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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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点点头：“回去我要帮助毛泽东降降温，不管他爱听不爱听，我都要讲！就是豁出我的这身军装不穿了，我也要讲话。现在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反对毛泽东的力量，不会小了。他以为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不把社会主义阵营放在眼里，这是不行的！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他高兴得笑了三天三夜，斯大林的问题出现以后，他又说：‘没有了斯大林的迷信，有些人要搞他自己的迷信，与其迷信别人，还不如迷信自己呢。’你们看，这就是他的真实思想，这能得了吗？”

　

毛泽东也从各个渠道得到了彭德怀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活动的消息，他对一些人说：“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那些企图看笑话的人，那些企图利用我们力争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而作了一些错事但是心肠是好的人而攻击我们的整个事业，要引狼人室毁灭我们国家和党的人，总要走向他的反面的。我断定，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党的教育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讲，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强调一切学校中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革命的步伐要迈得大一些，快一些。”

　

于是，教育界的所谓革命也出现了大搞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九月中下旬，刘少奇视察江苏、浙江等省时，号召农业方面必须大跃进。他在江苏乡村听到亩产万斤的消息后，急切地问道：“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人家河南都超过万斤大关了，为什么你们赶不上去呀？可以争取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正确的，有它的合理性。”

　

同样，邓小平视察东北，也认为东北地区粮食增产百分之二、三十到百分之几十还不是农业大跃进。邓小平说：“要把农村的居民点都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教学内容全力做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试验。农业上的跃进没有科学问路是做不到的。现在大跃进已经普及到所有的地方，科技难道不需要加把劲吗？”

　

十月十二日，刘少奇在接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满怀喜悦地说：“我们党在县以下的政权已经开始灭亡，囚为今后的任务主要是搞经济、文化革命，只有一少部分是对付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通过今年的大跃进，我们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凡能劳动的，都能吃饱，可以说是放开肚子吃吧！明年城市也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再努力一下，主要是在主要生活资料方面做到‘各取所需’就可以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了。”

　

那时，举国上下都在谈论早日进人共产主义的世界，一个美丽的梦勾憧憬可望不可及地在中国人民眼前闪现着。

　

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讲话摘录。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受到赫鲁晓夫的嘲弄，他对彭德怀等人说：“你们的毛泽东没有清醒地估计到帝国主义的危害，把它们看成纸老虎是错误的。它们的核武器足可以把现在的中国摧毁。”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地说：“毛泽东主席的论断，极大地鼓舞和武装了中国和世界的革命人民，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要正确地把握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思想，在各条战线上夺得新的胜利！”

　

一九五八年十月，罗瑞卿遵照刘少奇“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当前政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政法工作人员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这是政法工作在新形势下贯彻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的关键。”罗瑞卿还专门到山西政法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上动员：“公安部今后开会，首先要看生产指标完成的怎样。我们就是要通过全党大办农业，大抓生产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实现。”

　

十一月，彭真指示北京市委创办了理论刊物《前线》，他亲自起草了发刊词。他在指示《发刊词》的指导思想时说：“这次的锋芒重要是针对工人阶级内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倾向，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是针对‘左’的。刊物要宣传社会发展的规律，对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进行系统的调查，探索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方向和前途。共产党人总是要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而不是靠提一些什么口号过日子。”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各部门和部分省市地区书记参加的郑州会议。他在会上给大家领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许多的分析，强调应分清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并分析了应如何正确对待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所谓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同时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要提倡实事求是。这时，他已经看出了全国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他企图通过正面的教育方法来纠正一些偏向。

　

他说：“人民公社在中国出现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是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目前还没有一个比人民公社更好的形式嘛。如果有，请提出来嘛。但是，我认为必须着重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划清两个界限，即现在的人民公社依然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将来到达全民所有制了也不是已经到达共产主义。两个过渡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两个过渡都只能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人共产主义，谁不赞成他的意见谁就是右倾，这是错误的。第二、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主要是自然经济，认为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不对。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要消灭商品，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违犯客观规律的。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剥夺农民。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社会内，农民只能是接受商品交换。第三、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在讨论中所说的等级森严、上下级之间和干群之间的猫鼠关系，都要破除，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必须保护。如果我们现在不实行这样的正确的措施，就会容忍共产风继续蔓延。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制止！”

　

这下，连江青都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的高瞻远瞩，在于他那种使敌人和对手防不胜防的机智、新奇、突然，博得群众衷心拥戴的措施。他善于提出和解决各种矛盾，在混乱中更显示出他处理问题得心应手的高超本领。他已经使建国不到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他念念不忘地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的理想，所以他断然采取了一系列常人不敢想象的办法。现在，举国上下对他的思想和办法深信不疑。全党几乎毫无保留地表示不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

　

彭德怀听到毛泽东讲的这些，对黄克诚说：“老毛几乎是永远正确，你看他现在所讲的这些，又不知道把错误推给谁人了。中国的基层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他难道就没有责任？他为什么不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我听田家英说：‘老毛的身体已经远远地不如以前了，几次坐到厕所里站不起来，为什么他还要强挺着干？就怕别人说他不行了，让他提前退休。他前几年还说他要退休下来专门读书，研究理论问题，现在这个话再也听不见他讲了。他就是害怕丢掉他手中的权力。’这个话是正确的。”

　

黄克诚也表示不满地说：“现在中央没有多少真正明白的人，都是听见一点风就马上跟着跑，譬如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都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这一点，远远地赶不上高岗同志。可惜高岗死得太早了。如果他要在，他不会对目前的这种做法采取沉默的。现在连苏联的同志都说我们是瞎胡闹了。”

　

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劝告全党：“我们的头脑既要冷又要热：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这话从现在起要多讲，多督促。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盲目地乱提口号，天天想作增产梦，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好像中国要在一个早晨就要到共产主义了，真是幼稚病！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另外也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这类算账派，你们也不要客气，该顶就一定要顶！”

　

彭德怀私下里说：“毛主席在这里既反对了浮夸的态度，又反对了右倾的态度，指出对大跃进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他的说教永远正确，但是他对处理浮夸的问题没有拿出解决办法。他只是在表白自己的清白无辜，最后是想嫁祸于人的。他已经感到了中国的问题不好搞了。”

　

张闻天也对他说：“老毛这个人从来是这样的，他十分善于嫁祸于人，推卸责任。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对三面红旗的失误，已经有所察觉了，他正在试图纠正他的错误。我听中宣部的同志讲，老毛跟别人说：‘现在我们的名声不大好，吹得大过盛了，叫别人看不起我们了。过度的大吹大擂，彻底砸了我们的牌子。不但给帝国主义钻了空子，就连我们的朋友都对我们有点害怕了。现在是马上降火，降高温。否则，就要闹出天大的笑话来了。’但是，他又在竭力地捍卫他提出的那三面红旗，竭力地顾全他的面子，竭力地把过去的失误说成了轻描淡写的东西。如果不给他揭发出来，还要出笑话！”

　

彭德怀气愤地说：“只要有人对他的错误提出抵制，他就要动用“右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这类大帽子来压人。我这回可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怕他的威胁和恐吓，坚决地要和他们斗一斗，就是斗争失败了也要落个海瑞的名声。他在几次讲话中不是提倡海瑞的精神吗？那我们就给他来一个海瑞精神，看他究竟是真纳谏还是假纳谏！到时候就一切清楚了。不过我对毛泽东是深知其人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在武昌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国内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新路子。”

　

这次全会的公报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会议号召全党全民沿着一九五八年的道路英勇奋斗，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伟大的跃进。会议针对一些地区刮起的浮夸风，重申了毛泽东历来的指示，指出“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即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这个指示对保证今后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有重要意义。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并对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规定，使新生的人民公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国广大人民公社化，使农业集体化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加速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灭亡。毛泽东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在讲话中说：“我再次说一遍：我们在大好的形势下要保持住我们的头脑要冷又要热。冲天干劲是热的，科学分析是冷的。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热，也要包括勇敢，冷也要包括讲究策略。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在我国，在目前大家的头脑是热了些，但是我就要提醒大家还是保持冷一点好。有的人是爱热不爱冷，不愿意多作分析，多作调查研究。当然也有的是爱冷不爱热，观潮派、算账派，就是属于这类人。他们永远犯不了错误，因为他们从来是不干事情的。他们除了评头评足外，还能干什么？”

　

彭德怀和周小舟说：“天天说大好形势，实际上就是天天不好。如果真是天天好，就没有必要说了，正因为不好才需要这么欺骗人民。这一点，我们的右派朋友比我们共产党人还要清醒。你作为省委书记，可是要对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呀，不然可是要落骂名的。”

　

彭真看到公报后，也悄悄地对吴晗说：“毛主席也和所有的领袖们一样，希望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使自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进人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行列。所以，只要我们的工作中出了问题，他都会推掉的，把责任归咎于其他人。这一点，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会看到的。”

　

吴晗点点头，小声说：“我们这些学者、笔杆子大概只能是主席所说的观潮派和算账派了，因为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主席的那种冲天干劲是从何而来的。”彭真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所以，这次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提议，他不作下一届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时，彭真坚定地投了赞成票。他说：“我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这样更可以使他集中精力考虑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使他从一些具体的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

　


第十三章　　　　落难他乡

　

＇毛泽东看着刘少奇的报告，思潮起伏，浮想联翩……＇

　

江青对毛泽东说：“刘少奇现在可是大得不了了，他要树立自己的新形象，在理论和政策上完全要搞他自己的体系，公开说你那个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他在今年八月一日的报告，可是厉害呀！你讲了多少次就是没有人听，刘少奇的讲话一声令下，中央机关的人都要下乡去，连陈伯达也对我说：“不下去不行呀，不下去连中央委员也就当不成了！你以前说他是羽毛丰满，不，现在已经是咄咄逼人了。”

　

毛泽东说：“你把他的报告给我调来一份，我要仔细研究一下。”

　

是的，刘少奇经过他的调查研究，认为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主要是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落实。他把这两条，作为他自己的创造。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由刘少奇作了关于四清和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一开始就说：“最近找了几个同志讨论了一下，到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去工厂，给省、地、县委书记讲了一次，正碰上他们三级干部会议，看了一些简报，其中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所反映，但是我始终看不到一个像样的总结，所有的发言都很一般。”

　

邓小平这时插话：“王光美同志于今年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很好，她在桃园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方向和指导性的典型。”

　

刘少奇继续说：“从山东曲阜、甘肃白银厂的两个报告里，可以看出四清、五反的过程，反映有些单位的领导权被篡夺，各种问题十分严重。其余的也有一些材料。但是我们的斗争怎样进行的、是否彻底，都没有说清楚。我问了一下省、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没有？都说蹲了。怎么蹲的？下去一下，听了些汇报，住几天就回来了。这怎么叫蹲点？这叫应付！我可以老实地讲，这样的蹲法不行！现在我们有些单位光靠听汇报、看电报、打电话来领导工作，这样干是不行的。相比之下，军队蹲点还好一些，下连队当兵，取得一些经验。我不说军队了，就说地方。不仅省、县、区、公社党委也是这样蹲点，即不找群众，光找干部拿些报表就回来了。他们的领导作用也是靠听汇报、看报表、开会来指导运动。中央曾开过几次会，但各地就是没有按中央的去改。白银厂的事为什么长期没发现？毛主席说，有些错误长期不解决，就是因为负责干部不蹲点，没有调查研究。所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强调要蹲点，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几年来没解决的这些问题。”

　

毛泽东看到这里，问江青：“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要有些什么内容？我记得看过一次，印象不深了。刘少奇把这个经验吹得神乎其神！连陈伯达也在拍他的马屁嘛！”

　

江青说：“王光美介绍的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的经验，讲什么先搞扎根串连，再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基层干部和组织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样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是你说的那种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等等。最恶毒的是提出你主张的调查研究方法已经不能用了，过时了。人家是在全力地树立他们夫妻俩的形象，目的就是把你压下去！”

　

毛泽东未动神色，静静地阅读着刘少奇的这个报告：

　

“什么叫蹲点？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下去，扎根串连，参加劳动，从头至尾参加运动，大体上四至六个月一期，五反七至八个月，自己蹲点取得经验。就像王光美同志在桃园那样，真正下去了才叫蹲点。你们以前那样不叫‘蹲点’，叫‘走点’、‘看点’，这种领导方法是不行的。所以许多党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下边的问题不了解，就因为只凭汇报解决问题。下边有些问题他就不向你汇报，还有些讲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有讲得结结巴巴的，但实际工作做了不少。表报许多是不实在的，有的公社土地愈报愈少，人口愈报愈多。有一个大队，二千九百亩地，少报百分之十五，瞒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山东省委书记问农业厅长：‘你向中央报的生产进度是真的还是假的？’厅长说是假的。‘假的为什么还要搞？’回答说：‘农业部要的，就要这些假报告！’同志们，我们就是凭这样来作决定！真危险啊！现在是‘五多’，哪五多，就是会议多、报表多、表扬多、模范多、宴会多，至今没有改进。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规定，中央各部发报表未经部长签字一律不发，而且发下了不要催？你们可以考虑。我们有时催得很紧，也就假报了，有专门填表造假数字的人。有一个会还没问呢，就报上来了，说有多少人参加开会，发了些什么言，等等。这都是办公室的人搞的，如四清办公室、五反办公室、干部办公室，总之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的人搞的。如果把这一点切实改进一下，你们说好不好？如果不改，我看再搞多少年我们就要灭亡。王光美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跟我一讲，我就感到危险，严重的危险呀！”

　

毛泽东笑了：“好嘛，王光美简直快成了挽救党和国家的救星了！怪不得他要那么迫不及待地吹捧他的老婆呢！”

　

他想起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成立的“四清”、“五反”指挥部总指挥的名义给他和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毛泽东当时对陈伯达说：“我这个老乡是抬出来你作为挡箭牌的，而且已经代替中央把批语都写好了，我不同意能行吗？”那天，他让江青记下了刘少奇代写的批语中的话：“中央认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些材料和经验。现转发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桃园大队的经验是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的。我们批发下去，供你们学习和执行。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