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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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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 著
作者简介
师东兵先生，现年48岁，山西省定襄县师家湾村人。自1976年以来发表纪实文学、历史小说、戏曲剧本等多篇，总数二千多万字，其中《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短暂的春秋——华国锋下台内幕》、《庐山真面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揭秘》、《高岗魂断中南海》、《铁窗余生录——江青被捕之后秘闻》、《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等书已在本港出版。1994年，师东兵的作品《中国第一冤案》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优秀图书奖。
师东兵先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山西省法制心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当代作家名人录》及《中国作家辞典》收有他的条目。
狂飙系列介绍
师东兵的纪实新作狂飙系列二十本，是继他的文革系列十五本之后的又一套正面反映和揭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书。这套全书是以毛泽东、江青在部署、策划、指挥这场运动的活动为主线，全面地、真实地分阶段、分回合、分层次地再现了这场运动全过程的纪实文学。这套全书是已经出版的文革系列的姊妹篇，比起前者分别是以一些老将帅或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为主线来，这套纪实新作更具有权威性，更具有揭示高层内幕特点，更能使人信服地了解和掌握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书中无论是对毛泽东、江青的描写，还是对林彪、张春桥等人的刻画，都是本着他们真实的活动再现，尤其是对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物的叙述，作者更是凭借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毫不掩饰地归还他们在运动中的本来面目。这套全书的最大特点是“再现风云”、“忠实历史”，体现了作者“秉笔直书”的一贯文风。
上册
历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讲出更多的真理……
有一位哲人说过：“越是不敢正视的东西，就越有它独特的价值。”这在一定的条件下，很有道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一些人对其讳莫如深，总想遮遮盖盖、修修补补？为什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和文章，在某些机构和出版上还列为禁区，使人不得越过雷池半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共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为什么动不动就不让人们发表文章评说、议论，而有关出版的书籍竟然非得经过某些机构或者是他们的“审查”？说穿了，无非是想封杀一些事实，封杀对他们来说是“丑陋”的、“不敢见人”的东西罢了！岂不知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包括我们的后人，得不到真正的经验和教训，不能探索到真知灼见，因而对今后也可能产生新的“盲区”。真实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它可以照清楚一切人的面目而永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里。
作为一个作家，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同理论家、学者及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前者除了阅读有关的文件和文献及资料外，还要进行大量的采访、调查，尽可能地接触事件的一切当事人，然后他才能用艺术的手段描述和再现当时的历史风云。而后者基本上是通过文件和资料来研究经验、教训和上升的理性的东西，对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或者是根据政治需要的评价。两者的区别，决定了不能完全用同一个标准或模式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拿上理论家的要求来硬套作家们的作品，就会得出很难接受的结论。我常常受到某些专家、学者的责难，要什么“根据”呀，查什么情节的来源呀，如果你要提出当事人的回忆，他们也要提出种种政治因素，等等。于是结论只有一个，以他们的观点和依据来写东西才能够获得通过。这显然是强暴文学作品的极其落后和腐朽的做法。人类历史总是一个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不管这个过程会出现多少的曲折、磨难和意想不到的反覆，但是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历史，客观地正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对文明的起码要求。
我的狂飙系列，将再一次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那场三十多年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我的这次创作，和已经出版的文革系列不同点在于：将更着重于从毛泽东和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作为主线，来揭示和再现那场“革命”的全过程及其所导致的后果。原来出版的作品基本上是以历史事件入手，再现和刻划重要的当事人。在当时的写作中，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形象刻划，基本上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出发点的。这一次，将在更广泛的角度和广度来再现文化大革命各个重大历史时刻的决策过程，多视野地再现那场革命的前前后后及其各种人物的真实表现。
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你的作品反映的对象，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相对反映得较少？”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直接决定和关系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程，他们领导人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人民有权了解他们言论和决策的真情和内幕。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领导人的工作和生活并不仅仅是属于他们个人的，而且也是属于人民的；人民需要了解他们，人民必须了解他们，更应该依照法律监督他们。不从解剖他们言论和活动开始，人们就无从掌握那场“史无前例”的起因和发展的过程。正因为许多的领导人和当事人、见证人陆续作古，我创作反映这场运动的作品就更加显得必要。
事实和道理在文明和野蛮的词典里往往是两种解释。在一个时期，偏偏冒出这样的逻辑：写反映某些领导人的作品和文章，必须要经过他们本人和亲属的审阅甚至同意。如果从核实某种事实的角度上，有一定道理。但这往往便成了这些领导人或亲属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对待甚至裁决作家作品、文章的理由。这就从根本上大谬不然了。只要不是存心诽谤和诬蔑，任何领导人无权剥夺普通公民对自己评论、介绍包括批评的权利。道理很简单：你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公务员，人民有权对你的一切表示关心。除了法定的国家机密外，任何领导人的生活和工作，甚至是私生活都不一定属于保密的范畴。
想当官，想要权，又不想让人民说三道四，更不想让人民了解你的生活和工作，甚至动辄对作家进行刁难、迫害，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就是法西斯的横行霸道！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封建专制。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法制的健全，任何领导人的生活和工作必须置于新闻舆论和人民广泛的监督之下。任何人再搞文字狱，再搞言论罪，必将受到法律和正义的严厉惩罚！
这也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深刻教训。
历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讲出越来越多的真理，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当我们常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们也将会看到，就是实践也被历史不断地检验着，从而更为人们所了解。历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充实，不断地揭开笼罩在其上的一层层面纱而更清晰地显露出它的真相。只有历史，才将使一切谎言和伪装的制造者无处藏形。曾几何时，类似“英明领袖”的人物，靠玩弄权术和伪造历史而红极一时，好像他是什么毛泽东的正统化身，好像毛泽东给了他什么“执法秘诀”，等等。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他总是不断地在现形着，仅仅是几张历史的照片，就把它那副“庐山真面目”日益大白于天下。
历史，将迫使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它的检验，在它面前，不论是贫民还是高贵的官宦一律都得平等排队。谁也不可能靠“插队”或“关系”而改变它的面貌。一部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闪烁智慧的光焰，而伪造者将如同磷火般一样而逐渐地熄灭。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使当时最高层人物的脸谱变化，基本上毫无保留地和人民群众直接见面，增加了除毛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的透明度。一面是靠把所有的革命既得利益者还原为普通的公仆而衬托领袖的伟大，一面用提高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来保证“上层建筑”的纯洁和革命，这种“关心和参加国家大事”的结果，使得本来神秘的东西变得很普通，倒是让本来普通的东西变得日益神秘起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当然也导致了发动和领导者事与愿违的下场和结果。不管最后的收尾如何，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和经验却是十分深刻的，足以使历史学家们考证和总结出许许多多有益于千秋万代的经典名篇。
从这个角度上讲，敢于对历史负责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将划分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见风使舵、靠政治形势图解历史和靠钦定文件来编纂历史的那些人的界限。基此，“鸡零狗碎”的史实，比多如牛毛的论证要有价值得多，底蕴和意义会更加深远！我多年来就是从所谓的“鸡零狗碎”中搜集和总结出许多的从文献里看不到的东西，从而掌握了许多历史当事人的所为和情感脉络，找到了他们由兴盛到衰亡的人生轨迹。这一组历史的画面，就是我的文革系列和狂飙系列的纪实作品。
在我的纪实文学作品相继出版和发表后，不断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创作的道路？”我这样回答：“因为我不能容忍一些人对历史和生活的歪曲，当我知道了事件的真相时，我就有一种把真相告诉读者和后人的冲动。这就是我最初的创作动机。”
是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那个自称为英明领袖的人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为一身，开始了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的活动。他一面拼命地销毁对他不利的历史证据，迫不及待地利用“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残酷地迫害和打击坚持真理、熟悉真相的知情人，剪除异己；另一方面他却动用一批御用文人，恬不知耻地美化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得到毛主席的培养”、“是毛主席亲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更有甚者，他断章取义地分割毛泽东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伪造“圣旨”，好像他所干的一切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他总结和提出的“两个凡是”的路线不仅在政治上是欺世盗名，在理论上荒谬不堪，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在思想上搞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更活脱脱地暴露出此人无才无德无能无为的那个独特时代的庸人干部嘴脸。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用人不当，误国殃民。再一次地也从正面说明：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还从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毛泽东从来是把培养所谓接班人的措施，作为他巧妙的党内斗争策略和艺术运用的，明白无误的接班人都是他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手段。他要真正扶上台的接班人是用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作为暗语的，是要在他死后通过全党公认来选出的。只有这样的措施，才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和原则，也符合他的“英明”和“伟大”的身份和地位。正因如此，这位聪明一世的毛泽东才选择了华国锋这个“自己认为自己不能当总理”的人当了总理，而且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时间和历史老人往往与一些人在开玩笑。就是这个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口口声声说他没有能力当总理，一旦当那位巨人果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后，他的眼睛马上盯住了巨人的宝座，他绝对不会甘心再当什么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了。所以他对一位新闻记者没有给他拍出他居中的照片恼怒不已，自己亲自在中央的回忆上滔滔不绝地给那位记者罗列罪状，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听了传达后找到他说的那天的报纸查看了照片，就对我的几个朋友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还如此斤斤计较议长毫无差错的照片，可见此人心胸窄小，不成气候。毛主席的这个所谓接班人并没有选好，我看他就是掌了权也不会长久。”其中一个朋友问我：“你说华国锋能干多久？”我说：“顶多三、四年吧。”
紧接着，声势浩大的揭批清运动降临到我这个普通的作家头上，我说的这段话被朋友揭发出来了。于是，我成了“反革命”，受尽牢狱之苦。批判我的时候，那些显示革命比谁都坚决的人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我下来反驳道：“我和他无冤无仇，有什么可反的？我不过是对他的行为作一点评论罢了，怎么能说成是反对他？真正能反对了他的不是我，劝你们不必在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下什么功夫了。我料定这位所谓英明领袖需要你们保卫他的时候，你们没有人敢真正站出来再提半个字的“保卫”！”
我的话，使我的那几个专案组的人面面相觑，不发一声。
直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就料定，中国真正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当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最后连党的副主席都落选后，我再次望着他的画像笑了：“一个本来就不该属于你的位置你怎么就敢坐上去呢？整整三年多四年头，就到了真人归位，小兵回营的一天了。”
我现在讲这些话并不是企图表现我的什么先见之明，而是要说明我对那些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鄙视和厌恶。我后来见到那几个“英明”人物时，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历史是容不得其欺辱的，谁欺辱了历史都会遭受时间无情的惩罚。
有人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并不假。但是人写下的并非全是历史，也有虚假的赝品。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把陈年旧月扣在它身上的污泥浊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恢复它本身的清白。为此，需要有胆识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努力。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和一切作家们共勉。
师东兵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广州祥云阁
引言
一九七六的盛夏，北京城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浪，正在方兴未艾的时刻，普通的老百姓谁也不敢相信，被称为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毛泽东，已经面临奄奄一息的边缘。
身染重病的他，静静地躺在沙发里艰难地呼吸着，不停地发出咳嗽的声音。老年性支气管炎的病症折磨着这位曾几何时叱咤风云、气吞万里如虎般的一代英雄。仅管站在他旁边的医生已经悄悄地议论，他是很难渡过这个龙年大关的。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政治局核心领导们都不会相信那个可怕的事实。他们坚信，他是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但是，他确实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招手像几年前那样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或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接见他的英雄们和崇拜他的人们，就连正常的外宾会见也取消了。如今，他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不时地从床上转移到沙发上，靠回忆来维持自己生命的延续，靠别人的汇报和看书来继续指挥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
奇迹的是，毛泽东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仅管他不时地被恶梦惊醒。他在朦胧中好像又看到了当年对他的通缉：
那是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发布的训令：“以毛泽东拥兵倡乱，请依法制裁，以平民愤等情。据此，理合呈请钧长鉴核等情前来。查该逆毛泽东，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自依法缉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首席检察官一体严缉，务获究办，以伸法纪。此令。”
毛泽东清醒后，微微笑道：“我又梦见和蒋介石打交道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两个半月时，他召见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向他认为最可靠的人端出了他的心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睁开眯缝看的眼睛，依次把他们都看了一遍，接着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始终耽心着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的，这将是他无法闭眼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后来的人们怎样看待这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但是都必将要正视当年的那些日日夜夜……
第一章 暗藏杀机
毛泽东联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搞掉高岗和饶漱石以后，就担心彭德怀，把他看作了潜在的隐患。他说：“还有高岗的人呢，不过要慢慢得来，再看看他们的表现。总是要给一个机会的嘛，这是我们党的一个规矩，就是要等待觉悟。”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他早就知道，高岗从建国后，和斯大林等苏共最高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逢年过节他必定要给斯大林致电、致信外，他还经常把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机密向斯大林透露，使斯大林很清楚毛泽东的思维动向。对此，毛泽东心明如镜。斯大林逝世之后，高岗和苏共最高领导的接触就日益使毛泽东忧虑了。他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过高岗：“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你们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必须遵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而不是其他党的纪律。不要里通外国，不要把党内的机密告诉其他兄弟党，经常的通报应该有中央进行。兄弟党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不要混淆了彼此的界限。”
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正在热恋期间，两党两军之间几乎无话不说，互通信息和中央文件的事情几乎是普遍的，经常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看作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员，而苏联共产党是理所当然的最高裁决党，充当着最高领导的角色。
高岗很清楚毛泽东的所指，他在这次会后主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一些联系，毛泽东劝他：“今后不要再单独和他们往来了，要注意党的纪律。不过，你的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中苏两党毕竟是兄弟关系嘛。”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他。当高岗串联饶漱石等人企图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赶下台，由他取而代之的活动正盛的时候，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将高岗、饶漱石揭露出来。那时，中国争忙着筹备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所以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面主持解决他们的会议。而把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和周恩来，这实际上等于在全党给他们树立了威信。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高岗和饶漱石集团的问题定性为反党联盟，于是建国以来中共内部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就以高岗被迫自杀而结束。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里，毛泽东特意写道：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里，依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的敌人总是要从我们的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为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增强党性，增加党的团结。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说高岗、饶漱石就没有后台吗？我看还是有的。不过，这次斗争的范围不要再扩大了，就他们几个人，要尽量的多团结一些人。但是，告诉彭真同志，他要检查在东北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不检查，高岗这些人在东北的问题得不到彻底清算。”
经过一年多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直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才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再重复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搞挑拨离间，但是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用的那一类的罪恶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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