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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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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又在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刘少奇当时就考虑到了《海瑞罢官》的间题，但是他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说心里话，自从毛泽东在去年底把矛头对准自己，连续批评几次后，彭真采取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暧昧的。他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讲：“少奇同志对主席那么不尊重，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在四清工作中他另外搞一套，是想树立他自己的威信，这也要不得！我们不能任何工作都是围绕着两个主席转，该请示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请示。少奇同志应该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赞成匆匆忙忙地出版《刘少奇选集》，现在还不是树立刘少奇同志的威信的时候。”
但是，他在自己面前却这样说：“毛主席年事已高，说话不一定都正确，批评人也往往欠妥当。我们谁也不要介意。你还是应该大胆地抓工作，出了问题我们集体负责！”
刘少奇对彭真有一种“八面玲珑”的感觉。这使他更加警惕，所以，他对这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就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刘少奇的房间周围，全是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书籍。在写字台的旁边，有两张宽大的沙发，窗户上挂着绿色的绒窗帘。和毛泽东不同的是，他在思索时喜欢不停地用手中的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划符号。当他的妻子王光美提着暖瓶走进来，给他往茶杯里加开水时，他才将手中的活动停下来。
趁丈夫抬起头睁开眼时，王光美才轻声告诉他：“彭真同志来了个电话，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
“你怎么回答他的？”刘少奇转过身来，望着妻子问。
王光美说：“我说少奇同志还没看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站起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轻声说：“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肯定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界讲话要格外谨慎。作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有权处理这篇文章。我不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全党必须尊重他。这一点许多同志都给我打过招呼了，再不注意就会搞得更加复杂。不过，让我说心里话，我不赞成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倚势压人，我历来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慎重。”
那天，周恩来给他来电话，提到了姚文元的文章问他：“发表这篇东西，你知道吗？”他回答：“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点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字，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招呼的。”周恩来又问：“有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你的意见呢？”刘少奇回答：“让彭真同志决定吧！”刘少奇轻轻地把这个“球”给踢出去了。“那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王光美这时又请示他。“不要，北京市委什么意见，让他们按照组织程序办，我们不要乱插手。这些事情总理、小平他们会处理的。这种时候，我越超脱会越主动。你也不要和他们多接触，省得他们打上你的旗号去压别人。”
王光美点点头，提着暖瓶退出去了。刘少奇走到门口，轻轻把书房的门关严，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拨了几个号码，说：“我是刘少奇，我想请毛主席讲话。”
对方停了有两分钟，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主席刚和浙江省委的几位负责人谈完话，已经疲倦了。他正在休息，你有什么话请讲，我们转告主席。”
刘少奇心里有点生气，但他还是忍住了。毛泽东自从到了南方巡视以后，几乎没再和他通气。中央有什么重大事情，都要派人向他请示。他犹豫了一下，才说：“等主席醒了以后，请你转告他一声，就说我给他来了个电话，有事汇报。”说完。就把话筒放下了。这一天，他几乎没有睡着……
是的，整个的一九六五年里，充满着令他感到压抑和难以言状的痛苦：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材料上作了一段发人深思的批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他们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到呢？这些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同工人阶级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几乎是同时，他又在一个会议上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们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种提法，完全打乱了刘少奇关于社教的一些设想和理论。
几天后，即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特意讲了这么一段话：“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经过林彪同志的总结，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更理论化和系统化了。我们以前是依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依靠解放军。”这实际上是在全军给林彪树立威信，加强和巩固他的地位。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林彪指示全军：“部队工作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突出政治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首先要突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溯，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根本的必修课。”
林彪讲话不久，罗瑞卿在和他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同志的关于突出政治的提法我看有点绝对化了。许多同志不赞成这样讲。林彪同志把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冲击政治，我看就不正确。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大比武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能泄。林彪同志的做法实际上是给我们泼冷水。”
刘少奇对罗瑞卿说：“这件事情还是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现在谁也作不了结论。林彪同志硬要这样干，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不便加以千涉。起码在当前是这样的。”是的，作为刘少奇，他已经充分地感觉到了林彪的来头所向，只是他不能明白地说出来而已。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以林彪的名义在全国各报刊同时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这是在用另一种形式给林彪造舆论。毛泽东负责对起草这篇文章的林彪说：“不仅要总结中国抗战的经验，而且要给世界革命人民一个启发。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林彪同志是人民战争思想学习和掌握得最好的榜样。”
所以，这篇文章气势磅礴，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总结了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刘少奇私下对彭真说：“这篇文章本来应该以更高一点的领导同志名义发表好，林彪同志毕竟是身体不好的人，真正干工作的同志树立不起威信来。他已经成了一个神秘的元帅了。”彭真说：“罗瑞卿同志很有意见。不过，他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很有份量。”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十分关注，直接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四句话加以高度的概括，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说，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让你吃掉我。打得赢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这个基本点上。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基本点上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着最后的消灭敌人。这种战略战术，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实行。而实行这种的战略战术，就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越性。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它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里。”
江青看到这篇文章时，正忙着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她对张春桥说：“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样适合于今天的政治斗争。现在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应该怎么打，由不得资产阶级来决定，也不能让他们来决定。”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春桥想了想，江青的这番话实在是画龙点睛之语，越说越精辟了。不过，这一切都要有权力为依据，没有权力的政治斗争，实在是难以应付和难以生存。他这样想，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主席，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还要如此费思劳神，可想现在普通的百姓要发表一点东西是多么的不容易了！
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简直就是一块招牌。他想这么说，但是不敢。
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和你们开玩笑，不，很可能要出，这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格外地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必须在各个领域里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就在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一个星期后，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全军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作为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这五项原则是：（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罗瑞卿对刘少奇等人说：“这么一来，林彪同志就更有了尚方宝剑了。”
但是这一切在刘少奇眼里，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有了所向披靡的锐利武器了。
这个“武器”不是别的，而是理论。
刘少奇深深地感觉到，毛泽东发动每一个运动和斗争，都善于提出一些令人鼓舞而激情振奋的口号和理论。从赫鲁晓夫下台以来，毛泽东的注意力逐渐地转移到了国内。他在几次常委会议上都这样说：“国内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了，弄得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我们的背后搞阴谋，作反斯大林那样的秘密报告，会不会呢？我看是有人要这样做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后来，他和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也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且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文件，在《二十三条》里公开提出了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实际上就是要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内。对刘少奇来说，他认为毛泽东大可不必如此固执。是的，他确实感觉到了毛泽东的这种谁的话也可以否定的工作作风了。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的庐山会议上，他讲话的时候，试图针对着毛泽东日益膨胀着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作风，提出：“中国也要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今后不要再喊万岁，不要再唱东方红了。”毛泽东下来后，就对他说：“你的话并不完全，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请问马克思要不要崇拜？列宁要不要崇拜？你不崇拜马克思列宁主义你还作什么共产党员，干脆退党算了！真理是在他们手里，你为什么不崇拜？另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如你经常崇拜赫鲁晓夫，你不是喊过他万岁吗？这个问题应该纠正。”有人说毛泽东身上已经出现了个人专断的霸气。但是刘少奇细细地想一想，又很难说出具体的事实来。毛泽东每个重大决策的提出并没有以他个人的名义下令，都是经过了中央集体和会议的形式做出的。问题就是在于，只要是他提出的意见，在党内几乎很难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更别说反对了。这样每次开会，毛泽东讲完后，众人都是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走，实际上把毛泽东的意见从正面作了论证，加深了毛泽东的个人主观正确的印象。
刘少奇曾经对李雪峰、李井泉、刘澜涛等人谈话的时候说过：“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你们要敢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哪怕就是毛泽东同志不高兴也得提呀，再不提我们都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了。譬如对彭德怀的工作安排问题，我们就存在着一些错误。连赫鲁晓夫对待马林科夫都没有不给工作的处理，无非是不受重用罢了。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给彭德怀安排工作，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这一点，应该提醒毛泽东同志！”
第二十三章 重磅炮弹
＇毛泽东从文的方面发起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又从武的方面听信林彪的意见而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他的措施如同重磅炮弹，炸开了某些人认为不可能突破的“防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的会议，只限于中央政治局的核心和最有影响的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和正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康生、江青等几个人。出于保密考虑，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带秘书和记录。毛泽东的讲话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不解决不行了。罗瑞卿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还要你罗瑞卿来指手划脚，信口胡言？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我们见得多了！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罗瑞卿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来看待，完全是错误的，不能容忍的。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以来，从来没有单独向我请示过工作，他也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实际上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瑞卿实际上在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陷进去了，他个人独断专行，暴露了他是一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罗瑞卿也有那么几个人，如果现在不解决他的问题，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更多的人犯错误。现在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一些。总之是要解决。”
“不征求罗瑞卿本人的意见了？”邓小平问道。
“征求什么意见？难道他的问题还有假？你们不是亲自听到他的一些讲话了吗？”毛泽东一下子变了脸色，一段烟灰落到了他的衣服上，坐在他旁边的江青小心翼翼地给他拂去。
“很简单，”刘少奇说，“开会的时候可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但是不是和他对质，没有什么可对质的，而是批判，彻底的批判。只要我们解决得好，也许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担心的那么糟糕！”
刘少奇注意到，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手里就有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材料里写道：
“罗瑞卿一九六五年一月在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学习班讲话中，公开说：‘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那些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林彪说的四个第一是否科学？有四个第一，是否还有四个第二？他说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我看大比武是一九六四年军事训练搞得最好的一次，我们不能给同志们泼冷水，谁泼冷水都是错误的。’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罗瑞卿一面对别人说：‘这回我是看准了，跟定了，我罗瑞卿死了烧成灰，都是忠于林彪同志的。’转过脸来，他又要林彪同志‘不要干扰’；‘不要挡路’，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林彪同志……”
所以，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专门谈了反对折衷主义的问题，他说：“自从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和主张以来，一些人、不仅仅是罗瑞卿本人，还有一些身居中央高位的领导同志，不赞成林彪同志的主张。我认为现在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已经深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大有人在，譬如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就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总的来说，这种人不太多了，他们学得聪明了，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了个折衷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呷了口茶水，劲头十足地说，“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率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第三种摆法是政治和业务都是第一。你们说，这三种摆法哪种是错误的呢？”
在场的人都没有要说话的，都低着头，静静地听着毛泽东的指示：
“首先说第一种摆法是正确的，第二种摆法是错误的。那么第三种摆法究竟对不对呢？有些人就分不清楚了。这就是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楚的缘故。”毛泽东一口气讲述了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也就是一分为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让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要肯定成绩，又要看到缺点，既总结经验，也要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是一样的，是半斤和八两各占一半；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讲得非常好。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是人的因素是第一的，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是活的思想第一，等等。这就是重点论，有了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但是，罗瑞卿这些人的折衷主义就是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使人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他们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列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间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把事物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把人们引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去了……”
这时，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怪不得罗瑞卿要在大比武上栽跟头呢！
毛泽东接着说：
“折衷主义者的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主义，就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就是要导致敌我不分、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体系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要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等。这种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所以，我劝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不要和他们搞到一起去。”林彪这时插话说：“罗瑞卿就是这样的典型，你们可以看看他近两年来的讲话，充满着这样的货色。”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他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他们似乎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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