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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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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点头说：“好，我们就这样地准备，等选择好时机就把这些材料公布出去。我要看看彭真这些人下一步是怎样地动作。秀才革命，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变化会有的。譬如梁启超先生，他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认识到旧制度的危害，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就逐渐地失去了革新的锋芒，成为保皇党了。他后来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再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其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旅游，回国后就无心问政治，专心著作和讲学了。如果我们这次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张春桥干什么？姚文元干什么呀？我看无非两种可能。一个是被反动派杀头，一个也像梁启超那样，退出政治，专门搞学问去。”
张春桥说：“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永远是坚信毛主席的思想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泽东会心地笑了。
第三十章 最后反扑
＇彭真搞的《汇报提纲》，给毛泽东创造了解决问题的导火线。毛泽东对江青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要集中主要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包括暂时的同路人，首先把彭真的这个东西搞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江青从康生手里接过《二月提纲》后，问道：“怎么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呀？我应该知道呀？为什么事先不报告主席？”
康生说：“彭真、陆定一他们搞这个文件，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彭真、陆定一同志带着许立群、姚溱、胡绳、吴冷西等同志到了少奇同志家里，向少奇作了汇报。少奇建议彭真向毛主席再作一次汇报后交给书记处或政治局常委讨论。据彭真说，他专程到杭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已经点头了。二月十二日在少奇家里继续开会，彭真汇报了他和毛主席的谈话后，政治局常委才点头同意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这个《汇报提纲》的。”
江青大喝一声：“这是造谣！彭真在有意造谣！主席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文件呢？这里没有毛主席亲笔写的半个字，像这样类型的文件，都是要由主席亲自修改和补充才能发出的，你连这一点都没有感觉吗？”
康生一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江青开始认真地研究起这个文件来了：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混账！”江青刚看到这里就拍桌子骂了起来，“彭真是在有意地掩盖这场斗争的性质，把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有计划的反击说成是什么‘讨论’，把资产阶级对姚文元等人放肆的攻击说成是什么‘成绩很大’，这简直是在颠倒黑白！”她拨通了给张春桥的电话：“你看到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了吗？你仔细地看一看，里面的名堂很多呀！”
张春桥当然看到了，岂但看到，而且是作了精心的研究的。他最关注的是下面的一段：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争边学习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荒唐！张春桥心里暗暗地骂道：“彭真不学无术，狗屁不通，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的反击，说成是什么‘清理学术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可见他的政治水平是何等的低劣！中国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和什么苏联等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彭真却在这个文件里夸夸其谈，是他的附庸风雅，完全没有冤枉他！”当江青打来电话，再次提到要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对里面的文字尤其留意了：“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的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垄断地位，而且从此进人一个广大工农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坚持去……”
张春桥在这段话上面，重重地打上了记号。
他在电话中对江青说：“这个文件的水平非常低劣，包含着反对毛主席的别有用心。我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最好请主席研究一下这个文件。”
江青对他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两遍了，他还想再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张春桥说：“我的意见很明确，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反党纲领，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扑灭刚刚点燃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烈火，要把这场革命消灭在星火之中。”
“办不到！”江青似乎轻松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已经研究这个纲领了，很快会有指示的。春桥同志，我认为你又会有用武之地了。”
江青说的并没有错。毛泽东字斟句酌地已经推敲了两遍了。
《汇报提纲》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方针”，写得很简单：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在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解释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科学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镇压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镇压对方……”
毛泽东冷笑连声：“现在开始讲起‘放’来了，当初批判吴晗的时候彭真和中宣部的老爷们不是设置重重障碍，这也不准批，那也不准点，清规戒律老多嘛，当无产阶级开始发动，资产阶级的气焰受到遏制时，《汇报提纲》要突出一个‘放’，岂不是放屁？”
他怀着鄙视的心情看着这个文件里的段落：“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残反动学术观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作都比较有利。“毛泽东指着这一段对江青说：“彭真们有什么资格讲什么准不准革命的问题，他是在压制左派革命而支持右派反革命！”
江青说：“彭真这些人才是地地道道的要打击一切表现好的知识分子呢，他连郭老这样的人都不放过，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对郭沫若同志也要进行严肃的批判，他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在这些权威面前，就是小学生也和他是平等的，要敢于捉他的，捉像郭沫若这样的人。’”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搞批判，我们的革命完全是混战一场。”毛泽东说：“对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也要进行分析。譬如《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里，鲁迅虽然含蓄地批评了张春桥，但是也肯定了张春桥的观点和出发点是‘不错的’；他对田军的小说十分厚爱，所以张春桥写了几句中肯的评论，鲁迅就愤愤然了，两者都有正确的地方，并不能说明鲁迅是痛斥张春桥，更不能说明张春桥是和敌人一样了。告状的人，用意在于挑拨离间，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不要中了坏人的奸计。”
江青在研究彭真的《汇报提纲》时，再一次地研究了有人报上来的那篇张春桥的文章里面的主要段落：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的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至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的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的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的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的任务……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我们见到一个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江青看到这里，找到了张春桥文章中鲁迅引用并批评的那段话：“《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因为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期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一）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又写另外一部；（二）其他正在写或者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三）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江青认为，张春桥的文章，完全是一篇文艺批评，而且出自好心，并没有对田军的作品有任何恶意的伤害。
为什么鲁迅要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冷嘲热讽”呢？
江青再次仔细地研究了鲁迅原文的主要段落：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的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到这里，我又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他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
“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的’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者替‘他们’缴械。”
江青看了鲁迅的这篇杂文，并没有看出张春桥当年究竟有什么不对和过错。张春桥的出发点和对一些作品的看法，完全是在文学批评的范围内的，没有任何敌对人民和革命的性质。鲁迅的杂文写得尖锐和泼辣，丝毫不存在对张春桥的斗争，他是通过对一些舆论的驳斥来为年轻作家的作品打开道路。为此，都没有指责的必要。
她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我们赞赏鲁迅的战斗精神，并不是说鲁迅的观点和所有的批评，都是统统正确，字字句句都是真理，而是说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应该得到肯定。这就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巴儿狗一类划清了界限。”想到这里，再看彭真等人起草的《汇报提纲》，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汇报提纲》中说：“对于吴晗这样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是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都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提纲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和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搞什么条条框框，完全是为了限制左派，他们的那帮人是从来不在这个范围的。”《汇报提纲》的第三条标题是“队伍”，其中规定：“五人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抓革命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知识分子，孤立极少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毛泽东说：“这一套都是用来骗人的，他们搞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从来不需要组织出面的。为什么我们反击他们时他们才搞这些名堂。要告诉陈伯达，准备好好地批判这个修正主义的文件，而不管他是谁批准的。”
《汇报提纲》的第四部分是：“左派要互相帮助”。
“要形成大批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帮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判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青年工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既使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从长期表现出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一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方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批判和自己的前进。”毛泽东指着这条对江青说：“你看看，彭真还想帮助左派，他也想在你们的队伍里挖人呢。我希望他能和姚文元、张春桥、戚本禹、关锋这些人谈话，拉他们。我很想能够看到，究竟谁能被他拉过去。左派转变成右派，那是最好看的戏剧，政治戏剧嘛。任何朝代的队伍里，幕僚内，都会有反水的人。社会主义革命里就没有吗？会有的。我身边不是出了一个田家英吗？我的秘书还要为人家卖力，何况是别人呢？所以，你江青要有川定的思想准备。说话要注意，不要给他们留下把柄。任何讲话都不要搞录音，搞录音是害死人的。杨尚昆搞我的录音是别有用心的，所以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你再和汪东兴同志、谢富治同志讲一下，让中央的机要室把我的讲话录音统统地销毁掉，不要保存那些东西。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一律用记录稿，经过我审议的记录稿。”
江青不知为什么毛泽东的思路到了这里了，她点点头，记下了他的话。
《汇报提纲》的第五条只有一句话：“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毛泽东指着这条对张春桥说：“你说的这篇东西很低劣，完全正确。无产阶级反击的问题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怎么能让全党事先准备呢？彭真这个人，还是想通过这次斗争来树立他的一统天下，妄想！比他再大的人也别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小小的彭真竟然吃天，我看中国这块天他是怎样个吃法！”
《汇报提纲》的第六部分的标题是“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其实只有三句话：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漆、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混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把这些人的名字下面，一个一个地划上了记号，挨个地问他们的情况，轮到王力时再次问道：“这个王力究竟怎么样？”江青说：“跟彭真跟得很紧，笔头子还可以，过去和他接触不多，听听康生的意见就清楚了。”毛泽东说：“注意在这个办公室里找左派，起码要找一个偏左的，把盖子揭开。就是要在他们自己的机构内部寻找反戈的人，谁反戈都要支持，给予鼓励。这样才能促进他们的分化瓦解。不然打击面就大了，总不能一个人也不用吧。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能分化瓦解敌对的阵营，没有从起义军里面找到我们的依靠力量，就会是失败的革命。”
第三十一章 水落石出
＇毛泽东说：“我树起造反旗，就是要看看谁是纳粮人。陶铸同志的靠拢，使中南局出现了好的局势。”在部署一场大的政治行动前，这位统帅精心地组织他的阶级队伍，采取的还是他的老战术……＇
陶铸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照例先汇报中南局的工作。他看到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的汇报提纲》后，曾受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明确地说：“当前的大批判是在和吴晗这些人打笔墨官司，你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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