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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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这些指示，本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罗瑞卿硬要小家子气，赌气说林总这些指示是和他故意闹别扭，千方百计地要抵制林总的指示，拒不传达林总的指示，甚至公开反对。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他跑到高等军事院校讲话，说：‘有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的起码含义。其实军事就是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本来是建国以来最好一年的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可是有人总是要吹冷风，泼凉水。我看这些人就是不怀好意。’他讲这些话都是赌气，其实一点作用也不起，反而暴露了自己，让林总抓住了他的把柄，狠狠地整了他一顿。罗瑞卿跑到毛主席那里来告状，毛主席还能听他的？马上指示：‘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谁要反对林彪同志就只好先请他挪个窝了。’罗瑞卿到这个时候还不改悔，硬要鸡蛋碰石头，最后还不是他栽了跟头？”

　

田家英向叶剑英询问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的概况，问道：“叶群和吴法宪等人揭发罗瑞卿指使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四条意见，希望林彪同志接受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叶剑英对田家英说：“现在罗瑞卿死也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是可能的。那四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林彪同志不要多管部队的事情，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并说：‘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嫌林彪管事太多的这些话，罗瑞卿在一些场合里也讲过。据说，叶群当场就把刘亚楼给顶回去了，刘亚楼又找到林总，提出了这四条意见，林总也批评了刘亚楼。这事情看来比较复杂了。毛主席的态度是，不管有还是无，罗瑞卿不尊重林总的态度总是错误的，就是要好好地批评批评。”

　

田家英对叶剑英说：“现在主席搞运动的矛头越来越表现出是对准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了，这样的革命会产生什么后果，请剑英同志好好地考虑考虑。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主席的批示中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样一来，就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一个阶级来对待，是否科学？这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真正这样地宣传起来，是否会在全国造成混乱？也造成理论上的歧义？我个人认为主席这样讲，反而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巩固我们党的威信没有什么益处。”

　

叶剑英说：“这话你可不要随便讲，你是主席身旁的人，讲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依我看，主席的这个研究是下了功夫，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发的二十三条，就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论断．里面也明确她规定了这么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主席既然这样讲，肯定是有所指的。你以后不要再胡说了。”当然，田家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的谈话全部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了笑，对叶剑英说：“田家英是个张松式的人物，我早就有所觉察。让他继续暴露吧，看他能走到什么地步！”

　


第二十五章　见机行事

　

＇毛泽东日夜翻阅各省的报纸，密切关注全国的动态。当他认为自己面临封锁的环境和条件下，只有依靠自己的老婆才觉得唯一可行……＇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通过《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秘密通知《红旗》杂志的编委、哲学家关锋速来上海。他们要见他。上海毛泽东的秘密驻地，此刻只有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毛泽东已告随行人员：任何人不得在此时干扰他和江青的谈话。眼下，他神情激动地坐在单人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江青的汇报。茶几上，放着几张《文汇报》，上面刊登有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文章，还有几本《鲁迅全集》。他的身后是一排黑色檀香木的大书架，他从北京带来的大批线装书零乱地摆在上面，同时还有从上海图书馆里新借来的一大批书。江青穿着一件驼绒线紧身衣，棕色呢裤，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正侃侃而谈。她不时地往后理一下短发，整整她的衣服，用白嫩的手指，翻一下手中的纸张。这些小动作，丝毫不影响她的谈话。她对毛泽东说：“北京至今按兵不动，尽管有人建议北京一些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彭真始终封锁。没想到彭真这一次跳得这么高。我离开上海后，一直没露面。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证明，他们抵制姚文元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和中宣部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双手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腾地站起来：“我就不信，北京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他想搞独立王国，那好，我们就较量一下吧。你让张春桥赶紧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单行本，往北京发，打乱他们的一统天下。你找过伯达、康生吗？”

　

“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转达了，他们正考虑写文章。连他们也感到，在北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把她的手拉过来，轻轻地抚摸一下她的手背，叹了口气，又坐回沙发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轻轻地嚼碎喝到嘴里的茶叶，咽了下去，说：“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把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法西斯的修正主义。斯大林活着时，赫鲁晓夫肉麻地吹他、捧他，他刚死掉，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去年，他的伙伴们又发动政变，把他搞下台。我们党有没有人企图赶我下台呢？有！我们身边就有赫鲁晓夫！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打碎的，何况是你呢？与其将来他们闹事，不如我们现在革命！”

　

“怎么个革法呢？”

　

毛泽东对她微微一笑：“你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江青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间涌出来。她很兴奋地拉住毛泽东的手，她二十三岁起就跟毛泽东在一起生活，他很少用这样的语言来和她谈心。现在，他向她交了底，告诉了他所担心的和准备干的事情。她感到了他的信任，一下子扑到他怀里，轻轻地抚摸着他，把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润之，我不能在杭州久呆，我要到上海去，安排那几个秀才和你见面，让他们有点思想准备。这次革命，全靠上海的同志们了，将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们的作用和功劳。”江青一口气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同时也提到了北京一些人恐惧彭真、陆定一的事情。

　

毛泽东想起了有人送来了张春桥的材料的事情，对江青说：“你告诉春桥同志，有人也在搞他的鬼呢。有人送来了他写过的几篇文章，我全看过了，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让他大胆地干，我支持他！”江青看了毛泽东看过的张春桥的文章后所划出的地方。

　

“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时候，你转告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害怕，硬着头皮顶住。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充分表演个够。北京不转载，上海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看看究竟他们有多大的能量。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把这场熊熊大火点燃起来。”

　

江青脸上容光焕发，显然非常高兴。她把材料顺手扔在茶几上，走到毛泽东身边，替他扣上了上衣领口上的扣子，搀着他坐下，说：“我们在北京办任何事，都会遇到重重阻力。连你的话他们也敢顶，我的话更没人听了。我搞京剧革命，调一个演员他们也不给。没有彭真的话，连剧团的演员都不敢动。你看还了得吗？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

　

“我偏要摸！”毛泽东说，“前一段我们后退一步，就是要显示出我们的反击是被迫的，是逼出来的。让他们猖狂一点，好显示出我们的威力。这就叫有理、有利、有节。你猖狂进攻在先，我们反击在后。你先发制人，我后发制人，总之是要打反击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策略。”“你犯不着眼这班小人们生气。你要保重身体。这几年要没有你，我是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啊。现在不单是文化界，而且是整个北京城都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整个权力都掌在那帮修正主义分子手里。我是提着脑袋跟他们斗啊！反正我是豁出去了！”江青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带哭腔，酸溜溜的，即使是再硬的汉子，也不会不动情。“我总觉得我们的反击是迟了些，晚了点。再不反击，就是坚定的左派也会跟上他们犯错误了。像前一段，连陈伯达、戚本禹这样的人都有点动摇了。甚至连康生同志都不主张关锋这些人再同他们斗争了。这里面的许多问题已经说明了性质。”

　

在张春桥那篇《韩复渠》的文章里，毛泽东批阅的地方是：

“山东过去是在敌人的支配下，铁路、工厂、矿山等股票多半操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没人用最低的工价购买被农村破产推出来的劳动力，又用引诱人们吸‘海洛因’等等手段把工人完全变成奴隶，而且使得劳动者一代一代地被奴役。为了镇压中国的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直接用武力屠杀山东同胞，造成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以后，山东在接连的水灾里，人民的生活就更苦了。一个农妇告诉我说：神不保佑我们，叫我们受苦，弄得没钱烧香，他能怪谁呢？

“如果在这里作民运工作是可以展开的。因为敌人的侵略给我们造成了许多有利的条件。虽然，北伐军到山东的时候，因为国共两党分裂，民运工作没有作得好，虽然，山东过去离皇帝很近，后来是被军阀统治着，被麻醉得很厉害，虽然因为这些原因山东民众失去了‘强有力的’自动性。”

　

江青看完后，毛泽东对她说：“张春桥基本上说得都是实话，分析得比较合情合理。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文人，现在大概成了政治家了吧？对这个人，要多培养他，我看他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和邓拓、吴晗、廖沫沙那类坏人不同。对姚文元也要帮助，让他们在政治上更坚定起来。社会主义文化的革命，同过去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是一样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性质。这一点，要给他们讲清楚。”江青点点头说：“我懂得了，和那些修正主义分子斗争，我比他们的经验要丰富些。”

　

“另外，你再去找林彪谈谈，注意，只谈文艺界的事，不要把我们谈的告诉他。你可以过问一下部队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我也要和他谈一谈，另外，还要和恩来同志谈谈，这个人老成，靠得住。”毛泽东说，“中宣部这些人已经变成了左派的阎王殿，扼杀了许多年轻人的好文章。不要怕，没有右派的疯狂，就锻炼不出坚定的左派。我看那些好文章统统都是要公布出来的。先让陆定一这些人表演一番，让他们暴露得越彻底越好。这样垮台后，左派才会感觉到解气。”毛泽东把她的手慢慢地松开，朝桌上的红色电话走去。

　

从这个时候起，真正下功夫研究毛泽东，而且研究透了的，是林彪。

　

林彪听取了江青的意见，并且亲自和毛泽东谈话以后，对这位伟大领袖的思路和脉搏自认为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在他所接触过的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里，毛泽东是最重视舆论工作，特别是高度重视理论作用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毛泽东把理论来自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指导于实践的精髓掌握得精熟老练。如果从哲学的角度上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重要的哲学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他参加革命斗争以来的政治经验和革命智慧的高度总结，反过来他的哲学思路又始终指导着他不断地进行新的斗争，而且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毛泽东在长期的风浪中，就像一个稳操胜券的舵手，眼睛始终地盯着前方。任凭身旁波涛翻滚，云雾弥漫，浩烟吞吐，他总能破险峰、穿恶水、斗蛟龙、战群魔，取得神话般的胜利和成功。他的辩证法策略和战略艺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正因如此，他博得了所有的同志们和战友们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尊敬，博得了全党全国全军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战争年代，他全部的精力的重心是放在夺取政权和歼灭敌人的军事谋略上，部署战役，指挥作战；夺取政权后，他的重心是抓上层建筑，围绕着巩固政权的问题，部署和指挥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战役。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断定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他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抓理论斗争，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最后发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治革命上来。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反复地作了研究。在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看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你们看了吗？非常值得研究。现在看来，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他揭开了盖子，说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的，破除了对他们的迷信。另一点是他捅了漏子，就是说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还是他的方法上，都有严重的错误。对斯大林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功、过要恰当。否则，就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主张在我们中央的高层领导同志中，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四日，连续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外，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陆定一、陈伯达、邓拓和胡绳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斯大林的错误、中苏关系和个人迷信等问题。当时，毛泽东就料定，苏共领导人的这些行动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严重的影响，势必会在全党和全国产生连锁反应。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秘密报告，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得很中肯：“我早就认为斯大林会出问题的。他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出过许多错误的主意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一开始是支持王明的。王明那个‘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起源于斯大林。抗战结束以后，教训我们不要打内战，很长时间是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到苏联访问时，他还迟迟不愿与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些都说明了斯大林的过错，说明他不是一贯正确的。当然到了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我们出了兵，他才相信我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党，才认为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插话说：“斯大林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作用和领导，承认他自己在中国的问题上犯有错误。”

　

“这就是斯大林的正确一面。”毛泽东马上接着说：“我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是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这一点，就是绝大的错误。在这点上，我们和赫鲁晓夫是有分歧的。紧密相连的是第二点，就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使我们应该独立思考了，应该使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着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要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错误。第三点，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况且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犯点错误又算得了什么？我历来是一个错误难免论者，斯大林的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问题上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叫谁也避免不了。第四点，依我看，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斗争。斯大林从哲学上讲，就是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过早地取消了苏联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造成了最大的失误。我建议我们的秀才，由陈伯达同志为主，根据会议的讨论，写成一篇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公开我们的观点。”

　

林彪感受出来，毛泽东是十分留恋斯大林的，对赫鲁晓夫处处表现出了恶感。他在会议休息的时候，对一些人说：“赫鲁晓夫早就是斯大林领导核心的成员，十多年来他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早不站出来抵制斯大林的错误？说明他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这几次会议讨论，陈伯达等人起草又经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写成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公开发表，实际上等于同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划清了界限。随后，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底再次组织写成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对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的这几件大事表达了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

　

林彪认为，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里，处心积虑地要反复证明的是这样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思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这篇文章时，多次说：“这段写得好，客观上是替斯大林辩护的。”

　

毛泽东特意指示写上了这样的段落：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它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经济、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积极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从此，毛泽东就把“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戴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在忍耐了三年以后，终于和以他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展开了论战和较量。

　

经过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开展的反击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更加日益公开化。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乘机讹诈后，毛泽东采取了首先抓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对付外部的修正主义压力，为此不惜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来争取刘少奇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来全力配合他，支持他，以减少矛盾，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林彪这样认为并悄悄地写了笔记，以静观时局的发展。

　

他觉得，毛泽东在形形色色的敌手们的四面包围中，骨头硬朗但是手腕灵活，他绝对不采取四面出击的下策，而是分清主要矛盾，具体区别对待，很有次序和策略地逐步地解决问题。从一九六一年初起，他全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一九六二年初的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倡导党内民主集中制，更加广泛地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在促使整个形势迅速好转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国内特别是中央最高层的局势稳定下来后，他从一九六三年初起，把他的精力放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外部的反修反帝反击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上。同时，他高度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动向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规律，提出了国内外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