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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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姿态出现，来反对正确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毛泽东说到这里，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遍，用以观察一下在座的每个人的表情，然后继续说：“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事实上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少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一句突出政治的话后，唯恐人家把他的这句话听去了，于是就要紧跟着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不舒服似的。这些人总是拼命地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

　

刘少奇听到这里，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这番话完全是有所指而且绝对不仅仅是在指罗瑞卿等人，甚至有更高层次的含义。

　

这时，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到了尾声：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只是单纯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我的总结是：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及其倾向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的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的。我讲这么多，也是从理论上反击罗瑞卿这些人的错误的。能不能改，就看你们批判的结果了。林彪同志有什么话，也可以讲一讲。”林彪只讲了一句：“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在突出政治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在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的材料上，毛泽东又于十二月八日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是的，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考虑成熟，一场蓄谋已久的革命方案悄悄地开始实施了。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停地革新和斗争的过程，社会矛盾和人类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贯穿在整个历史过程里。

　


第二十四章　一山二虎

　

＇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引发了一场大纠纷……＇

　

刘少奇看到田家英送来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哲学的谈话》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了。他打电话把田家英叫了过来，一块和他研究这篇谈话。刘少奇看得很仔细，在认真地品味着毛泽东的话：“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上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群众对他们很有意见。现在有个孙达人的，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进行了批判，我看批判得好。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里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又变为‘扶清灭洋’，这才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走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来。《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是彻底的卖国主义的。为什么有人要说它是爱国主义呢？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一些开明的措施。这些都是现象，没有看到本质。”

　

刘少奇看到这里，问田家英：“毛泽东同志没有讲是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吗？”得到田家英否定的回答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记得他已经好几次讲过这个问题了，是一般地讲讲，还是另外有什么所指？这个问题你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文化方面的争论是抓得较紧的，主要有江青在那里叨咕。”刘少寄想了想后，又问：“这一次他没有提到他那九篇文章的事情？”田家英说：“好像略微提了一下，是对陈伯达和关锋同志讲的，说是那九篇文章暂时不发了，等他死了以后让别人来发吧。”

　

刘少奇点点头说：“那就等着他死了再说吧！”然后，继续往下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和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得那样多。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出身农民，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农村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这话说得很透彻呀，值得深思呀！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话我也没说过，但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现象是看得见的，能够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本质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的见，就不需要科学了。所以，我们要逐渐的接触实质。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小本子，有些常识就好。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了。”

　

看到这里，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意见和感觉是正确的，我们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怎样解决呢？我考虑了再三，是要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上来考虑。实际上，这两种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既是劳动制度，也是教育制度，农村办半耕半读学校，城市办半工半读学校，彻底地解决一下我们现在教育制度的弊端。”田家英说：“主席在谈话中可是没有提到你的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问题，反而讲了一些其他的话。”刘少奇警惕地问道：“什么话？”

　

田家英迟疑了一下，说：“他说你是在建立你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可以独立称王了。”刘少奇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在开玩笑，他和我当面也这样讲过。”于是，他们继续往下看毛泽东的谈话：“我会给我的孩子说：你下去学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叽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着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他家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些小的概念。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我看大学的教育应该改革。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现在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刘少奇问：“这个姚文元，近些年来非常活跃，写了不少东西，你对他了解吗？”

　

田家英说：“他是张春桥推荐给毛主席的，我知道毛主席单独地会见过他几次。详细情况就不了解了。但是张春桥这个人可是有问题的，过去写过许多有问题的文章……”刘少奇转过脸来，问道：“你有根据吗？”

　

田家英说：“我带来其中的两篇。”说完从文件包裹取出两篇张春桥早年写的文章，一篇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发表在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的《韩复渠》，另一篇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在《大晚报》副刊上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刘少奇问道：“你认为张春桥的文章里有什么错误吗？”田家英说：“《韩复渠》这篇文章里的错误主要是替国民党反动派辩护……”

　

刘少奇放下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先看起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来：

“去年，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集体的写过一册小说：《华北事变演义》。在里面，我把韩复渠写成一个对抗战有决心的人，我也就在这种信任底下，回到山东。当然我更相信的是山东的民众。但是，我错了：韩复渠使山东落在敌人手里。

“我是了解韩复渠这个人的。他脑子里很复杂，有时候是农民的天真，有时候是腐烂与愚蠢。本来他是从农村出来的人，‘老粗’，很天真的；加上以后生活给他的思想，就成了这样：他很简单也就很容易地上了敌人的当。并且一直上当到底。

“有一件事情表现出他很天真，一种农民的习气很像苏联的英雄却派也夫同志（即夏伯阳）。不过，却派也夫同志得到了正确的领导，而韩复渠没有得到。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济南师范的学生酒醉以后闯进山东省政府，要见韩结果被韩打了一个嘴巴。第二天，韩复渠把济南师范校长找来，‘进行谈判’，认为自己是错了，‘心里很难过’。要这位学生打他一个耳光。不然，就得接受韩复的二百五十块钱。（在山东打嘴巴叫做二百五。）这就是他原来的面目。学‘施公’‘包公’的‘私访’，自称‘韩青天’，是这一根本性的发展。所以，他可以用很多钱征求飞檐走壁的人才；相信梁作友那样的人了；相信相面的，自己也给人相面，所以常常闹很天真的笑话，遇到复杂的环境就头晕脑涨，也就因为这样，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促成的……”

　

刘少奇看不下去了，不耐烦地说：“这就是张春桥的错误文章？这里面有什么错误？你们对历史了解吗？我对韩复渠可是比较了解的，他就是像张春桥所讲的那个样子嘛！你呀，头脑太简单，拿上这样的东西能够把张春桥整下去吗？不能！”

　

就在刘少奇要把他的材料收起来时，田家英急忙说：“就算这篇文章不算大问题，还有哪！张春桥被鲁迅臭骂过，被鲁迅反对过的人总不能说是好人吧。”

　

“那也不一定！”刘少奇说，“那还要看一看鲁迅是怎么骂的，是否骂的有道理，也要看被骂的人现在的表现情况如何，总之要具体地全面地分析，而不能说风就是雨。”

　

田家英说：“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星期文坛》抛出了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矛头指向了鲁迅先生。张春桥在这篇反动文章里大肆鼓吹‘建立了国防文学的路线’，并且提出‘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这就是要发动对鲁迅的围攻，来执行所谓‘国防文学’的路线。一个月后，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张春桥，讽刺根本没有去过东北而‘留在租界上’的张春桥，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却知道的不够真实’。特别是一针见血地批判：‘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上，一味自责以显示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者替“他们”缴械。’这里鲁迅所讲的‘我们’是指当时的左翼进步作家，‘他们’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鲁迅文章中还提到‘我们中的他们’，指的就是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刘少奇翻看了一遍他送的材料，摇摇头：“我还是实在看不出这些材料里怎么会得出你那样的结论，看来我没有你那样的水平。不要讲了，你这样翻嘴学舌不大好，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去和毛主席说去好了。”

　

田家英听出了刘少奇对自己的厌恶，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和江青严厉批判他后，刘少奇紧接着说：“田家英的思想品质极其恶劣，挑拨离间发展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对他不仅仅是批判的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给予必要的惩办”的原因。这些导致了田家英的自杀，这是后话。

　

刘少奇说完他的意见后，继续看毛泽东的谈话：“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习实验，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楼里教吗？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刘少奇的目光盯在了有关戚本禹和姚文元这一段上，看了好久，才问：“他对这两个秀才可是评价很高呀！他没有具体地评价《海瑞罢官》吗？”

　

田家英的脸色一下子通红了，他沉思片刻才说：“评价了，就在毛主席说完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就是没有打中要害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儿，彭德怀也是一个海瑞呀！他自称海瑞，也确实有人说他是海瑞。’这个话我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研究了以后，觉得这句话分量太重，也和这次关于哲学的谈话的基调不符合，所以删去了，我们没有写进去。”

　

刘少奇迟疑地问道；“你们这样做好吗？毛泽东同志提出意见来了吗？万一他要追查你们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可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呀！”说完，他一个低下头继续看起来：“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譬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是有综合的，分析综合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是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的，什么事都是可分的，什么事都是能够分的。我们不是讲一分为二吗？分析也是这样，但是有不同的情况，譬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他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根本的是他们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有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够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都没有几个从大学毕业的。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都不带，只有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看到这里，刘少奇抬起头来，他的思想还在刚才田家英所说的那件事上，说：“我不想介入到这件事情里，如果追查起来，你就说你没有给我讲过这件事。听见了没有？我全当不知道。我希望你们没有事情，有事情我也装作不知道的。你看毛泽东这段话说得多么好。”说着，他就照着记录稿上的话念了起来：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过来改造。俘虏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就是扬弃。杜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要分析综合。譬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政治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两重性开始，我们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是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还是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是有两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是有二重性。”

　

田家英说：“主席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自己也有两重性，也就是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刘少奇摇摇头：“我不爱听这些话，希望你以后在我面前少讲这些内容的东西。”他翻着毛泽东谈话的记录，忽然指着一段话给他念道：

“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最近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送给我一个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好了，反修反帝，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话的行动。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话说得好，你要好好地理解。这次，他讲了吴晗下去好，我也是这样的主张，让他下去！”这个材料里写着毛泽东谈话的最后一段话：“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几十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历史的过程。先搞近百年历史。历史的过程中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历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有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辩证法过去说过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样说法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蒋介石是匪徒’。这两种都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刘少奇看完这个记录后，对田家英说：“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里有一些新东西，你们在传达中可以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但是不要说我对你谈的这些话，再说一句话：我不想再卷进去了。对毛主席的任何意见，我们能执行的就执行，暂时不能执行的也要讲贯彻，绝对不能硬顶。你可要注意罗瑞卿同志的教训哪。另外，陈伯达处处都是唱赞歌，我看这个人的动机也未必好，他也唱唱我的赞歌嘛。这种人要格外地注意。”

　

田家英明白了刘少奇这番话的意思了。他想起叶剑英最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还这样讲：“罗瑞卿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确实是他咎由自取。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林总就对部队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总说得非常明确：‘全军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我们要把这股风坚决地煞住！部队必须很快地来一个转变，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林总着重指示：‘军事训练、生产可以占用一定的时间，但是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