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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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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变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受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国家属女性之说”，而女性软弱；“帝政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这些辨析不仅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因为关系太密切，又尽人皆知，所以议建筹安会之初，袁世凯并不想由杨度来办，而是希望与袁关系不深的徐佛苏来办。而杨度要为新朝建立第一功，要作“开国元勋”，才非常积极地走到前台。杨度本来可以直接与袁世凯往来，参与机密。可是，在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泽对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党可能出现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在那些方面，因而对于筹安会中的头面人物（有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笼络来的）就冷淡了一些。筹安会最初闹得沸沸扬扬，出足了风头，挨够了骂，而在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是处于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的状态下的。自视颇高的杨度心中怎么想呢？他在诗中曾不无怨气地写道：“吹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楼与接天。”本来已经是到手的第一功勋，现在袁世凯对于这些拥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3）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似乎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说，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因为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全押在未来的洪宪王朝的成败上，因此他对帝制活动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而袁世凯则显得有点谨慎，或说畏首畏尾。袁自从做了终身大总统，实际上已经是没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袁克定则完全没有这些顾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赶快做皇帝，自己好当“皇太子”。因此，他想尽办法剪除一切可能影响到洪宪帝制进程的消极因素。例如弟弟袁克文对父亲称帝不太积极，赋诗言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袁克定密告于袁世凯，遂被拘禁于北海，禁止出入。又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连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专门印了一份只供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满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里带回一张《顺天时报》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这一类事情都是通过筹安会杨度等共同筹划的。每当袁世凯有所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操作方式也不对。1915年4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很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同年8月14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因为《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此时办筹安会，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成立，并立即通知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动已经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仍感太慢。于是，筹安会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筹安会遂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表决团体，它还准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并鼓动各省驻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要求恢复帝制。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组织请愿，好像特别看重民意似的。但这已经让袁世凯袁克定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把杨度看成是迂阔不中用的书呆子。杨度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因为他毕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民意在他的心中还有一定的位置。这就束缚了他的手脚，不能像那些大老粗军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其实杨度的老师王ND064运讲的“帝王术”、“王霸之道”，也不是这个做法。《洪宪纪事诗》引王ND064运《缃绮楼说诗》云：
洪宪改元，余方辍讲东洲，不问世事。而京使复来，将以大师位上公强起之，笑谢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与书项城，有曰：闻殿墀饰事，已通知外间。传云，四出忠告，须出情理之外。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又与杨皙子书曰：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而杨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王氏问得好：“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专制本身就是对民意、民主的剥夺，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杨度和筹安会所采取的操作手段，就是对所追求实现目的的一个嘲弄。杨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师的“帝王术”，可是当拥戴他人为帝为王时，恰恰没有用好“帝王术”，他老师的耳提面命也没有用。无怪王ND064运说他是“书痴，自谓不痴”。杨度与王ND064运毕竟是时代不同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杨度想像他老师那样对各种各样野心家应付裕如、游戏人间，是不可能的了。
三
1916年王ND064运逝世，杨度为其师撰写的挽联是：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谈到他老师王ND064运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学到家。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ND064运是湘学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第一，进取不由正道；第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第三，重术不重德；第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术”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4）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是，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就是要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的神秘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的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在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最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征，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雅弗利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挟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多山野质朴农民。可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一般军官士兵，像杨度的大伯那样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解甲归田；这些原来的乡农经过了数年的战争和游荡，变成了游民。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已和他们的从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的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往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是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文人士大夫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本就有一致之处呢？
了解了“帝王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些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剧烈转型时期，同样也是旧式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了像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路，不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往往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类人物；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利用，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扣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换，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能个个都是“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凭借自己的“术”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自己的家赀。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我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有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文字中（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对杜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可是在杨的笔下，杜氏非常像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说“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倡导”、“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善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总之，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杨度食人之禄（杜每月送杨度银洋500元），为人说话，还是现代人的关于杜月笙的记载都带着阶级分析的眼镜呢？
王ND064运和杨度（1）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ND064运和杨度
史书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历史细节，特别是事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心态，很少作深入细致的记载和描写。而实际上这些生动、富于感性的材料，更能使读者对那个时代有个更具体、更亲切和更深刻的感受。历史事件只有化为个人的感受，才能对人发生作用，比如史书上“循吏传”多了，可其感动力还不如一出包公戏。要对袁世凯帝制活动有个感性的认识，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看一看各种人物生动的表演，和发生过多少可憎可笑之事，那么《洪宪纪事诗》是不可不读的。
《洪宪纪事诗》是以诗加“注文”的方式记录历史的。以组诗的形式记载一段历史，这种做法大约始于唐代王建的《宫词》。这组《宫词》只有诗，没有注，到了明代，宫词才开始有注。诗是注重感情和细节的，用这种文学性很强的体裁写历史，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历史的细节，还因此受到历史氛围的感染。
袁世凯称帝83天的“洪宪王朝”与法国的拿破仑第三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在外观上很相似，都是一场充满了笑料的闹剧。袁世凯也许认为自己干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建立中华大帝国，为子孙建立万代基业，可是，这件事从酝酿到出台，似乎没有任何正剧的内容。可
悲的是，竟有一些新旧知识分子极为认真地卷入其中，这是能给后人许多教训的。
袁世凯一伙人在舞台上演得越严肃，在旁观者看来，就越可笑。本文要说的王ND064运，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他为洪宪王朝的宫廷大门（即今天的中南海南门）题了一副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是“旁观者清”。这是年过古稀、经历了许多战乱和政治风波的饱学宿儒，对于洪宪帝制活动的感受。
《洪宪纪事诗》的作者刘禺生更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当然是洪宪帝制活动的反对者。然而，写此书时，大多时候刘禺生是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的，不动火气，平静地把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显示其可笑、可憎之处，使读者忍俊不禁。孙中山在为《洪宪纪事诗》写的“叙辞”中说，他与刘禺生“畅谈《新安天会》剧曲故事，予亦不禁哑然自笑”。《新安天会》就是用不伦不类的“现代京剧”丑化和讽刺孙中山，而孙却从“旁观者”的立场看出了可笑。《洪宪纪事诗》一问世，便脍炙人口，风行一时，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刘禺生的老乡董必武在1960年为刘的另一本著作《世载堂杂忆》写的序中，也指出《洪宪纪事诗》初出版时，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如果现在有一本以这种形式和文采描写“文革”的书，肯定也会风行海内外。
一
我说《洪宪纪事诗》中有许多可笑的人和事，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一伙人的所作所为，与那个时代（“五四”前夕）极不和谐，人物与背景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才造成了笑料。
本文要说的是清末民初的两个大名士：王ND064运和杨度。这两位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湖南湘潭人，王是老师，杨是学生；两人都受到当时巅峰人士的重视和利用，都热衷于做“帝王师”，热衷于搞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出身的家庭地位都不高，后来取得的成绩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两个人也都有很可笑的一面，在洪宪黑幕之前，显得很滑稽，但王ND064运和杨度对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杨度老想把他老师拖入洪宪活动的泥潭中，这一方面可以加大帝制活动的力度，一方面也可以抬高自己在袁世凯集团中的地位。而王ND064运却没有把自己交给袁世凯，一直是在冷眼注视着这场表演，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这些在《洪宪纪事诗》中皆有精彩的描绘。
王ND064运，字壬秋。自清同治以来，就以诗文与经学有名于时，到了民国初年，如钱基博先生所说：“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ND064运”（《现代中国文学史》）。可是，王ND064运不以文章家自居，他在去世前，伏枕疾书自挽说：“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掷笔而逝。可见他认为自己本应是经学家、政治家。他的经学著作不少，对于晚清经今文学派的昌盛有一定的贡献。虽然他更认为自己长于纵横捭阖之术，应该在晚清政局变动中产生影响，实际上，是一事无成。他在曾国藩幕府时，曾秘密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可惜，曾氏没有那么大胆子。肃顺对王也是很看重，曾在咸丰皇帝面前推荐他为翰林。但恰在召其进京的过程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顾命大臣肃顺等人。王ND064运失去了依靠，入京选官之事只得作罢。从此，他再没有遇到过可以接近中枢的机会。玩弄“帝王术”的人士，要有所凭借，或是接近权力中枢，或是依靠实力派，总之是要凭借他人的力量为自己建立事功。中年以后的王ND064运两边都不搭界，则不免有生不逢时的感喟。
民国三年，窃得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还不以此为满足，他担心的是失去大总统的名位和权力。当然，此身不失，还能把大位传给后代的最佳办法，就是做皇帝。为了筹备帝制，袁世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不但要找能为帝制帮忙的人材，还不能少了帮闲人物，因为有了这些才使人觉得“圣朝无阙事”，对时代产生一种完美感。袁氏王朝的帮闲人物包括前清遗老和京内外的耆旧名宿，为了安置这些人物，袁世凯仿照历代的模式开办了国史馆。杨度推荐王ND064运为馆长，当时王氏已经八十有余，被视为学界之大佬，又是袁世凯心腹杨度的老师，自然要借重他，帝制诸臣无异议。袁世凯对此事也颇重视，他派使者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聘书，奉三千银元，并指示湘鄂豫直四省将军、巡按使沿途照料，护送入京。一路之上，火车轮船，送往迎来，十分风光。
已经有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王ND064运，从湘潭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但是他此行却带有游戏的性质。在武昌大宴抱冰堂时，王赋诗言志说：“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这不单纯是文人士大夫的矜持或矫情，确实能反映他对现实政治的感受。王ND064运虽然一生都在传经授徒，可是他心系政治，在官场上进进出出也有了四五十年的历史，又经历了太平天国、“祺祥政变”、戊戌变法、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很熟悉这些黑幕政治的内涵及背后的操作（他所欣赏的“纵横术”就是这一套），因而他是谨慎的。他也知道所谓“国史馆”纯粹是太平盛世之点缀，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自己根本没有进入洪宪帝制活动的核心，甚至他认为连杨度本人也不是权力中枢里的人物。王ND064运不想在他看来没有多少意义的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因此，他到参政院开会，也只是“未闻其说，随众举手而已”，表现得特别消极。这一次他只在北京呆了半年多一点，便不辞而别了。这位老名士很会处理官场里的进退，他很好地利用了一个契机。
王ND064运和杨度（2）
当时，拥护洪宪帝制的人中有一群很疯的女郎，她们是北京达官显贵的小姐或姨太太，并自称大总统门生。这些人冶服香车，招摇过市，胡作非为。她们醉心时髦，建立女子参政会，搞请愿、砸报馆，坚决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但她们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砸报馆，得罪了舆论界，京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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