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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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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士大夫因为抨击宦官当政、揭露奸臣当道、批评皇帝昏庸，而被廷杖、被杀戮、被贬斥的不知凡几。他们前赴后继、勇于献身，甚至牵连家人九族。在明亡过程中，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大夫争相殉节、慷慨赴死，其人数之众多、其自觉、其酷烈，也为历代所少见。这使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操守没有随着尊严的稀缺而低落呢？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即理学对明代士大夫的全面渗透。理学产生于宋代，真正畅行的是明代。明代开国文臣很多是理学家，从朱元璋起，皇帝也在不断地提倡。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它否定了先秦时期士人们就已认识到的个人的权利意识，强调士人对国家和君主的绝对忠诚，而且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对君王绝对忠诚的舆论，把能不能尽忠尽节、能不能无条件地为君王去死，看成是士大夫的基本道德规范，在思想上剥夺了士大夫一切属于个人的东西。这使得本来通达中庸、不走偏锋的儒家思想变成了走极端的邪教（应该把走极端看成邪教的特征，谓予不信，可周览一下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把平常人弄得五迷三道的教派，大多是邪教），把重理性、重人情的儒生弄成了痴迷症患者。明末王夫之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特别强调君王的权力，是一个绝对专制的鼓吹者（在这一点上，他与黄宗羲、顾炎武有根本区别），在其著作《读通鉴论》中，曾就唐代宰相张说为了涵养士大夫的廉耻而反对刑杖士大夫的意见驳斥说，这是“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避害”，并说这种做法是乱了“天下之公理”，使得“君臣之道丧”，从而导致了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这种说法不仅宣扬君权至上，而且剥夺了士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做的努力。王船山的看法在当时的“正人”中颇有市场。这种“理”给历史带来的祸患很大，清代戴震说的“以理杀人”，也就是对这种只讲君王权利的“片面道理”的控诉。因此明代有的士大夫尽忠殉节，给当时和后世的外御强权、内抗强暴做出了示范，提供了榜样；有的则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是“浊气一冲”，以为是慷慨赴死，实际上是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这时的“士节”高涨其实是一种畸形的士节，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于事无补。有的甚至不能体现士的尊严。正像当时俗谚中所说，“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
到了清代，统治者提倡理学虽然也是不遗余力，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两朝，但由于它毕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君臣之间的隔阂外又增加了满汉之间的隔膜，所以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那些高官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自己是局外之人，皇帝不是自己的亲娘老子；倒是一些没有功名、没有受过什么皇恩雨露的普通读书人，不知山高水深，把皇帝看成亲爹娘上书撒娇，反被杀头发配（文字狱的受难者多是这类人），鲁迅称之为“隔膜”。乾隆皇帝把明代投降了大清的官员都编入《贰臣传》，但是他也不喜欢当世有忠臣。他认为自己是“天纵之圣”、是“有道明君”，在明君之下只能有“良臣”、“能臣”去努力做事，而不能有“忠臣”尽忠。昏君之下，国乱之时才显忠臣，而现在是明君当道，这样即使有个别的士大夫想尽忠也不可得，因为尽忠就等于批评皇帝昏聩。
没有了忠臣，“士节”也无由表现，清代是士节的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这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有深刻而生动的描绘。但这不能全怪清代，而是两千多年来专制制度发展演变的结果。没有士节的士大夫是卑琐的，他们之间热衷于官场的可以抠抠八股文；惑于名场的弄弄诗文；朴学考据也恰成为官场、名场的点缀。没有士节的士大夫只能沉醉于卑琐无聊之中，决不会出大才。龚自珍就激愤地感慨社会的平庸，官场里没有了“才相”、“才史”、“才将”；学校里没有了“才士”；民间没有了“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街巷中也没有了“才偷”，江湖中没有了“才盗”，一片浑浑噩噩。如果有一位“才士”、“才民”出现，那么就会成为成百上千的“不才”之人诋毁的对象，众起地来束缚他、围攻他，直到灭了他为止。龚自珍还说，消灭有才者，不是用刀锯，不是用水火；一些人的学说文章、道德舆论、音容笑貌，都是杀人的刀斧。这段话说得真是深刻。
士节的低靡，也很少有忠烈之臣。清末许多官僚以忠烈自诩，可是清朝亡了，他们没有一个以身相殉的，只是搬了自己多年辛勤搜刮来的金银珠宝住到天津或上海的租界里，以“大清遗民”自居，过着优哉游哉的闲散生活，有的还要从清室那里领点儿津贴。
四、从士节到公民意识
当然，清末也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最典型的如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和稍后一些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以及清末许多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锡麟、秋瑾、邹容等等，都是“敢将热血写春秋”的英雄。说他们没有“士节”，恐怕读者难于接受。但这些人士已经有意识地在摆脱传统了，连谭嗣同这样的改良派人物，也曾在变法中酝酿结束专制统治。他们的思想中还有力图摆脱君臣关系的束缚，并主动接受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的一面。所以他们表现出的高尚的节操和轰轰烈烈的献身精神，已经不能用“士节”来概括和解释了；虽然人们在叙说他们的事迹和勇气时，用的还是歌颂士节的语言，如“望门投止”、“党人”、“张俭”、“杜根”之类，但其内容却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尽管新产生的知识分子还是带着士人的深刻烙印，但他们已经不是依附在皇权专制制度上讨生活的官员或准官员了，不再是依附在专制国家这张“皮”上的“毛”了。他们是国人中最早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中一分子的人们，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说科举（1）
说科举
一百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大臣的吁请，“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也就是说实行了1300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极深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了。
1科举之废与晚清形势
这个决定似乎有些突然，连主持科举的礼部对此也一无所知。礼部的官员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破除迷信，准备重修已经很残破不堪的贡院，没想到贡院从此就没用了（当时有个说法，修贡院不吉利，明代修贡院而亡国。实际上明代最后一次修贡院是在万历二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八九十年。所以一直任其破败；庚子事变后简直不能用了，庚子之后，癸卯（1903）那一科会试是在河南开封举行的，原因很多，北京考场——贡院——不能用，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北京贡院拆毁最早，一进民国就成为居民区了）！
废除科举是件大事，因为它面对的是上百万的读书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梁虽然也提出“兴学校”，但没有敢提“废科举”，那时只提“废八股”（也许这是个策略，因为学校与科举不两立，学校兴，科举必废）。“八股”已经作了五百多年，可以说连新的题目都出不来了（清代八股文题目都要用“四书”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题”（上句之尾与下句之头凑成的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截搭为“说乎有朋”）的荒谬，使得这种文体已经弄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戊戌变法在老佛爷的干预下失败了，“新政”几乎被扫荡殆尽，但戊戌政变后仅两年就是庚子事变，经过事变、转危为安的老佛爷，性格有些改变，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了”（《晚清七十年》），对于社会上的变革要求逐渐能够感应了。当时热衷新政、兴学校的地方官，都切实感到“学校养士”与“科举取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宋朝徽宗时，搞“三舍法”，以学校培养学生为主要入仕途径，也一度废科举）。庚子之后，朝内外大臣中主张废科举的人很多，如极有实力的袁世凯就是一个。但他不是科举出身，容易为人诟病。长期任湖广总督、科举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也是个积极分子，他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废科举。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遇事模棱两可、人称“琉璃球”的王文韶，他在废科举问题上却态度坚决，持反对态度，而且毫不退让，并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个军机大臣是荣禄，他是满人，非科举出身，不好表态。拖到1905年5月，王文韶因老病离开军机处，主张立即废止科举的袁世凯看准了机会，联合端方，又拉上张之洞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2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员流动
造成科举遗绪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科举历时太久，如果从知识阶层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说起，几乎近三千年。
春秋以前，社会的管理层或说统治层，都由士以上的贵族构成。此时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学校，拥有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春秋以后，原来的贵族社会管理体系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下移，有教无类，使得一批不是贵族的人们掌握了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层人士，从而获得了进入管理层的资本。因此，《管子》中对社会制度管理层人员来源的设置就产生了变化。“士”之子恒为“士”，但农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为“士”（后来还有主张通过军功进入管理层的设计——法家的主张）。这就破除了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能流动的制度藩篱，其意义是很大的。此时的流动是社会转型造成的，还远不是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结果。
汉代建立了“察举”制度，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上下流动制度化了。后来“察举”腐败了，曹魏时改用“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主持的地方评议）。再后“九品中正制”也腐败了，于是，隋朝诞生了科举。
科举制可分前后两阶段：第一，唐五代阶段，基本上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有点像“文革”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开卷考试，其录取与否与其名望有关，而名望多来自有权有势者的推荐。进士科考试内容不太确定，一般说来比较重视对策和诗文；第二，宋代和宋代以后，采取密封、誊录制度（考卷经过誊录），基本上依照考卷决定去取。考试内容则以经义为主。明代以后，“经义”发展为严格的八股文。
3向寒门开放的科举
科举制度出现不久，就成为王朝官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其制度设计的精神就是把入仕之途尽量向社会下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话，许多历史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例如，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从南宋两个年份的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就拿明清一直坚持的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文的题目都来自“四书”，学做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大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书？《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匡超人，他没有发达时还是农村劳动青年，是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的。他读的无非也就是“四书”以及八股选本之类常见书，也能考中。范进是中了进士的人，但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大家笑他无知，这正说明他的极贫困的家世，没有可能去涉猎广博的知识，但他同样也能中举、中进士、做官。而且其取中的概率往往比博览群书的士人还要大，因为他只懂圣贤书，只会做八股，不会被其他学问干扰。
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的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能不激起人们的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在当时也是不得？
说科举（2）
4加强皇权的科举
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代表了沉沦下僚的士人们的期待。他们还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来说明选贤任能的必要。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则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小臣怎么来？西方一些统治者是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包括一些侍从、奴隶），宋徽宗提拔高俅也与此类似。这不仅缺少规范，而且被选拔者的道德品行（不逢迎拍马很难被在上位者赏识）也受到怀疑，从而为人们所鄙视。而科举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它相对公正，凭才能和学问参加考选，因此被选中者不仅不会被人们鄙视，反而为人们所尊敬、推崇。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统治高层，确实带来了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钱穆先生就无限夸大了这一点）。然而要记住，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小臣，与最高统治者距离悬绝，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小臣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朝廷。因此，在小臣不断地替代大臣的过程中，皇权成为绝对的权威。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恰恰是增进皇权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使皇权不至于向畸形方面发展。
5制造平等幻想的科举
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它是个选官制度，可是在史书中往往把科举与教育放在一起。孔子谈到老百姓富了以后怎么办，那就要“教之”；孟子表述社会理想时，常常提到“庠序之教”。可见，教育在儒家看来是达到理想社会之必由途径，科举似乎因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伟大。三代两汉的统治者的确比较重视教育，《汉书》中有“循吏传”，所谓“循吏”就是重视教育的官吏（与其相对立的“酷吏”是力主严刑峻法的）。汉代最有名的循吏文翁之所以被人们称道，就是因为他在蜀中做地方官时积极办学，把当时最先进的中原文明推广到尚是荒蛮状态的蜀中。
自科举制完善以后，这种情况变了。京师以及各地还有学校，但作用越来越小。统治者的新策略是用科举拉动人们的学习热忱。办学、办教育不再是朝廷首先关注的政事了，因为科举遴选的标准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其读书作文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用再施加外力。而且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一定非要经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自学完全可以达到。州府县名义上的学校，在明清中后期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负有培养的责任。所谓的教谕、教授、训导，也不再是教师（但人们还称他们为老师），而只是管理秀才的学官。人们读书大多是靠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像汉代那样由千里之外负笈求学的现象很少见了。但应该说，明清时代培养人才的方式，更与小农经济相适应。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科举考试制度是面对全社会（除了少数吏人和操贱业的人士）的，这个制度设计使得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出仕做官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虽然能够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圈子的是少之又少，但它的社会动员面却是非常广阔的。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是平等地对待每一社会成员的。这是一场小投入、高回报的骗局。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直至今日，老百姓还是佩服“考出来”的人（传统上有三个认可：血统、打天下、考出来的）。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类似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基础。此时考生看重的已经不是真正传授给他知识的老师，而是主持考试的考官了。自己的文章内容和风格都要适合考官的口味，这样对于知识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了。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在这一元化价值观面前，人们似乎是平等的。
说科举（3）
6科举与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用八股文。为什么选择了八股？这种文章又称经义、制艺，这种文体就是用来阐述经书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的。作者在文中要模拟圣贤，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要设想自己就是圣人、贤人。如果一个人数十年地设想自己是圣贤，这种思想意识必然是牢记在头脑里、融化到血液中了，最后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了，这就是理学家的口头禅：“内圣”。因此做八股文的目的，就是使沉浸于此道者思想纯正，不受歪理邪说的影响。
另外，八股文一篇只有七八百字，分为八股，各有程式，考官衡文时容易有共识（本来对于文章好坏很难有共识的，八股则例外。这有些像现代体育竞技中给跳水、体操等项目打分一样，考官可以把一个连续的动作分解为若干片段后一一评判）。因此无论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还是从考核操作的角度来看，用八股文取士都是了不起的一大发明。
明清士人给八股文定了三大罪状：
第一，八股使人无学无文。许多会写八股的秀才连个简单家信都写不了，这是事实。但学习八股文不是为了培养文章家、学问家的，它只是用来培养官僚的。做官僚的首先要熟悉统治阶级赖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八股为业，实现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八股束缚思想。但古代从经济上说是农业社会，从人际组织上说是宗法社会，政务相对简单，儒家经籍中基本上告诉了人们如何“牧民”，思想有所束缚对于官来说是必要的。
第三，以八股取士最便于乡曲之士。实际上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要把最底层的读书人也纳入政权系统。
这种批评所触及的，恰恰就是八股所以被统治者乐于所用的原因。
通过读八股、写八股成为官员的人们，除了“圣贤”这一套外，对于其他是一无所知，甚至对于自己应该从事的政务都不太懂。因此科举除了奴化士人外，还有愚化士人的作用。所谓“愚化”就是使通过科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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