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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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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发言时，几次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邓小平说：“党内可以有不同意见，譬如对毛主席可否有不同意见呢？我们的回答是：可以！现在党内的不同意见实际上不过是方法之争嘛！”
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二日的讲话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回答：
“张奚若先生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贪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大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如果不迷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吃什么饭？我们的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是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陈其通等四人，除陈忻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的。当面不说，背后卿卿咕咕，这是不好的。应该是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是不行的。例如明朝的三大案件，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使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不得志。不敢讲话的人无非是：一怕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真话。难道牺牲可以封往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该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
就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即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陈伯达的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的，所以一出来，康生就在成都会议上说：“陈伯达的这个报告是高举革命红旗的，批判了文化思想领域里厚古薄今，轻视革命实践的资产阶级倾向，提倡哲学、社会科学的战斗性，号召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进行深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报告对文化教育界的革命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月二十七日，彭真在《关于整风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中说：“离开哪个个人不行？有那么多死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死了，离开我们了，不是照样革命吗？离开谁都可以，人民都能行，都能活得更好。”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里，热烈赞扬了所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的崭新的精神面貌。他指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中正在普遍使用的大字报也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有人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揭发信，说：“今年四月，《鲁迅全集》第六卷出版。周扬伙同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等人为其中的一篇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写了一条颠倒历史的注释。这条注释公然同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企图达到为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国防文学’口号翻案的目的。”毛泽东对江青说：“这个问题存放起来，以后再说。”
四月下旬，彭真在《关于整风和红专问题的报告》中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以说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一次，以后的波浪会一浪比一浪低，最后发动不起来了。所以，可以说，去年这一年的斗争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思想政治上的斗争。大家不要老是担惊受怕，生怕再来一次运动。如果总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那么我们也受不了啊！对右派要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要一看二帮，不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要当成病人，就像大夫、护士治病人一样帮助，用高度的耐心。”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再一次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泽东指出：“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毛泽东特别指出：“全党都要吸取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教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在中南海讲话时，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范文澜同志最近写了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
毛泽东刚刚说到这里，林彪插了一句话：“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马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压反革命，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哄堂大笑。林彪当场就举起了大拇指！
毛泽东满面风光地说：“我看事物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我看，十五年后，我们的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就不为建成社会主义大国而奋斗了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要代替大国沙文主义，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变成大国沙文主义。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是他不很懂啊！”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里充满了自信！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号召“继续进行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只有几个人事上的安排：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时补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这对于加强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显然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会议还决定由中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即《红旗》杂志，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彭德怀听到这些决定后，就对黄克诚、张闻天说：“林彪凭什么直线上升？还不是老毛想利用他了！这个病号多年老不做工作，反而高官加身，这里面的意义你们谁能知道？我就能知道！”
张闻天说：“林彪现在已经觉悟了，对毛泽东的意见亦步亦趋，跟得很紧了。”
所以，就在刚刚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声称：“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会议制定的总路线是指引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迅速跃进的光辉灯塔。”
当年五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指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离开人民；是党的军队，不能离开党，我们是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我们要用政治指导军事、用政治指导正常工作。政治是最根本的，政治落后，其他方面都会落后。全军必须学习政治，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作工作，处理问题。”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提出了《关于两种主要从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的讲话意见。他在讲话中说：“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二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劳动制度，一种是表现在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天都是读，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学校分两类，第一类学校是全日制学校，第二类学校是半工半读，业余教育，主要是半工半读。第一类学校国家办的，质量要求高，优秀的考上第一类，次一些的就进人第二类。一刘少奇的这一套方案实际是教育的“双轨制”，毛泽东对此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没有对此表态。但是他同意让刘少奇搞一些试点看一看。
六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
六月一日，由陈伯达任总编辑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中国空前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创刊。
发刊词说：“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中，国内主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人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面完全解放出来。”《红旗》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坚决地同修正主义和一切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思想决裂，《红旗》杂志在自己的工作中，将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
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劳动部对司局长以上干部就劳动工作发表讲话，他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想法无实际的条件。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有条件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只创造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这种劳动会是一种崭新形式的东西了。”
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到《北京日报》社，为《北京日报》组织的“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做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刘少奇亲自审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发表在《北京日报》。在这篇谈话里，刘少奇提出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观点，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只要跟着党走，就能当将军，当部长，在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写上你一个名字。有些人想把党当成汽车，他自己是开车的，想爬到党的身上驾御党！这种人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混进我们党内的蟊贼。我们每个党员、革命者、主席、总理等等都是党的工具。不认清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对江青说：“你看到了吗？人家随时都在给你敲鼓警告呢。到一定的时候，他会站出来和你清算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
七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统战部会议上说：“帝国主义怕战争，我们怕帝国主义，大家都有些怕。我们是用和平比赛的办法，比垮的办法和他们斗。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现在帝国主义不像打仗的样子。我们应该抓住机会进行和平竞赛，这是符合列宁主义原则的东西。”
七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刘少奇到石景山钢铁厂和石景山发电厂视察，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中多次说：“哪里有什么全民？六亿人民怎么开会？六亿人民谁当家，还不是毛主席？当不了又要当，那就只好官僚主义。现在我们把实际权力给你们，别人不能当这个家，毛主席不当这个家，周恩来不当这个家。这就是要企业自治。它有一定的先进性，你们不要怕跟南斯拉夫一样。我还主张把学校、医院、商店、银行、剧场等等都归家属办，国家办就不如群众自己办好。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
在座谈中，他还说：“正业其实不赚钱，副业赚钱。我主张你们搞成了托拉斯。我主张给搞出这个新设计的人刻个碑。给他们名，还给点利，他们就满足了。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动这些人才的积极性。什么时候你们的企业好像‘独立王国’，自给自足，就变成共产主义了。按照你们现在的速度，赶上英国，只要有两三年就行了。中国进人共产主义不要好久。这一点，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有这个信心。”
江青看到这份《简报》后，对毛泽东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讲话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图使企业脱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变为厂长的私产的经济纲领。他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从南斯拉夫贩运来的修正主义货色。”
毛泽东笑了笑，未置可否。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赫鲁晓夫到中国进行访问，提出要与中国搞“共同舰队”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毛泽东摇摇头：“我看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中国现在主要是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你是不是想把中国都拿到你的手里呀？”
八月四日至十三日，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后，开始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毛泽东在视察山东农村时，听到他们办了人民公社后，高兴得大加赞赏，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于是，举国上下到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到达天津后，提出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的设想。在视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时，指示：“学校是工厂，工厂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时，彭德怀派人专门向毛泽东汇报炮击金门岛的反映。
彭德怀说：“今年八月，我国军民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骚扰破坏给予有力回击，开始对美蒋盘踞的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炮击，大长了全世界人民的志气，使美帝国主义陷人狼狈不堪的境地。这个斗争也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推动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跃进。”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道：“我就是要告诉美国和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土上就是我毛泽东要说了算，别人无可奈何。炮击不是目的，目的是在政治上。”
这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一）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二）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扩大农民政治觉悟和农业生产全面跃进的必然产物，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同时指出对建立公社应统一布置、加强领导。人民公社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一个过程。（三）会议作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出应通过这个运动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人人心，促进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此外，这次会议还就农业生产的一些问题、教育工作的方针问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等问题作了重要的决定。
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将大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跃进。特别是在全国农村中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将会在全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要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高潮，使工农业的全面跃进进人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教育革命、文化革命也将更加深人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至八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
会议前，彭德怀就台湾海峡的危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他面前，始终是以师长的身份讲话的，他训斥道：“寇能往，我亦能往。在敌人面前从来不示弱，这是规矩。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在会上的发言态度要果断！”
在会上，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毛泽东轻车熟路地指出：“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美国垄断资本集体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经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只要我们自己强大起来，就不怕任何反动派，我们在美国面前也好，还是在其他的修正主义面前也好，我们的腰杆子就可以挺得更硬一些。所以，全党对于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运动，必须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谁要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问题上给我捣蛋，可就别怪我不那么客气了！”
彭德怀下来后，大发牢骚说：“老毛从来是把我们当作三岁的小孩子看的，动不动就训人，每次讲话从来不是平等的，都是居高临下，教训和指示！”
会议结束后的九月十日至二十九日，毛泽东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份。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有人说大炼钢铁不能靠发动群众，为什么不能？我们这个党从来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干什么都得依靠群众，当然，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在谈到中国的军队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他还在视察武汉时，就曾经说过：“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这种大企业、小社会的框架思路，贯穿在他的各个方面。毛泽东给武汉大学的师生作指示时，就指出过：“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使他们学文学武，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现在就要全党大办钢铁，只要我们今年的炼钢任务完成了，十五年我们赶上和超过英国是没有问题的。到那时，你们看谁还敢小看我们！”
毛泽东的谈话，对处在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舞。但是，对苏联的赫鲁晓夫来说，就成了左倾盲动症。他对彭德怀说：“你们的毛泽东真是胡闹，提出了那么高的指标，能够实现吗？根据中国的国情，实现那样的指标起码需要四、五年的时间。企图想把一个五年计划在一个早晨实现，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冒险主义！”
彭德怀点点头：“回去我要帮助毛泽东降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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