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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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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广东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孙文宁愿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败军之将合作，而不愿听吴佩孚居高临下的训话，除非吴佩孚肯信仰他的三民主义。
吴佩孚心高气傲，以为天下事可指麾而定，讵料他的激进措施，不仅未获孙文赞赏，反而导致直系内部分裂。几乎所有达官贵人，都把他视同怪物。曹锟身边食客三千，形成所谓保定系与天津系，和吴佩孚分庭抗礼。他们的目标是把曹锟捧上总统的宝座。
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倒阁。内阁总理王宠惠是吴佩孚扶上台的，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的人选也由吴佩孚指定他的心腹出任。背后由津、保两派撑腰的国会声言，当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讨论时，将杯葛内务、交通两部总长。
王宠惠因此拒绝把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财政总长罗文干是王宠惠的亲密朋友和广东同乡，他甚至拒绝向国会支付法定的财政经费。
顾维钧
外交总长顾维钧预感，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他一再提醒王宠惠，解决目前危机只有三个办法，一是把内阁名单交给国会讨论，如果有的人在国会通不过，再作些必要的更动；二是如果不把名单交给国会，那就应提出辞职，这样做也是符合宪法的；三是如果内阁名单中有两位吴佩孚的人遭到国会否决，应该请吴佩孚另外挑选两人补入。
第80节：第六章道德调和的失败（10）
事实上，第一种办法因为国会的反对，是行不通的；第三种办法因为吴佩孚的反对，也行不通。就只有第二种办法可行——宣布辞职。但王宠惠不愿意走这条路。
1922年11月18日，内阁成员在海军俱乐部参加海军总长的私人宴会。散会后，财政总长罗文干在回到私寓时，突然被卫戍司令部的士兵带走。
据说罗文干曾经擅自和德奥商人签定合同，允许以中国未收回利益的无效债券作变相的补偿，没有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外商则从华义银行的预存巨款里支付支票三张，其中八万镑给了财政部，3。5万镑入了罗文干的私囊，构成重大的贪污嫌疑。
次日，外交总长顾维钧跑去找黎元洪，他说，目前内阁是向总统负责的，怎么能不和政府、总理，或司法部长打个招呼，就随便逮捕阁员？
黎元洪矢口否认下过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卫戍司令也佯装不知。似乎谁也没有下过命令。顾维钧据理力争，黎元洪勉强同意释放罗文干，但逮捕令上却明明白白盖有他的大印。政客们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迫使内阁辞职。曹锟发表通电，列举内阁的五宗罪。直隶、江苏、浙江等省也纷纷通电呼应。
吴佩孚怒不可遏，立即通电全国，表明拥护内阁的态度，并痛斥逮捕罗文干是非法行动。
直系的内讧，终于由暗而明，揭布于世了。
黎元洪匆匆到监狱把关了几天的罗文干接出来，以平息玉帅怒气。但这次事件本不是一个罗文干的问题，而是直系内部的斗争。罗文干刚出狱，直系将领（除吴佩孚的嫡系之外）便以集体辞职为武器，向吴佩孚公开挑战。他们的要求包括：一、吴佩孚干政，应由大总统去电斥责，并饬吴佩孚声明从此不再置喙；二、内阁总辞职；三、罗文干还押。
黎元洪手忙脚乱，当天发表了一份措词严厉的通电，奉劝吴佩孚不要“遥断朝政，轻乱国彝，仇者快心，亲者痛首”。次日把刚刚出狱一天的罗文干又送回牢里。
众议院通过查办王宠惠、顾维钧案。在这次交锋中，洛阳方面显然落于下风，王宠惠不得不宣布辞职，黎元洪接受辞呈，这个受吴佩孚支持的内阁被津、保派挤垮了。而罗文干究竟有无犯罪，却一直不了了之。难怪罗文干在狱中哀叹：“中华民国人民，至于今日受身体不自由之痛苦极矣，有非法侵害之苦，有依法侵害之苦。其侵害一也，其告诉无门一也，何日吾国乃有人权宣言也。”罗文干《狱中人语》。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
来自津保派的排挤和围攻，并不足以动摇吴玉帅的声望，相反，政客们在他身上泼的污水愈多，他在民间的声誉就愈高。吴佩孚50岁生日时，文圣人康有为送了一副极尽谄媚的寿联给他：“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不过吴佩孚不是张勋那种武圣人，他是什么马屁高帽都照单全收，但原则立场却是雷打不动，所谓一条鞭主义，决不通融。真正令他的名声一落千丈的，是“二·七罢工”事件。段祺瑞打不倒他，张作霖打不倒他，直系的政客也打不倒他，但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由于吴佩孚的默许态度，两三年间，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发展，蓬蓬勃勃，各路段工人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1922年春，全路准备就绪，于4月9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决定组织总工会，并把总工会地点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加典礼。
当时谣传总工会一旦成立，即发动全国铁路工人联合大罢工，各地路政、军政当局异常紧张，函电交驰，向吴佩孚告急，请制止总工会成立大会。吴遂下令不得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坚持如期开会，并派代表赴洛阳，向吴佩孚作当面说明。
吴佩孚在洛阳接见工人代表时，工人向他保证，成立总工会只是为了统一沿线各段的工会组织，并无其他不良企图，亦与路政无碍，所谓总罢工，不过是谣传而已。吴佩孚则表示，工人的事，他没有不赞成的。但空穴来风，其来有自，他既已下令不准在郑州开会，就不能收回成命，工人如果同意改时间改地点开，则无不可。
代表返回郑州后商议，国民党籍的工运领袖认为，吴佩孚对工人开会，并无不准，只是误信谣言，命令既发，不能变更，亦属可谅，故主张接受吴的劝告，从长计议，改日易地开会。但共产党的工运领袖，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寸步不让。头可断，血可流，在郑州开会的计划不可变。
工人们群情激愤，纷起附和，气氛有如火药，遇火即爆。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前来开会的工人和警察发生冲突，2月4日，哄传中的京汉铁路全路总同盟罢工，终于见诸现实。
京汉铁路是直系的生命线。吴佩孚决不允许京汉铁路瘫痪，他命令萧耀南立即解决工潮，不惜采取武力。2月7日，全面镇压开始了。江岸工会遭到军队围攻，工人赤手空拳，与手执长枪大刀的士兵搏斗，死伤无数，血流满地。一名工人领袖手持罢工指挥旗，带头向士兵的队伍冲去，被子弹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之中，口中仍高呼“杀呀”。被捕的工会领袖，在街市当众“枭首”。武汉实行大戒严，各工会被封，工联会遭劫；军警密布街市，捕拿工人领袖。
邓中夏
共产党工运领袖邓中夏记述，在“持枪带炮的军队”血腥镇压中，工人当时死者40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1000余人。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而国民党工运领袖马超俊则痛心疾首称，惨案发生之后，“工人如丧考妣，重入深受压迫无可告诉之境……‘工会’二字，工人再不敢提及，实为全路工运之彻底摧毁时期。”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引自《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在此之前，广东的陈炯明与洛阳的吴佩孚，恒被社会舆论并称为“南北两秀才”，一度被视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然而，陈炯明因与孙文分裂，立即从“革命的马前卒”，变为“千古罪人”；而吴佩孚因镇压“二·七罢工”，也从一个“爱国进步军人”，立变成“帝国主义忠实走狗”。世事沧桑变化无定，荣衰俄顷，亦莫过于此矣。
平心而论，把独裁专制的鹰犬、反革命、军阀这些罪名送给吴佩孚，均无不可，但说他帝国主义的走狗，则有欠公允。“二·七罢工”的悲惨结局证明了，吴佩孚的办公室白挂了华盛顿的画像，这种军阀，是不可能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先驱的。血腥镇压发生一个月后，胡适公开宣称：“国人对吴佩孚早已非常失望了。”胡适《武力统一之梦》。《努力周报》1923年3月18日。
从此，知识界与吴佩孚之间，语言道断。
中国的官僚集团无法放弃几百年来，作为四夷宾服的天朝帝都的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不仅在政治上，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天潢贵胄自居，习惯于对一切化外之民施恩加礼，用示怀柔，而且在文化上，也自以为经承正统，不得不保持着维护伦常名教的责任。
中国自由民主的追求、民富国强的希望，在这沉重的历史负荷下，显得苍白无力，奄奄一息。吴佩孚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内圣外王”的梦想，至此亦难乎为继了。
第三部
西北，固守着千年土围子
◇第七章土皇帝们
◇第八章农夫的政治
◇第九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
第七章土皇帝们
【壹】大西北，是贫苦农民的地狱，是刀客和盗匪的乐园。和南方会党不同，西北的刀客并非革命的同盟者，他们只是一群由破产农民啸聚而成的破坏者和掠夺者。
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干燥的热风时而贴着山岗的脊背呼啸而过，时而又卷起巨大的尘柱，向混浊的天空升腾而起。狭窄而干涸的河床在赤色的土地上蜿蜒伸展，河岸两侧是一片荒凉，几株营养不良、枝叶稀疏的乔木，在风中瑟瑟颤抖。
落日红红的，黯黯的，使每棵树和向西的山坡都染上黄黄的颜色，愈往高处看，黄色就愈显著，色调优美、浑厚，透着无限的苍凉。
在高旷的天空飘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凝然不动，那几乎没有热力的太阳在深邃的天空中发着光。
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这就是大西北。是中华民族最初诞生的地方。
如果说中国北方确实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那么，它的发源地是在这片遥远而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跨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南等省区。
从历史上看，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六千年前，太昊伏羲上观天象，下观地法，中观万物，画出八卦图像，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神髓；轩辕黄帝发明创制了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冕旒、衣裳、釜甑等等，以显赫的文治武功，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黄帝相传都是西北人。
中国的古都多在西北。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均在山西汾河下游一带。周朝的首都设在陕西；而秦朝也是从西北东征中原，最终统一中国。从周开始，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西北定都。
中国的官僚体制，就是在西北萌芽发育的。所谓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官僚文化，和植根于黄土高原的西北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血统相承，一脉互通。
在漫长的岁月里，黄土高原备受雨水侵蚀，沟壑交错，塬峁起伏，举步维艰，满目荒凉。“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西北文化也像它的地理一样，凝固、封闭，和土地紧密相连。
西北人从来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相反，交通的闭塞倒成了他们保存固有文化传统的有利条件。20世纪西方文明虽然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但在海拔1500米的黄土高原面前，也只能望“土”兴叹，徒呼奈何。
除了大西北，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会如此完美地保存着五百年前的风貌，也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人感受到人和土地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西北的工商业依然停留在非常原始落后的阶段。西北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但由于交通不便，即使开采出来，也不易运出去。
人们靠土地生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恒古不变的循环之中，孳息不绝，进进不已。
西北是沉默的，但是，它对中原影响之巨大，也许再过几个世纪也无法磨灭。一曲“信天游”，就像周灭殷商，秦灭六国一样，它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西北一向是秘密帮会、教门横行的地区，清代影响最大的收元教，主要就活跃于山西、陕西、河南一带。据清雍正年间的统计，山西有白莲教、混元教、混沌教、龙华会、皇天教等教门的流行；在豫西地区也有桥梁教、哈哈教、悟真教、大成教等五花八门的秘密教门，成为教案频发的地区。
哥老会是下层社会的真正主人。自从清末废科举之后，传统的入仕之途断绝了，乡村的士绅精英纷纷跑到城里，因为只有在城里，才有机会爬到社会的上层。而他们在乡下的空缺，就由土豪、恶霸、流氓、黑社会填补了。辛亥革命时，西北会党、刀客、盗匪串合纠结，群起啸聚，到处抢掠。陕西的军政府几乎全被哥老会控制，军政府张贴的布告，除了盖有兵马都督关防外，还要一律加盖“洪会公议”的戳记，方才生效。帮会的码头，直凌驾于地方行政之上，“但闻有洪会命令，几至不知其他”。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版。哥老会根本不理会什么民主，什么共和，只知道革命就是会党打天下、抢码头，就是会党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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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第七章土皇帝们（2）
民国以来，因战乱困扰，地方长官频频易人，造成政治上混乱不堪。各小军阀分割防区，就地筹款，陕西省1926年已经预征了1929年的钱粮。苛捐杂税的名目数不胜数，牲畜税、斗佣、秤佣、血税、门牌捐，还有各县驻军直接勒索的维持费、修造费、粮秣费、犒赏费、购置军械费、棉袄单衣费、鞋袜费、年节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田租本身也是重得惊人。农民无路可走，只好以土地、窑洞作抵押，借高利贷。
据华洋义赈会在1923年10月至1924年3月间的调查，农村每一人口至少拥有四亩至五亩田地，才能生活；较沃的田地也要三亩。但1922年，山西的农民平均每人才有1。46亩，甘肃只有0。8亩。河南、陕西的情况比较好，每人可有3。3至3。8亩。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照统计数字看，河南、陕西两省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但事实上这两省的情形比山西还糟。
究其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由于连年战争，各省军队数目激增。1925年河南省有案可考的军队，就有15个师14个旅，全年军费近两千万元。而河南全省一年收入，仅够军费开支。军队就地勒索、竭泽而渔，把大量土地用来种鸦片。
冯玉祥当陕西督军时，宣布严厉禁烟，他说：“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你们若定要种，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但实际上，冯玉祥自己的军队，就是靠强迫种植罂粟，征收鸦片税养活的。军阀们的所谓新政，大抵如此。
在西北地区，当兵似乎是无地农民唯一的合法出路，但军队生活十分艰苦，饷银常被克扣，人身也没有自由，并不是人人都捱得住的，于是便纷纷逃跑，据说民国初年军队开小差的比例，大约在15％~30％之间，［英］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许多逃兵都当土匪去了。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破产农民的不断激增，最后必会酿成大乱。这是古老的循环法则。
河南省是华北平原和秦岭山脉接壤的地方，黄河由西向东，贯穿全省。这里是西北人问鼎中原的必经之路，亦是草寇的天下。当地有一句谚语，“男子不当刀客（强盗）不算好汉”。一位在河南当过县长的人慨叹：“士绅富户，无不通匪，否则无以保其身家。其桀骜者更为土匪作掩护，坐地分赃。于是匪风益炽，绑票的案子，几乎天天发生。”当人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时，当土匪便成了还有一线生机的出路。
1912年，豫西农民白朗（又称白狼）揭竿暴动，先后攻占禹县、新野、邓县及湖北随县各地，然后又回师占领河南唐县、方城、卢氏等县，1914年横越京汉铁路，取商城、固始、光山及安徽的六安、霍山等地，再杀入陇南，连克十三州县。
白朗起义震动中原，乃至在国际上也引人注目，南方的共和派革命党与白朗联络，北方的帝制派宗社党也与白朗联络，大家都想借刀杀人，打击袁世凯。俄、美、英、法国先后派军事人员到信阳等地观战。段祺瑞调动了20万大军，对白朗军进行围剿。大军所过之处，只见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作汾流紫。
1914年8月，白朗起义失败，但乡间的骚乱，却此起彼伏。1914年至1915年，环县农民暴动，杀死县知事，分了乡间豪绅的财物。先后响应有几万人，震动了陕甘宁边界上十几个县。1923年至1924年间，河南庐县十几万红枪会、硬肚会、守望社、保卫团的人马，三次围攻县城，把陕西军队赶走。1926年渭南有几万农民因征税太重，发起“交农”运动。就是把农具统统交到县衙门，实行罢耕。同年绥德、清涧一带农民，组织了六七百个“神兵”（红枪会）反对苛捐杂税，占领了一二百里地方。
在三山五岳的各路英雄中，牌子最响，势力最大的，要算红枪会。
红枪会发源于山东，逐渐向西流传，它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白莲教。1914年传到豫西，一下子蔓延了十几个县。因为每个入会的人都要拿一杆红缨梭标为武器，故称红枪会。它既不是土匪，也不属黑社会，而是农民为抵抗土匪而组成的自卫组织，但后来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有的则被土豪军阀利用，成为他们互争雄长的工具；有的江湖盗匪也自称红枪会，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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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七章土皇帝们（3）
除了红枪会，在江湖上横行的，还有黄枪会、蓝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绿枪会，还有大刀会、小刀会、扇子会、提篮会、天门会、清道会等二三十种名目的组织。他们有的信奉孔子，有的信奉关帝、观音，有的信奉土地爷爷，有的信奉太上老君，还有的信奉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可谓无所不有。
红枪会信仰祖师，由传教师传授“神术”。其会员大多是愚笨的乡人。所谓神术，就是先在祖师神牌前烧上香，然后掐诀，念咒，把上身衣服脱光，右手拿砖头打左肋三下，再用左手拿砖头打右肋三下，然后双手拿砖打左右腿、膝盖各三下，接着打脊背三下，最后打头三下。每打一下，口里发出哈声。如此练一个月。然后增加“喝火”、“排刀”。喝火是用一个饭碗装上油，点起三寸高的火头，对着火头由上往下吸，要把火头吸灭。排刀是用一把刀背，用右手拿住，砍左肋三下；左手拿住，砍右肋三下，再用右手向腹上砍三下，砍时照样发出哈声。每晚如此，两个月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
还有一种“铁扇子”法术，据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练之后，就可以靠念咒语，用扇子把敌人的子弹打落。
从这些神术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江湖文化，与北方的义和团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画符念咒一派，与东南方城市型的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东南方的黑社会，不乏金融家、实业家、知识分子，在赈灾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市政建设部门、治安部门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海外也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信仰、行为准则、做事方式，和西北有天壤之别。
在西北，军队、土匪、红枪会，形成互相对抗，又互相依存的三角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百姓与土匪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界线。关于红枪会的“神术”，愈传愈神。连正规军队都惧怕三分，在碰上红枪会时，往往不战自溃。红枪会因此获得了大批装备，声势愈加浩大。
官府没办法平息匪患，就采取收编招抚的办法。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兵匪不分。在军队里有许多官兵都是土匪出身，有些军队为了扩充实力，甚至把一些已经收编的下级军官又放出去拉杆子，等拉起了人马，再收抚回来，连长变营长，营长变团长。有些白天是兵，晚上是匪；打胜仗是兵，打败仗是匪；也有些上半年是兵，下半年是匪。在西北军队中，黑白两碗饭一齐吃的人，比比皆是。最为著名的有刘镇华和樊钟秀二人。
刘镇华本人并不是土匪，他出生在嵩山北麓的巩县，父亲是读书人，他自己是清末秀才，后来又在保定入北洋法政学堂，当过河南中州公学庶务。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刘镇华是当地一位活跃的革命分子。辛亥革命，陕西的义军从潼关打入河南，在刘镇华的奔走活动下，豫西大部分和民党有联系的绿林豪杰都投奔到革命军中。后来，以这些盗匪为骨干，成立了“镇嵩军”，刘镇华担任协统。
开始，这支军队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粮饷无着，处境险恶。1912年，镇嵩军奉命开回豫西，任务是剿匪。刘镇华剿匪的策略有两点：一是放人出去拉杆子，把盗匪收编回来；二是把一些不服收编的悍匪杀掉。在这次大剿匪中，镇嵩军杀了3000多人。伊川、洛宁、嵩县、伊阳、卢氏、宜阳一带的盗匪，闻风而逃。镇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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