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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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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非常会议是扩大会议的南方版。5月28日，非常会议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等15人为国府委员。汪精卫还精心设计了两句政治口号：由建设而图统一；依均权以求共治。
纸上谈兵，固然漂亮，只是无用。
非常会议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限其24小时内即行引退，也不过聊壮声威而已。非常会议基本上是一班文人政客的活动，西北军队已经无力参与，而南方的军队也是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宁粤双方对峙了数月之久，而终于没有兵戎相见。
当时，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是蒋派人物，被视为投机取巧的军人政客，广东开府以后，陈铭枢连夜出走香港。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围缴了省保安队的枪械，复派代表到兴国和十九路军联络共同反蒋。
陈铭枢亦从南京飞抵赣州，命令十九路军参加对江西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本来，蒋介石叫陈铭枢到江西去的目的，在于对付陈济棠，但陈铭枢在暗中又和蔡元培等人秘密商定，利用蒋介石要十九路军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对宁粤双方实行武装调停，建立第三种势力，以控制整个局势。
南方风起云涌。7月，下达讨蒋令。驻美公使伍朝枢在华盛顿宣布降旗回国。唐绍仪写信给美国总统，劝他不要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韩复榘在北方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第39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1）
蒋介石四面楚歌，连喘息之机也没有。
然而，世事往往难料。当南方车辚辚、马萧萧，准备对蒋大兴问罪之师时，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形势出现了根本性剧变，反对内战的呼声响遏行云。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南京政府的代表风尘仆仆，直奔广州，和广东国民政府议和，并邀粤方派代表到上海举行正式谈判。9月26日，宁方代表抵达香港。
双方经过一再磋商，同意广东方面的四项条件：一、派十九路军驻沪担任警戒；二、宁粤统一后，蒋介石必须下野；三、恢复胡汉民的自由；四、释放政治犯。
10月18日，粤方和谈代表汪精卫、孙科、伍朝枢、邹鲁、陈友仁、李文范由香港乘船赴沪参加和谈。经过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10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位巨头在上海见面了。
汪精卫表达粤方的意见，大致可定三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
蒋介石态度谦恭，对汪的意见一律赞成。甚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他无不同意照办。他若不行，请大家严责。粤方代表拒绝立即入京。蒋介石立刻同意和会在上海开，并明确表示他个人的进退绝无问题。
从10月26日开始，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判，一连三天，龃龉颇多，进展不大。孙科、李文范、陈友仁三位代表乘机拂袖而去。
随后，南京、广东和上海几乎同时举行四全大会。南京的四全大会由蒋派主持，广东的四全大会由孙科等粤籍委员主持。不久，改组派代表100多人退席到上海开会，也选出了一批中央委员。这时，汪精卫和蒋介石已达成秘密谅解，汪精卫主持党务，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则主持对日军事和围剿共产党的战争。
11月21日，在南京的四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恢复过去在历次反蒋之役中被开除党籍者的党籍。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各同志前以政治关系，开除党籍，但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一人而造成。”
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表辞职通电。
至此，各地的中委才首途入京。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氏夫妇乘飞机抵达宁波，转乘汽车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临下野前，蒋介石已经把浙江、江苏、江西三省主席全部换成忠于他的军人，把南京的飞机汽油统统运到郑州，把警卫军几万人马调到杭州，把宁沪兵工厂的重要机器都拆运到洛阳，他的嫡系部队进驻河南、甘肃、宁夏、青海，严密监视着大西北。
【叁】如果说蒋介石和阎、冯、李的战争是一场和西北、西南地主集团的战争，那么，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战争，则是一场和贫苦农民的战争。
1927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共产党从半公开转入地下，从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暴动，建立武装，在湘、鄂、赣、闽、皖等地相继开辟农村根据地，号称“工农武装割据”，实际上是“农民武装割据”。
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西南和闽西，攻城略地，拔旗易帜，到1931年9月，这支红军武装已经把包括江西、福建21个县在内的五万平方公里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中央根据地被罗霄山脉、九连山、大庾岭、武夷山脉所包围，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经济非常原始、衰败。这个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使用最古老的犁耙等简单农具，耕作技术非常落后。在偏僻的山区，人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杵臼时代。
共产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们远离城市文化，摒弃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工业、金融、商业、教育绝缘，但他们却赢得了那些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目不识丁的南方农民的衷心拥护，因为共产党把地主的土地夺了过来，交给农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第40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2）
然而，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之后，国民党在也曾尝试在浙江、湖南、湖北、江苏等省推行二五减租，但除了浙江之外，其他各省还没实行就取消了。浙江也只是推行到1930年代中期，便止步后转。原
因在于政府对地主征收的田赋和捐税，不仅没减，反而年年加码，却要求地主减低对佃农收取的田租，地主收入大幅下降，当然一肚子怨气；而农民也觉得二五减租太过温和，解决不了他们的困境。因此，农村的贫富阶级，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在抵制政府这一点上，却是异口同声。
贫苦农民认为还是共产党的土改实惠，分田地，分粮食，分浮财，吃大户。他们甚至连分田地都不感兴趣，觉得不如直接分谷子、分财物好，“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十九册。1986年编印。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骤然激烈起来，经济学家薛暮桥留意到：“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更日趋恶化。”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农民从革命中直接获得了即时的利益，所以他们愿意跟共产党走，向土豪劣绅开战。1929年，蒋介石在谈到农村情况时说：“今日不患地主、资产阶级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亦以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之不许者也！”蒋介石《对于关税之感想》。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毫无疑问，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既锻炼了贫苦的农民，也锻炼了地主。为了与农民相对抗，地主纷纷武装起来，组织靖卫团、清乡团等民团队伍，向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共产党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夺得的。
蒋介石虽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回到奉化，却没有半点闲云野鹤的情趣。他在妙高台仅仅住了几天，就匆匆返回南京。1932年3月，蒋介石重出江湖，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尽管当时东北的形势间不容发，日本在上海挑起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硝烟未散。但蒋介石坚信左宗棠的一句名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中日问题可以诉诸国际仲裁，但消灭共产党只能亲力亲为。
5月21日，蒋介石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他临阵激励三军：“军人以身许国，不能成功，誓当成仁。”6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主持剿匪会议。会议之后，推行保甲法、连坐法，在汉口设立剿匪总部，雷厉风行，果然不同凡响。
中共对蒋介石的坚甲利兵，不以为意。他们深信国民党已面临崩溃，没有什么力量了。要进攻红军，除非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国民党只能充当偏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红军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几乎毫无准备。
5月26日，国军四十四师进据皂市北侧的文家墩，拉起了大战的帷幕。29日，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率主力第九师向皂市反攻，并以第七师向敌后包抄，展开激烈的混战。国军四十八师一部向皂市驰援，双方反复冲锋肉搏十几次。30日，红军相继退去。
这一阶段，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是对中共中央根据地采取守势，集中兵力向鄂豫皖和洪湖区进攻。这是因为该地区水陆交通方便，且靠近蒋的老巢江、浙地区，蒋介石认为有把握争取这一地区的民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为了显示七分政治的威力，汉口剿总决定成立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指定委员，负责指导战区的党务、政务。同时，召开湖北省政治整理第一次会议。官绅相聚一堂，蒋介石把他的剿匪手谕发至人手一册。
从7月14日开始，各军奉总部命令，向襄河以北地区展开攻击行动。经过几天激战，国军十三师攻占京山，转而配合其他各部，由皂市、天门、岳口向京山以南、襄河以北地区进攻。在完全控制了该地区之后，蒋介石遂下令向襄河以南推进。
第41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3）
8月10日，国军顺利占领河口。红四军的两个团，在黄安以西和国军由河口推进的一个旅遭遇，爆发激战。红军以一部攻其正面，另以一部楔入左侧，国军陷于混乱。红军虽然小胜，但纵观全局，处处呈现险情，绝难乐观。
9月3日，国军左路军两个旅向洪湖展开。红军决开湖堤数处，引水阻敌。但成效不著，国军仍步步进逼。7日，红军退出汴头河，8日退出新集，12日复退出朱河市、陡子口。国军中路军攻势如潮，直逼商城、金家寨和英山。红四军全线动摇。
9月20日，红四军、红九军、红二十五军和独立第四师、独立第五师约两万余人，在河口和国军第一师、八十八师、十三师混战一场，然后全部向南撤去。后来，这支红军北行至随县、枣县一带，南渡长江，进入湘鄂西和四川东南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蒋介石在完成对洪湖地区的围剿之后，余勇可贾，立即掉头南来，于1933年元旦，向中央苏区展开全面军事围剿。
然而，江西和洪湖毕竟有很大区别，这里的红军和山区农民形如鱼水，机动灵活，国军的攻势施展不开。1月27日，蒋介石亲赴江西主持围剿，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
但在他的锦囊之中，也没有什么妙计。2月10日，红军围攻南丰，然后向蛟湖、霍源退却，这是诱敌深入之计。国军盲目追击，在蛟湖陷入重围。2月26日，红军攻入蛟湖村，和国军展开白刃战。
寒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气温骤降。衣着单薄但斗志旺盛的红军士兵，端着步枪、土枪、梭标、大刀，高喊着战斗口号，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国军死伤枕藉，狼狈溃逃。五十二师师部直属部队被红军包围攻击，全师尽没，师长自戕。
前线接二连三的败绩，蒋介石在南昌愤慨难当。2月29日，霍源、东陂又传噩耗，五十九师全师溃散，师长被俘；十一师全师覆灭，师长阵亡。
蒋介石回天乏术，痛心疾首，从此对共产党益觉切肤之痛，非置诸死地而后安。1933年6月，蒋在牯岭召开南方五省主席和各路军高级军官会议，围绕怎么消灭共产党，人人出谋献策。
鉴于洪湖地区的成功经验，蒋介石又重弹“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调，厉行封锁政策。并采纳德国顾问的意见，以1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撒下1。5万公里的包围线。
这条“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毛泽东语）的中国马奇诺防线，对苏区正面，第一步，建筑碉堡构筑封锁线，以限制红军之活动。第二步，将封锁线向前推筑，以缩小苏区范围与突破苏区。第三步，在封锁线推进至相当地带，各方面军队气势连合时，一鼓而歼之。
而后方则采取严密封锁，凡关隘津卡择要构筑碉堡，封锁物资运入苏区，杜绝红军之往来联络，并构筑桥头堡、护路堡维护交通。凡城市及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地区，构筑碉堡，保障地方安全，为推行政令，组织保甲，训练民众之据点。
为了确保计划的实现，南昌行营把江西划分成八个区，以便各部队在分配的区域里按规定展开。
这条规模巨大的防线，确有其独特之处。内中不仅有纵横交错的碉堡群、公路网，还有非常周密的后勤网，包括弹药仓、粮秣仓、病院、绑带所、中继站等等。参加围剿的军队，进行编制装备大改革。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排长以上军官都要接受训练。不论职位高低，一律穿布质军衣，吃大锅饭，和士兵同甘共苦，师长也脚穿草鞋，脚底抹桐油，背米袋，和士兵一起行军，大有卧薪尝胆的劲头。
国共两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也是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开始了。
当蒋介石正密锣紧鼓地计划新一轮的军事围剿时，共产党正在苏区全力以赴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其目的是把农村的地主、富农查出来，把农民的阶级成分划清楚。
查田运动很快演变成一场急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哪个县哪个乡查出的地主、富农愈多，那个地方就被评为模范县模范乡。结果各地的地主、富农愈查愈多。在湘赣地区，还查到二三代，甚至三四代，只要放过几毫子债的，一律划为地主或高利贷者。许多农民逃到外地躲避风头，以致苏区大片大片的田地丢荒了。
第42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4）
在这种经济困难、人心动荡的时候，中央苏区又不断发出扩军号召，除了猛烈地扩大红军之外，还建立作为后备军的赤卫队，要求所有18岁到40岁的工农劳动群众，不分男女，一律加入赤卫队。并且把1933年5月定为扩军的“冲锋月”，“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的冲锋月，要扩大红军一万人（赣八千闽二千），六七两月，每月扩大六千（赣四千五百，闽一千五百），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领导群众来完全实现的切身任务。”《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斗争》第九期。红军的数目大大增加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未经炮火洗礼的新兵，迅速被派往和国民党精锐之师作战的前线。
国军为了隔断中央区和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攻占红七军团的防地黎川，然后继续南进。而当时红军对怎么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依然举棋不定。
毛泽东主张在强敌环逼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主动放弃一些城镇，收缩战区，诱敌深入。但中央对这种游击战术不屑一顾，坚持要打阵地战，不丢失一寸土地。因此，黎川丢失，便成了闽赣军区“动摇、恐惧、退却、逃跑、悲观、失望、惊惶失措的种种右倾情绪”的罪证。
在单纯防御的策略指导下，红军急于夺回黎川，甚至不惜转到外线攻打黎川以北的国军阵地。屡攻不克，又去攻打东北侧的阵地，还是攻不下来，结果从此处于被动地位。
12月12日，国军九十六师、五十三师和第六师在黎川东南方与红五军团激战。黎滩河两岸已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天空中又下起了冰冷彻骨的雨雪。国军十九师、九十四师和十一师、六十七师各一部星夜驰援。双方展开几度白刃肉搏。最后红军不支而退。
当双方胶着之际，毛泽东曾提议打到江、浙去，直捅蒋介石的老巢，“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然此计中央不用。毛泽东遗憾地说，不打江、浙，是不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原因。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一支以南方山区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直捣江、浙这个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重地”，恐怕也不是必操胜券、立奏奇效的上策。
1934年元旦前后，战况一度沉寂。至2月转趋激烈。九十四师在樟树西侧和红一军团交火；十四师在小鸡公山、熊家寨和红九军团相持。由于红军死守阵地，火力完全受制，伤亡惨重，不得不向广昌败走。
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又奏肤功，内心喜悦，莫可名状。
由于军事失利，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空气，在共产党和红军中迅速蔓延。10月中旬，中央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外，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向西突围。对这次大转移，军委没有任何具体布置。许多在党内受到排挤的干部都被趁机甩掉了，甚至有人提议不让毛泽东跟着大部队转移。到最后考虑到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影响太大，才勉强同意他加入转移的队伍。
事后，刘伯承批评说：“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刘伯承《回顾长征》。《人民日报》1975年10月19日。
当时的战局可谓一团糟，败耗频传，人心惶惶，要从容准备，谈何容易。
红军突围之初，其意图仅仅是到贵州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来行军路线的改变和延长，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董必武感叹地说：“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董必武《出发前》。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
第43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5）
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根据占领瑞金后所获材料，判断红军的行动，乃是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于是连忙调兵遣将，组成追剿军，循迹追踪。
中国的前途命运，将取决于这场长途竞赛的胜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取决于红军所走的路线和方向。
红五军团负责保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他们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生死搏斗，伤亡惨重。当他们经过一个月苦战，突破了三道封锁线，西进快到湘江时，蒋介石发现了红军的意图，调集了15个师共40万大军，沿湘江两岸构筑了第四道防线。中共中央一筹莫展，只好命令部队死打硬拼。
为了确保中央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全部红军竟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保护中央机关。
国军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两天两夜，不停地以波浪式的冲锋，猛撼红军阵地。经过惨烈的血战，当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人数已经由出发时的10万人锐减至三万多人。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他们已经获悉蒋介石为了阻止他们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在湘黔边界设下了重重封锁。毛泽东非常明智地提议，主力红军放弃和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改道向遵义前进。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
这依然是避敌的权宜之计。这支流浪的队伍，究竟要在哪里安营扎寨，别说国民党无从猜测，就连中共中央的决策人物也还委决不下。
是向南，还是向北？
红军打下遵义后，在这里召开了改变中国历史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
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定。关于红军的去向，会议仍然认为是“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可见，红军迄今并没有北上的意图，甚至还想打回江西老区。如果红军真的把这种雄心大志付诸实行，也许中国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事实证明，红军的方向不是西南，而是西北！是茫茫的黄土高原！
关于开赴大西北的最后决心，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和从川陕开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定下来的。
会上对红军的落脚点，有过激烈辩论，这是共产党对红军向南还是向北发展的问题，所作的最后一次争论。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主张红军向川康——也即向南方——进军，反对毛泽东提出红军开往陕甘边区——也即向西北前进——的意见。但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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