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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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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对共产党来说，第二政府就第二政府，这正是他们所要的。
国民党的头头们对此忧心忡忡，真正热心搞工运、农运的，只有廖仲恺一人，然而，当他情不自禁地喊出“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廖仲恺《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的口号以后，他在老朋友当中，便愈来愈孤立了。
廖仲恺
由于联俄容共问题的分歧，大批元老先后失势。在广东权倾一时的人物，按资历排名，原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和蒋介石，前面四位全是粤人。但随着蒋介石的崛起，这种情形开始改变了。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常会，廖仲恺在抵达会场时，遭到刺客狙击，身中三枪，当场死亡。
一场大清洗，随即铺开。
汪精卫、蒋介石及时地利用了这一事件，对异己分子进行全面扫荡。国民党右翼元老们纷纷逃离广州。他们在军队中的支持者也土崩瓦解。许崇智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劝告，放弃了军权，离开广州到上海当寓公去了。胡汉民的寓所也遭到搜查，蒋介石以保护为名，派人把他送到黄埔岛，然后和孙文的儿子孙科一起，以派往苏联考察的名义放洋。胡汉民的亲密战友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
在清扫了保守的元老派之后，政府似乎变得纯洁了，然而，很明显，在国民党内部，“广东帮”（汪精卫）和“江浙帮”（蒋介石）对立的阴影，已隐然出现。这种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廖仲恺去世以后，政府和工人、农民的联系更加疏远了。虽然工运、农运愈闹愈红火，但国民党领袖们不感兴趣，而且戒心重重，他们的目光都盯着党权、军权。
这种官民脱节的情况，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尤为严重。国、共对农民的政策，始终是摇摆不定和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鼓励农民参政，另一方面又深惧农民参政，担心失控而触发政治危机。
1925年4月，广东全省已经成立农民协会的县只有22个，会员有21万。时隔五个月之后，已急剧地发展到33个县和45万会员。到1926年4月，全省成立农协的县达到66个，会员人数共62万之众。当农民处在最水深火热的社会底层时，要他们起来革命，并非难事。当中共提出减租减息、平粜阻禁、废除苛捐杂税、反对加押退佃的口号时，农民便一哄而起，如怒潮排壑似地投奔而来了。
国民政府发动统一两广的战争，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紧随着东征军步伐，迅速填补陈炯明军队败退后遗下的空白点。大大小小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在惠、潮、梅各属，遍地开花，几乎每天都有工会、农会成立的“盛大庆典”举行，游行集会，无日无之，舞狮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终日不绝于耳，沸反盈天。政府也是沾了他们的光，才得以在粤东各属挂牌营业。
农民参政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成立农会，组织农军，并且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民干部，夺取乡中政权和财政权。声势之猛，真使同盟会出身的老前辈们瞠目结舌。
毛泽东在广州的番禺学宫，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讲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课题。他提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论点：“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村的封建阶级，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为农民的觉醒大叫“好得很”，在他的老家湖南，一场农民暴动的飓风，愈刮愈猛。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仅湖南一省的农会会员便从三四十万，激增至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到1000万。他们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农会”。由国民党主持的县一级政府已基本瘫痪，农会不顾一切地夺取乡中的政权，不仅干预各区的经济活动，而且开始砍杀土豪劣绅。政府的法律，在乡下根本行不通，农民有自己的法律。他们甚至不用像罢工工人那样和政府组织联合法庭，他们设在祠堂的法庭，就可以处决一切胆敢对农会说个不字的敌人。他们即使把地主押到县衙，也是为了把县官升堂和枪毙人犯当作闹剧来观赏。
第41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11）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乡村的绅权被彻底打翻了，“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把它称作“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对湖南农村的现状，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
中共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打开农村局面，造成云奔潮涌之势，与会党的推波助澜、因风吹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农会的大门向会党敞开，无任欢迎，甚至把会党称作“革命团体”。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称：“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要把他们纳入到革命的联合战线中来。
面对这种情形时，政府的官员们，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当广东政府为民众运动大伤脑筋的时候，蒋介石正积极地进行着另一场的“战争”，这就是把江、浙的势力引进南方，为将来的政治中心东移铺平道路。
当时国民党仍以粤人占绝对优势。直到1926年10月，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边了，上海和江苏的国民党人加起来才5491人，以学生为主；而广东一地的党员已达15。69万人，其中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北伐是蒋介石摆脱广东势力的一个机会，因此他对北伐最积极。在广东的六个军长中，除第一军蒋介石是来自东部外，其他都是来自南部省份：第二军谭延辏呛先恕⒌谌炫嗟率窃颇先恕⒌谒木罴蒙睢⒌谄呔钭谌适枪阄魅耍ǖ谒木幕径游槭窃辆⒌谖寰罡Ａ质枪愣恕⒌诹糖笔呛先恕�
当时张国焘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一个强烈观感：“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对廖仲恺一案的处理，为蒋介石建立江、浙势力，奠定了基础。由于革命政府建立在广东，广东人的地缘优越感，是自然而然的。在广东人占压倒性多数的情形下，他们的排外心理，反而趋于淡化。但蒋介石是一个外来人，满嘴宁波口音，他要在广东打天下，对于建立以省籍为核心的权力基础，自然格外留意。
权力永远不会处于静止的状态，如果它不是在扩张，就是在萎缩。权力是一种四处游荡的东西，就看谁能够把它抓住。身为国府主席的汪精卫显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正热心地帮蒋介石把大批的广东籍元老赶到遥远的北方或者海外去。虽然汪、蒋关系，在1926年初已很紧张，但汪精卫仍然只把这看成是蒋介石个人的原因，而没有看到在他背后，庞大的江浙集团，正在迅速崛起。
这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汪精卫的态度颇为暧昧，“他存心令蒋去职，却又不公开执行，只希望蒋因之自去”。②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其后，又幻想通过“闪电式”的行动，把蒋介石驱逐下台。讵料，蒋介石的行动比他更快，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由浙江籍的蒋鼎文团长，率领大批军队，断绝了广州市的交通，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所，羁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第二师的40多名共产党员。汪精卫的住宅也被军队包围了。
第42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12）
汪精卫这才如梦方醒，愤怒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②军队的造反，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何足怪哉？
几天以后，深感绝望的汪精卫，悄悄离开了广州，经香港转赴法国。至此，当年孙文手下的“上三”、“下三”中，廖仲恺、朱执信、邓铿三人已死，胡汉民、汪精卫、古应芬三人扫地出门，六名核心干部一个不留。
不久，蒋介石让江浙财阀张静江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而他自己则接替汪精卫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又兼任了中央组织部和军人部部长之职，并由江苏人叶楚伧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浙江人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黄埔军校的大部分财源和军火来源都在江、浙，由已故的上海青帮大亨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手操办，并且为蒋介石在江、浙地区招募了大批军校学员。
1926年11月，陈氏兄弟在广东组织浙江革命同志会，其成员大部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几个东部省份，逐渐控制了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后来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蒋家天下陈家党”，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从孙文逝世、廖仲恺遇刺、广东籍的元老派被逐、汪精卫下台，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即广东人对南方政治的影响力，正在急剧地下降。相反，江浙财阀迅速渗透国民党，影响力与日俱增，大有涵盖党、政、军之势。
在这种情形之下，广东政府必须把内部迅速发酵膨胀的压力宣泄出去，不然就有爆炸的危险。而宣泄的最好途径就是北伐。
1926年的夏天来临了。
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大誓三军，再一次拉开了南北大决战的帷幕。北伐是孙文后半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蒋介石一直是这个理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几年来他把大量心血倾注在黄埔军校，就是为了建立一支能够帮助他统一中国的军队。
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他的军事目标与其说是北伐，不如说是东征。他认为要统一中国，首先要夺取东部——江、浙和上海，这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所在。
“必须马上向北方进军！”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和国民政府说。
苏联顾问并不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说，以南方军队的实力，打到武汉是没有问题的，但要一口气打到北京，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这是一个奇怪的心理定势，一说起北伐，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沿粤汉铁路、京汉铁路向北推进，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蒋介石心里的计划根本不是“一口气打到北京”，而是一口气打到上海。
对于北伐，共产党并不热心。1926年5月，中共中央发了一份通告，表示：“目前只要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能守住现有的实力，等待直奉冲突之到来，已是很大的胜利。”《中央通告第101号》。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两个月后，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说：“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的响应反赤。”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在4月20日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同日致中国第一次农民大会的信上，都只字不提北伐；在这两个大会的宣言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北伐的内容。直到7月底，全国总工会才发表了一篇支持北伐的宣言，这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组织第一次正式和公开的表态。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了一份通告，提醒要“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劝告民众不要“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并规定目前党的总政策口号是召开国民会议，不是争取北伐的胜利。《中央通告第1号》。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第43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13）
然而，共产党对形势的估计显然错了。北洋政府气数已尽，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两军交战，南军大捷。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另一股军阀势力冯玉祥和阎锡山，也乘时而起，蠢蠢欲动，想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分一杯羹。他们代表着中国社会最愚昧落后、最冥顽不灵的西北地主集团。
10月初，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党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坚决反对，他说：“总理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南京，第二个是在武昌。”但没有人理睬他。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出发北上了。一路走湖南，一路走江西。蒋介石再次运用他的枪杆子，把江西一路扣住了。他急于把政府置于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由他引导着政府向前走。尽管在此之前，他一直主张先廓清江西之敌，然后再解决福建，但是，当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以后，福建方面的战事就提前展开了。蒋相信东路军能够战胜敌人，开辟东南的新局面。
南昌克复后，蒋介石立即调整了部署，把东路军分成两支，一支由何应钦率领，另一支由白崇禧率领，分别向江、浙地区挺进。
1927年3月，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共产党领导上海80万工人大暴动，策应北伐军。当时起义的指挥机构，对前方情况并不了解，直到3月15日才听说北伐军已经打到，他们曾派人和白崇禧联系，但没有结果。3月21日，沪杭路上的北军开始向龙华退却，中共江浙区委立即下达暴动指令。市内各大百货公司纷纷拉上铁门；电车全部从南京路驶进厂里；南京路各店开始罢市了。影响所及，附近的商店也相继加入罢市。
手持武器的工人从工厂冲出来，向各处的警察局发起进攻。第一个被工人攻陷的是虹镇警察局，人们轻而易举地缴了警察的枪，胆子更大了，接着又打了闸北四区警察总局，把一名平日作恶多端的巡官绑在电线杆上枪毙了。
工人的队伍还未到达北车站，巷战已经开始了。驻守北站的鲁军用排枪、机关枪和大炮向暴动者射击，附近的民房陷入火海。双方躲在障碍物后互相射击，从凌晨一直对峙到晚上。全上海除了北站之外，已落入暴动工人的手里。
当虹口警察局被围攻时，上海帮会也出面了。自从陈其美死后，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帮会，由水果店学徒出身的青帮悟字辈弟子杜月笙一统江湖。
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最大的赌局是政治。从袁世凯当总统，到洪宪帝制的覆亡，到南北分裂，到皖、直、奉系此消彼长，朝荣夕灭，到国民革命的兴起，令人有“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看着他楼塌了”的感慨。
政治局势的变幻无常，南方国民党势力的蓬勃壮大，国民革命的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在号称“上海皇帝”的杜月笙眼中，都是一局最激动人心的赌博。如果不敢下注，将永远被排斥于局外。他决定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
杜月笙
然而，当工人发起暴动时，青帮弟子却纷纷帮着警察对付暴动工人。形势变得非常混乱。杜月笙一听说青帮在虹口和暴动工人干上了，立即亲往制止，他对这次暴动的组织者并不了解，以为是国民党为了配合北伐而策动的。他命令帮会子弟全力支持暴动工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3月22日天亮以后，工人纠察队从四面八方向北车站勇猛进攻，鲁军负隅顽抗，还四处纵火，在车站里埋设地雷，企图阻止工人的推进。附近的居民都把家中的棉被、麻袋、砖石、木板送给工人纠察队架设障碍物。
中午，天通庵车站的鲁军终于缴械投降了；商务俱乐部的敌人也在下午被击垮了，北军只剩下北站的最后据点。于是各路队伍十几万人，浩浩荡荡向车站涌去，猛烈的枪炮声、工人震天的呐喊声、敌军的鬼哭狼嚎声，震撼着大上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猛攻，白俄兵逃进了租界，鲁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暴动工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完全占领北站，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领导暴动的共产党和总工会在夺取上海以后，曾派代表请白崇禧立即入城。但当时上海的北军残余已有降意，白崇禧在占领松江之后，便勒兵不进。但共产党并不想让上海北军投诚，他们计划夺取北军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别无选择，只好驱师入城。
第44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14）
在此之前，上海一度成为赤旗飘扬的天下。不过，尽管工人和市民组织了市政府，但这个政府却是共产党、军人、买办、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混合体，松散而缺乏权威。蒋介石写信给他们，要求“暂缓办公”。市政府的委员们纷纷挂冠而去。
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他被眼前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震惊得目瞪口呆。他觉得如果不及时稳住局面，上海作为全国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也作为他未来政府的经济支柱——就要垮了。
“我们先要占领上海，”他通过报纸，以急迫的态度对外界表示，“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枢纽，如果上海再落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和汉口一样，弄得外交、经济、政治都扰乱不堪，使国民革命不能成功，那不但是稍有资本的商人不能安居乐业，就是一般民众，怕也要受他们的压迫威胁，而无可告诉了。”蒋介石《国民革命与经济的关系》。引自［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版。
蒋介石急于向东南发展，甚至不惜和中央分道扬镳，以及他选择上海作为和共产党最后决裂的地点，都不是偶然的。
3月23日，东路军攻入南京。至此，东部中国已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了。
蒋介石一到上海，行装甫卸，便向租界当局和商人们保证要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这是给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一服镇静剂。自从北伐军占领湖北后，已有2000万到3000万银元流入上海。上海的银元储备高达1。3亿到1。4亿。上海的经济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从3月开始，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反对上海总工会，禁止总工会集会。为了和共产党的总工会对抗，蒋介石拿出大量金钱，支持上海工会和杭州工会。这两个工会里有不少活跃的帮会分子，是当年陈其美的徒子徒孙。
就在这人心汹汹之际，汪精卫突然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和蒋介石会面，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公开表明他的反共决心。
汪精卫警告说：“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失，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内的生命，怕要从此消失。”
蒋介石决然回答：“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负担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
尽管汪精卫同意他的基本观点，但不同意操之过急。当时的旁观者李宗仁已经预感到，“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
在汪离沪前夜，蒋介石召集了上海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在龙华会议，正式决定清党。李宗仁将他的军队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左倾部队。蒋介石又把倾向工人的军队调离上海。在采取了这一系列的布置之后，上海顿时呈现密云待雨的紧张状态。
4月8日，蒋介石去了南京，上海的一切工作由白崇禧直接负责。4月9日，蒋在南京恢复了被第二军封闭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工会。这是一个信号。
蒋介石的代表和上海的帮会大亨们，在聚义堂上商讨反共大计。杜月笙这才明白，原来国民革命中暗潮汹涌，国共两党的分裂，已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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