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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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个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在全党内调查研究作风比较好。解放十多年，这种作风比较差。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因为民主革命时期，犯了几次路线错误，有陈独秀的右倾，王明的左倾，‘左’的、右的，都不搞调查研究。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用什么路线、策略、方针，长期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党进行了整风，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同蒋介石作战，我们就比较注意搞调查，情况比较清楚。搞革命那一套我们较熟悉，问题也比较单纯。解放后，几年来，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不够，对情况不甚了解，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就知之甚少。现在各地出了乱子了，我们才认识到地主阶级复辟。”

　

讲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侃侃而谈起来：“我们对地主阶级复辟缺乏调查研究，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大鸣大放，底摸清了，搞出几十万右派，农村也搞了一下整社，但未料到地主阶级复辟。抽象地说也预料到了，因为说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天下还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但未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不大。一九五九年刮共产风，因情况不明，所以决心不大。中间加上庐山会议，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不得不被迫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这不得不反。但之后，共产风又刮起来，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社有经济，大办土铁路，取得很大成绩，不容抹杀，但怎样能那么大办？证明是大家的头脑发热了。庐山会议后，情况不大清楚，就从右边刮了一阵风，它与国际上修正主义、国内右派相呼应。去年中央同志集中力量对付国际问题，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我们对国内问题也要聚精会神，反对反革命分子，死官僚分子，组织贫下中农的委员会代替它，团结农民也就是我们的贫下中农。我们党内有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分子，所以要纯洁组织。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任务吧。”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和任务，实际上是冲淡了人们对造成这些困难的中央决策人的追究。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人敢提出追究的问题。

　

不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信，是反映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问题的：

　

“主席：我冒着一定的风险给你写这封信，为的是让你关注一下文化界的动向。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召开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吴晗于九月十七日写了《论海瑞》的文章，而早在庐山会议之前的六月十六日，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向党进攻之前，他别有用心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一九六一年吴晗终于完成了他所谓七易其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目的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对这样的东西，希望主席能够明察秋毫，予以关注。”

　

毛泽东把这封信交给了江青，说：“你可以抽时间把吴晗的文章和剧本都看一看，研究研究，拿出你的意见来。”

　

很快，江青看完了所有吴晗关于海瑞问题的文章和剧本，又对吴晗和有关的人进行了调查，形成了她对自己的观点。她对毛泽东说：“吴晗这个人和廖沫沙、邓拓这些人联系密切，不同寻常。廖沫沙是个什么人？我对他的文章，也批评过他在上海的时候和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有勾结，我看不起这个人。至于邓拓，你批评过他的文章，也批评过他在人民日报所犯的错误。这样的人勾结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虽然没有发现他们和彭德怀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共鸣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同意群众来信的观点。吴晗关于《海瑞罢官》和所有海瑞的文章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海瑞那样的人物，或者说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他们理想中的海瑞。”

　

毛泽东说：“吴晗这个人，和彭真的关系很密切呢。”

　

江青说：“和邓小平、周恩来他们的联系也很多。据他自己讲，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间，周恩来就几次找他，商议建立清史研究机构，为修订清史而作准备。”

　

毛泽东摇摇头：“这和他要反党是两回事。总之，要对这个人有所警惕。彭德怀要翻案，是要在全党全国造舆论的。没有一个合适的舆论，谁也不敢提出他的问题。这一段，经常有人在我的耳朵里吹风，要让彭德怀站出来。有人已经开始逼我了。弄得不好，彭德怀的第一步是会得逞的。”

　

过了一段时间，康生送来了毛泽东让他整理的一份刘少奇最近两年的讲话摘要：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一次讲话中说：“这两年我们的成绩是否伟大？有否虚假？我看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就是在那里不懂装懂，很不实事求是！大跃进以来的什么文化革命是戴帽子、乱斗争，强制人家接受马列主义。前几年是抽象的红，空谈革命，爬在领导的岗位上乱指挥，瞎指挥。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要下台，谁也不例外。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不要欠账到棺材，生前不还死后还！”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一次报告里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毛主席有错误呀等等。这样讲话是可以的。只要没有组织反革命地下集团，没有要篡党，都是正常的。”

　

刘少奇近年经常讲：“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纠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是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经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事。今后谁也没有超越党内纪律的特权，就是毛主席也不能例外。”

　

刘少奇还在一九六二年春天说：“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要翻案。只要本人提出申请，领导和其他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

　

毛泽东看了这些整理的材料后，对江青说：“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为彭德怀翻案和对我们的清算迟早要有这么一天的。你不要以为我们的政权已经巩固，我是从来不敢这样想象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随时都可能上台。他们有基础，有人马，也有这样的条件。我从来也不担心蒋介石会反攻大陆，真正登上造反宝座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中央委员会里！”

　

毛泽东很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批改《立三同志为其他党派的工会会员是否可以参加工会领导工作问题给中国煤矿工会东北委员会的覆信》里，赞同和支持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提出的“阶级合作路线”。他认为，“民主党派人员只要他以工资收人为其生活资料大部或主要来源者，都可以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人员也有被选到工会机关做工作的权利。任何人不能给以任何的歧视。”饶漱石在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批评刘少奇；“他这样答复就给资产阶级分子混人我工人阶级队伍，并篡夺领导权大开方便之门。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就推行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现在他的这个毛病依然没有多大的改正。”

　

毛泽东当时听了，只是建议他找刘少奇当面谈一谈，不要在大的范围内扩散。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毛泽东对镇反运动所作的一系列指示，扭转了在镇反工作中推行的“宽大无边”的右倾路线，毛泽东明确地说：“我们刚刚解放，建立了年轻的政权，如果对反革命分子不采取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措施，就可能重新丢掉政权。在这一点上，我劝你们学一学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他那时不把共产党镇压下去，也难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和他是截然不同性质的两个政权。但是，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全国各行各业在统一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二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经济建设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在此基础上，国家要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康生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讲：“少奇同志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里，完全不提人民民主政权的专政职能，不提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不提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会造成错误的误导。此外，他在一些场合里还竭力鼓吹让资产阶级来领导和保卫我们的经济，是否暴露了一些问题呢？请主席考虑。高岗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也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回答说：“现在议论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成熟，我心中是有数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给教育部的指示中，强调：“政治课内容要讲比较完全的政治知识，教材要以苏联课本为基础。对不成熟的教改要慎重，不要再拿出老解放区抗大式的教育制度来应付我们的工作。”

　

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针对肃反中存在的不得力的状态，再次指出镇反的伟大意义，他说：“这次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有人鼓吹西方的民主化，其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民主化。如果给了反革命民主，就得把我们的政权让给了他们。你们干不干呀？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才赢得了胜利的果实，少数所谓的民主党派轻而易举地就想得到，我看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我们这次镇反，就是要给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以当头一棒。”

　

在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现在要把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来作为党员的标准之一。现在我们接受党员，和过去考秀才差不多，过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当官，现在加人了共产党也可以做官。如果要求我们的党员用大多时间，无代价地来参加活动以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是不妥当的。但是，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使我们的党员为民众办好事是可以的。”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现在依然是这个力量。纯粹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

　

这次会议不久，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显然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更大才行。我们的党过去一直是吃了‘左’的苦头的，如果现在大家不警惕，恐怕还要继续吃下去。我在天津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工人着想，提倡资本家的剥削是为了工人现在能够生活下去。有人无原则的批评我的讲话，我看他们的政治立场大概并不稳。”

　

这年四月三日，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挥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康生说：“这是关于戏曲革命的最重要的指示。它指明了我国文艺灭资兴无的方向和道路。”刘少奇批评他：“这样讲不妥当，还是应该含蓄一点。”

　

到了四月二十日，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作一九五零年全国文艺工作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在新、旧统一战线与公私兼顾的原则下，来发展和改革文化艺术，并要求以历史观点和爱国观点作为审查剧目的标准。除此而外，不应该再有什么标准和框架。”江青对一些人说：“你们看到了吗？周扬实际上是想作文化艺术上的老大。他眼里是没有党和毛主席的。他在三十年代就是这样，至今没有多大的改进。

　

这年五月，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制定了“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的肃反路线。毛泽东在提出这一路线时，说：“我是反对在公安上搞神秘活动的，要同那套脱离群众的东西针锋相对。如果那样搞，我们的肃反运动就会引到邪路上去。罗瑞卿同志在一九五零年召开的几次全国性的公安会议上，有意把帝国主义特务间谍说成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当成肃反的主要手段，宣传侦查第一，容易使我们的镇反工作偏离群众路线，破坏对整个反动阶级残余势力的斗争。”针对罗瑞卿等人的做法，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所写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坚决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人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圆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照这个工作路线。”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这条肃反路线，有人公开提出反对。彭真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如果完全听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不行。容易导致左的后果。镇反上我是主张宁右勿左的。少奇同志讲了，右了好办，‘左’了就不好办。今天是宁右勿‘左’，我对左的东西历来反感。罗瑞卿也在这年九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再次提出：“侦察工作如何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伊凡洛夫说的对，隐蔽敌人不能依靠群众运动来解决。过三、五年后，反革命分子搞得差不多了，可能就不要今天的群众运动了。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了。”

　

五月十一日，彭真在《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民主建政”的口号。康生说：“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呀？民主建政的口号不能用，容易使人产生新的歧异。”

　

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反覆强调：“我们党的多数同志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我们如果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政策，对人民并没有好处，只会伤害工业生产积极性。现在的农民是喜欢发财的，工农业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违背进步的，也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阶段要说剥削有理呢？甚至我们就是要恳求资本家：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你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剥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比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资本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人民服务，有进步作用。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先天的不足，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为什么不搞阶级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都起过人民代表、人民领袖的作用，他们都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你们不要以为一提这些人就认为都是反动的。”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作了重要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社论指出：“《武训传》是一部宣扬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反革命影片，是由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炮制的、得到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的反动影片。他们大肆宣扬，要人们学习的武训精神，其实就是投降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说教。”

　

毛泽东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人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康生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段话下面用红铅笔划上了重点记号，他对江青说。“这段话写得实在是好呀，很有份量。我们党的一些文化领导工作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你要把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向主席多讲一讲，我们党内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呢。”

　

江青说：“我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许多的问题。看来这些人还是用对付国民党、日本人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不久，江青和康生同时都收到了一些信件，反映：“一九五一年六月，胡乔木、周扬对毛泽东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进行抵制，周扬提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我们要保护一些同志。’他们指使上海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为武训的吹捧者辩护，说他们‘本质上是进步的，只是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所以，党中央发动的这次批判，并没有从组织上见到什么大的收获。”

　

江青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那就采取一竿子捅到底的办法，彻底地分清是非，把武训这个人的真实面孔搞清楚，不要给历史留下后遗症。”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毛泽东具体指示下，江青以“李进”的笔名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后来江青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调查团是在与周扬派去进行破坏的右派分子钟惦斐进行了许多坚决的斗争，克服了周扬这伙人的重重干扰，在龙山、东堂邑、临清、馆陶一带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才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这篇东西真是来之不易呢。”毛泽东说：“关于党内的问题，我们得慢慢解决，有些问题的情况现在马上搞不清楚，需要一个历史的沉淀过程。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个早晨或者是一个晚上就能完成的，而要等待时机，需要足够的耐心。”于是毛泽东亲自帮助江青修改她的《调查报告》。

　

从这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二十七日，经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康生说：“江青同志领导和主持的《调查记》，以铁的事实揭穿了武训这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反动目的，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大斗争，当然这场斗争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干，她得确是一个文化素质很高，思想觉悟非常敏锐，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的同志。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六月，当镇反运动正在全国开展时，刘少奇和彭真在审查清理内部的指示中，反覆强调：“对解放前的政府人员要团结，只要没有血债的旧人员、旧知识分子，我们都要大胆使用。现在，逼供信的现象已萌芽，我们要适当地纠偏。不能利用这次运动而破坏了我们多年的统战政策。”

　

这时，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出版。刘少奇说：“胡乔木同志的这部书可以作为我们的党史教本，今后就是要以这篇东西来修史。”毛泽东和江青在征询高岗、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时，高岗公开说：“这部书里把刘少奇的白区斗争写得太高了，意义也写得过分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斗争中，白区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样写下去，太使我们伤心了。”彭德怀也直截了当地说：“抬高了笔杆子，贬低了枪杆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老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七月，山西等地农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把互助组上升为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