋生，而且是很会谋生的，否则他们早就辗转沟壑了。
2秘密帮会的文差事、武差事
从江湖人谋生的角度来分，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非法谋生的，一是基本合法谋生的。为什么说“基本合法”呢？因为主流社会是不会把江湖人看作守法良民的，他们都属于“另类”，他们的行为都会受到质疑，即使是一些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行为。
非法谋生以各类游民组织为多。梁山式的打家劫舍的山头自不必说，明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秘密帮会，他们谋生的方法也都是变相的打劫。例如称霸一方，榨取当地和过路人的钱财，这往往是“空手道”，不必费心力，只是收过路费和保护费就成了（如果打下天下，这些费就变成“税”了）。帮会里常常挂在嘴边的“文差事”、“武差事”，便可以概括他们的谋生之术：所谓“武差事”就是抢劫、杀人放火、劫取钱财，甚至干大了直到打天下、坐天下（帮会在中国掌握“天下”的例子还没有，但在南洋有）；所谓“文差事”就是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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