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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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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上年六月，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在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经过他精心修改的一篇重要著作。
江青敏锐地发现，毛泽东修改后的著作和当时的讲演，有几处是大不相同的：
毛泽东在讲演中曾经这样说：“我们所说的百花齐放，也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理论上并不强求，但是有一条，只要不搞秘密团体。那些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志，恰恰是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文学艺术上，我们主张充分发展，像王蒙同志的一些小说，写得是非常好的。不这样，就不叫其为社会，不是一个完整的矛盾组合体……”
在经过反右斗争时发表的正式文章里，这些话修改成：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呜的方针是指：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加上了这样的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江青认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些文字，突出地证明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预见力！
紧接着，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把它归结为天灾人祸，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天公不作美，加上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人为破坏，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倒退了若干年，真是天灾人祸呀！”
刘少奇马上说：“这个天灾人祸里还应该包括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过火的斗争。庐山会议后，不适当地在农村、企业和学校的干部中，甚至在群众中也展开了反对右倾斗争，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好多的人。这个现象必须纠正，如果我们不纠正，我们的后代也要纠正。”
邓小平也说：“群众中有个反映，说是五九年以后的历史证明了彭德怀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而毛主席的意见是错误的，以后还要证明这一点。对此，我们要做工作。”
刘少奇接着说：“如果我们有错误，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要等人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后再承认。
“就是对待彭德怀本人，我们也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彭德怀提出了要求甄别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央可以开会研究一下。”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担心更加沉重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像一团雾圈总是在他的头上笼罩着，盘旋着……
早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就对安子文等人作过口头的指示：对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现阶段应该鼓励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才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天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了。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吗？谁不懂谁就是白痴。”
同时，他还反对在农村出现的变工互助。他说：“变工互助千万不能再发展了，要缩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土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说法不一定全面，对目前出现的雇工、单干，我们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有什么不好？对雇人种地也不要限制，它是完全合法的，这样做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目前农村中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安居乐业的气氛。”
对刘少奇的这些观点，高岗曾经在一些会议上说：“刘少奇等人如此狂热地歌颂剥削制度，把万恶的雇佣奴役制，描绘得像西天极乐世界一样，他的五脏六腑里装的是什么黑货，不是昭然若揭吗？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吃人哲学，是吸血鬼的嚎叫。”他把他的意见通过各种渠道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没有给予回应。
一九五零年二月，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并在报刊上被广泛宣传。毛泽东在一些场合多次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江青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她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几次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却进行了抵制。江青质问胡乔木：“你为什么要扼杀文化战线上这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主席的这个意见你们向中宣部党组汇报了没有？”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少奇同志，他给我讲过：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既然是爱国主义的影片，你要批判，怎么向少奇同志解释？”
江青沉默了。很快，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在与胡乔木谈话中认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看来现在不好再批这部影片了。”
毛泽东笑了：“大概刘少奇是看到光绪皇帝可怜吧，现在不批就欠下账了。凡是错误的东西，一百年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
四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市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大力宣传发展私营企业，并为资本家出谋划策说：“私人事业的活动范围是很广大的，要不怕花费一些资本和力气去投资。国营企业与私人生产事业之间的某些不适当的竞争现象应该加以改正。我们现在的政策要反对对私人资本实行限制，要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让步，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民族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高岗指使一些人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一九五零年五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央颁发新的《土改法》前，急忙给他出身地主成分的七姐写信，内容是：‘中央已令各地停止退押，退不起的可以不退了。中央己决定今年秋后分田，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七哥的家产不会受什么损失。以后你们安心作富农，雇请工人种地，这是合法的，不会受到大的斗争的，所以你们以及其他的人家还可以雇请长工、短工。’刘少奇还在信中说，其地主分子六哥、七哥只能算富农。我们认为这是刘少奇企图包庇他们过关，破坏土地改革。”
毛泽东看了信后，给高岗打电话：“这个问题，请你在适当的时候找少奇同志谈一谈，争取让他自己改正。凡是这类的错误，我们只能是进行原则的批评，而不能太具体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报告，他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指出：“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我国的财政经济情况就可获得根本好转。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一致团结起来，作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巩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统一领导，以及有步骤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等项工作，确保我们的国家逐步地向好的方面过渡。”
这年的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往会上号召一切要革命的人们过好土改关，他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现在战争关已经过去了，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这一关叫土改，也就是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让广大农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环境。”
与此同时，他还号召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层，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跟上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还要作好准备，下一步过社会主义的关。
毛泽东此时已经胸有成竹，他根据苏联走过的道路，下决心在缩短时间的范围提前走完这段路程，尽快地用最短的速度，赶上现在的苏联甚至西方发达国家。
与毛泽东气势、胆略和远见卓识相比，刘少奇更显得保守、务实和关往使少数人先富。
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往目前我们的政策中，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而对于广大的农民也是有利的。现在对富农的雇工剥削国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在这里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消灭富农经济要等到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以后，也就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远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正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就在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国际上爆发了突然事变。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军队直接参加对朝战争，同时驻兵台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猖狂进攻，矛头是直指我国的。我们要给予正视，密切注意国际动向。”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的任何挑衅。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从美国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台湾的决心。这在当时，看作是对美国进军朝鲜的警告。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是，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进入高潮。与这次运动紧密相连，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实行整风，通知说：“这是进一步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更好地担负革命新阶段的领导任务的大事。每次大的运动中，都要高度重视我们内部的整顿，以跟上形势飞速的发展。”
八月，陆定一担任部长的中宣部发出《关于土改宣传的指示》，在规定如何解释“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个问题时，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应当在农民中反对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提倡农民的勤俭生产而至生活富裕（劳动发家）的积极性，我们党不反对一部分农民变为富农。”
九月，己经担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根据苏联的框架和刘少奇的指示，不主张公安工作继续实行党委领导的模式，要求公安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行政领导，以利更好地打击来自各个方面的犯罪。毛泽东发现这一问题后，尖锐地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十分危险，会使公安保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十月三日，正当美国和南朝鲜等国的军队把北朝鲜打得节节败退，战火逼近鸭绿江边时，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我们研究欧美等国的文化，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认识水平上是有很多成绩的。应该看到，欧美的教育制度，是有许多的合理住和科学性的。我们不能动不动就抬出老解放区的教育路线和制度来固步自封，这样下去，我们的教育制度不能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兵进人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于是，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全民运动。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的覆电中，号召：“全国一切爱国者，不应相信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作的种种欺骗宣传，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根据这个指示，在全国知识界和工商界展开了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批评。与此同时，在全国还掀起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为了使镇反运动的顺利进行，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提出了对反革命分子要采取“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他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的指示里，对这个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军事家的气魄和胆略，在建国后的头一年里内外出击，显示出非凡的指挥和果敢……
第三章 引蛇出洞
＇毛泽东对来自各方面的反对者，采取的一贯策略是：等待时机，引蛇出洞，分清主次，区别对待，一旦组织完毕便主动进入，不停顿地先发制人，使一切反对者丧失还手之力。＇
中国进入一九六一年的第一天清晨，毛泽东就看到了当天的《人民日报》。
他首先阅读经过他修改的元旦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主义新胜利》。社论的气势是磅礴的：
“一九六一年来到了。全世界人民正在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也就是说，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压倒战争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大好形势里，辞旧岁，迎新年……”
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了微笑。是的，尽管赫鲁晓夫已经对他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神色，但是他还是尽量忍耐着，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也就是他和苏共领导人的分歧，深深地包藏在友谊的鲜花里。是的，中国的那几个反对派们是不足为虑的，但是如果和苏共领导人的阴谋结合起来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赫鲁晓夫们正在中国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言人，这一点已经从好多的情报中得到了证实。在过去的岁月里，毛泽东已经尝够了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干涉和瞎指挥之苦，如果让苏共领导人的阴谋得逞，首当其害的当然还是中国人民……
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是那样的铿锵有力：“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日益有利于人民。正如莫斯科声明所描写的，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局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博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一九六〇年是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大和它的影响更加增长的一年……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的四十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克服困难，一步一步取得巨大胜利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提高干部，提高群众，不断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最大的信赖，就因为在任何条件下，我们的党都是深入在人民群众中间，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为人民的幸福进行最顽强的斗争。现在，全国已经有几十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个遍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这个伟大的运动，给灾区的人民，给全国的农民，全国的工人，全国的知识分子，给六亿五千万人民，带来无比的力量和信心。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看到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暂时困难，纷纷地表示高兴。但是他们不久就会发现，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到了任何时候，毛泽东总是要把宣传和舆论工作做得天衣无缝，想尽一切办法增强人民的信心。在他的眼里，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是行使权力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什么传播四面八方的消息、新闻的媒介，这一条，他抓得很紧。
就在这一年的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九五四年，当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加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时，为了解决中央一级和大批新建厂矿的干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了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从一九五八年起，各省、市从自治区就已开始按照中央决定，分别举行过多次的区域性协作会议，随后成立了协作区委员会。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表明，协作在拟定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工作的协商机构，工作范围和权力都有限，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现在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六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这六个中央局的分省是这样的：
中央华北局包括：北京市、河北、山西和内蒙四个省、市、自治区；
中央东北局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
中央华东局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东七个省、市；
中央中南局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个省；
中央西南局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个省、区；
中央西北局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五个省、区。
毛泽东认为这是采取分散小权力和独揽大权，发挥地方积极性而避免中央统揽而管不了弊病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提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地方，下面对你封锁，你就要用眼睛看，用口问，用手写。要找人谈话，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他还要欺骗你。”这时，他已经感受到自上而下的那股浮夸风的猖獗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针对着全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我们下去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别人的眼睛，要亲耳去听，亲自用手去摸，用自己的口去讲，亲自开调查会，以此来了解情况。这几年不调查了，只凭着对情况的估计办事，就难免要出问题。所以，我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之风，一切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发言，不要下决心。搞调查并不那么困难，也不要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时间，只要调查一个社队，在城市里调查一、二个工厂、商店、学校，合起来不过十几个，就可以摸透底下的情况。有时甚至也不要你省委书记亲自去搞，你自己搞一、二个，其他的，可以组织一个班子，亲自去领导，总之是要摸透问题，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这件事极为重要，党委书记、委员都要搞调查研究，否则情况就不清楚。每一个省委书记和单位的领导都要了解一些好的、中间的或坏的典型。这是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下面给他的几封信，都是反映基层缺吃少穿情况的，他有点痛心地说：“这些事实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呢？需要你们调查一下。一九六一年搞一个实事求是的年。我们这个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大概是在座的一些领导人官做大了，就不愿意去摸情况了。不摸典型工作就不好做，今后大家都去作调查研究，不要尽讲人家的坏话。老百姓的生活苦，是否到了历史上最差的年代了？你们了解一下后再来告诉我。”
刘少奇说：“这几年是天灾人祸都赶在一起了。人祸，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实行了错误的领导，当然也包括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封锁。”
“还是一个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在全党内调查研究作风比较好。解放十多年，这种作风比较差。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因为民主革命时期，犯了几次路线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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