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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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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姿态出现,来反对正确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毛泽东说到这里,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遍,用以观察一下在座的每个人的表情,然后继续说:“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事实上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少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一句突出政治的话后,唯恐人家把他的这句话听去了,于是就要紧跟着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不舒服似的。这些人总是拼命地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

 

刘少奇听到这里,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这番话完全是有所指而且绝对不仅仅是在指罗瑞卿等人,甚至有更高层次的含义。

 

这时,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到了尾声: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只是单纯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我的总结是: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及其倾向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的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的。我讲这么多,也是从理论上反击罗瑞卿这些人的错误的。能不能改,就看你们批判的结果了。林彪同志有什么话,也可以讲一讲。”林彪只讲了一句:“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在突出政治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在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的材料上,毛泽东又于十二月八日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是的,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考虑成熟,一场蓄谋已久的革命方案悄悄地开始实施了。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停地革新和斗争的过程,社会矛盾和人类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贯穿在整个历史过程里。

 


第二十四章 一山二虎

 

'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引发了一场大纠纷……'

 

刘少奇看到田家英送来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哲学的谈话》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了。他打电话把田家英叫了过来,一块和他研究这篇谈话。刘少奇看得很仔细,在认真地品味着毛泽东的话:“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上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群众对他们很有意见。现在有个孙达人的,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进行了批判,我看批判得好。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里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又变为‘扶清灭洋’,这才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走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来。《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是彻底的卖国主义的。为什么有人要说它是爱国主义呢?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一些开明的措施。这些都是现象,没有看到本质。”

 

刘少奇看到这里,问田家英:“毛泽东同志没有讲是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吗?”得到田家英否定的回答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记得他已经好几次讲过这个问题了,是一般地讲讲,还是另外有什么所指?这个问题你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文化方面的争论是抓得较紧的,主要有江青在那里叨咕。”刘少寄想了想后,又问:“这一次他没有提到他那九篇文章的事情?”田家英说:“好像略微提了一下,是对陈伯达和关锋同志讲的,说是那九篇文章暂时不发了,等他死了以后让别人来发吧。”

 

刘少奇点点头说:“那就等着他死了再说吧!”然后,继续往下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和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得那样多。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出身农民,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农村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这话说得很透彻呀,值得深思呀!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话我也没说过,但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现象是看得见的,能够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本质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的见,就不需要科学了。所以,我们要逐渐的接触实质。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小本子,有些常识就好。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了。”

 

看到这里,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意见和感觉是正确的,我们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怎样解决呢?我考虑了再三,是要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上来考虑。实际上,这两种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既是劳动制度,也是教育制度,农村办半耕半读学校,城市办半工半读学校,彻底地解决一下我们现在教育制度的弊端。”田家英说:“主席在谈话中可是没有提到你的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问题,反而讲了一些其他的话。”刘少奇警惕地问道:“什么话?”

 

田家英迟疑了一下,说:“他说你是在建立你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可以独立称王了。”刘少奇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在开玩笑,他和我当面也这样讲过。”于是,他们继续往下看毛泽东的谈话:“我会给我的孩子说:你下去学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叽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着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他家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些小的概念。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我看大学的教育应该改革。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现在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刘少奇问:“这个姚文元,近些年来非常活跃,写了不少东西,你对他了解吗?”

 

田家英说:“他是张春桥推荐给毛主席的,我知道毛主席单独地会见过他几次。详细情况就不了解了。但是张春桥这个人可是有问题的,过去写过许多有问题的文章……”刘少奇转过脸来,问道:“你有根据吗?”

 

田家英说:“我带来其中的两篇。”说完从文件包裹取出两篇张春桥早年写的文章,一篇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发表在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的《韩复渠》,另一篇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在《大晚报》副刊上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刘少奇问道:“你认为张春桥的文章里有什么错误吗?”田家英说:“《韩复渠》这篇文章里的错误主要是替国民党反动派辩护……”

 

刘少奇放下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先看起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来:

“去年,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集体的写过一册小说:《华北事变演义》。在里面,我把韩复渠写成一个对抗战有决心的人,我也就在这种信任底下,回到山东。当然我更相信的是山东的民众。但是,我错了:韩复渠使山东落在敌人手里。

“我是了解韩复渠这个人的。他脑子里很复杂,有时候是农民的天真,有时候是腐烂与愚蠢。本来他是从农村出来的人,‘老粗’,很天真的;加上以后生活给他的思想,就成了这样:他很简单也就很容易地上了敌人的当。并且一直上当到底。

“有一件事情表现出他很天真,一种农民的习气很像苏联的英雄却派也夫同志(即夏伯阳)。不过,却派也夫同志得到了正确的领导,而韩复渠没有得到。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济南师范的学生酒醉以后闯进山东省政府,要见韩结果被韩打了一个嘴巴。第二天,韩复渠把济南师范校长找来,‘进行谈判’,认为自己是错了,‘心里很难过’。要这位学生打他一个耳光。不然,就得接受韩复的二百五十块钱。(在山东打嘴巴叫做二百五。)这就是他原来的面目。学‘施公’‘包公’的‘私访’,自称‘韩青天’,是这一根本性的发展。所以,他可以用很多钱征求飞檐走壁的人才;相信梁作友那样的人了;相信相面的,自己也给人相面,所以常常闹很天真的笑话,遇到复杂的环境就头晕脑涨,也就因为这样,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促成的……”

 

刘少奇看不下去了,不耐烦地说:“这就是张春桥的错误文章?这里面有什么错误?你们对历史了解吗?我对韩复渠可是比较了解的,他就是像张春桥所讲的那个样子嘛!你呀,头脑太简单,拿上这样的东西能够把张春桥整下去吗?不能!”

 

就在刘少奇要把他的材料收起来时,田家英急忙说:“就算这篇文章不算大问题,还有哪!张春桥被鲁迅臭骂过,被鲁迅反对过的人总不能说是好人吧。”

 

“那也不一定!”刘少奇说,“那还要看一看鲁迅是怎么骂的,是否骂的有道理,也要看被骂的人现在的表现情况如何,总之要具体地全面地分析,而不能说风就是雨。”

 

田家英说:“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星期文坛》抛出了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矛头指向了鲁迅先生。张春桥在这篇反动文章里大肆鼓吹‘建立了国防文学的路线’,并且提出‘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这就是要发动对鲁迅的围攻,来执行所谓‘国防文学’的路线。一个月后,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张春桥,讽刺根本没有去过东北而‘留在租界上’的张春桥,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却知道的不够真实’。特别是一针见血地批判:‘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上,一味自责以显示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者替“他们”缴械。’这里鲁迅所讲的‘我们’是指当时的左翼进步作家,‘他们’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鲁迅文章中还提到‘我们中的他们’,指的就是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刘少奇翻看了一遍他送的材料,摇摇头:“我还是实在看不出这些材料里怎么会得出你那样的结论,看来我没有你那样的水平。不要讲了,你这样翻嘴学舌不大好,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去和毛主席说去好了。”

 

田家英听出了刘少奇对自己的厌恶,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和江青严厉批判他后,刘少奇紧接着说:“田家英的思想品质极其恶劣,挑拨离间发展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对他不仅仅是批判的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给予必要的惩办”的原因。这些导致了田家英的自杀,这是后话。

 

刘少奇说完他的意见后,继续看毛泽东的谈话:“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习实验,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楼里教吗?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刘少奇的目光盯在了有关戚本禹和姚文元这一段上,看了好久,才问:“他对这两个秀才可是评价很高呀!他没有具体地评价《海瑞罢官》吗?”

 

田家英的脸色一下子通红了,他沉思片刻才说:“评价了,就在毛主席说完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就是没有打中要害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儿,彭德怀也是一个海瑞呀!他自称海瑞,也确实有人说他是海瑞。’这个话我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研究了以后,觉得这句话分量太重,也和这次关于哲学的谈话的基调不符合,所以删去了,我们没有写进去。”

 

刘少奇迟疑地问道;“你们这样做好吗?毛泽东同志提出意见来了吗?万一他要追查你们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可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呀!”说完,他一个低下头继续看起来:“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譬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是有综合的,分析综合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是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的,什么事都是可分的,什么事都是能够分的。我们不是讲一分为二吗?分析也是这样,但是有不同的情况,譬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他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根本的是他们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有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够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都没有几个从大学毕业的。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都不带,只有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看到这里,刘少奇抬起头来,他的思想还在刚才田家英所说的那件事上,说:“我不想介入到这件事情里,如果追查起来,你就说你没有给我讲过这件事。听见了没有?我全当不知道。我希望你们没有事情,有事情我也装作不知道的。你看毛泽东这段话说得多么好。”说着,他就照着记录稿上的话念了起来: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过来改造。俘虏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就是扬弃。杜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要分析综合。譬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政治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两重性开始,我们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是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还是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是有两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是有二重性。”

 

田家英说:“主席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自己也有两重性,也就是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刘少奇摇摇头:“我不爱听这些话,希望你以后在我面前少讲这些内容的东西。”他翻着毛泽东谈话的记录,忽然指着一段话给他念道:

“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最近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送给我一个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好了,反修反帝,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话的行动。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话说得好,你要好好地理解。这次,他讲了吴晗下去好,我也是这样的主张,让他下去!”这个材料里写着毛泽东谈话的最后一段话:“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几十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历史的过程。先搞近百年历史。历史的过程中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历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有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辩证法过去说过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样说法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蒋介石是匪徒’。这两种都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刘少奇看完这个记录后,对田家英说:“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里有一些新东西,你们在传达中可以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但是不要说我对你谈的这些话,再说一句话:我不想再卷进去了。对毛主席的任何意见,我们能执行的就执行,暂时不能执行的也要讲贯彻,绝对不能硬顶。你可要注意罗瑞卿同志的教训哪。另外,陈伯达处处都是唱赞歌,我看这个人的动机也未必好,他也唱唱我的赞歌嘛。这种人要格外地注意。”

 

田家英明白了刘少奇这番话的意思了。他想起叶剑英最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还这样讲:“罗瑞卿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确实是他咎由自取。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林总就对部队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总说得非常明确:‘全军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我们要把这股风坚决地煞住!部队必须很快地来一个转变,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林总着重指示:‘军事训练、生产可以占用一定的时间,但是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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