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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下五千年-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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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在15世纪的英国,除了那些公有地之外,每一块土地早已有了自己的主人,为什么还能出现重新圈占土地的情况呢?说起来确实很让人奇怪,但发生在英国却是必然的。
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在欧洲大陆的西北角的佛兰得尔地区,毛纺织业突然繁盛起来,在它附近的英国也被带动起来。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要。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
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把可以养羊的土地圈占起来。一时间,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成一块块的草地。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则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就是圈地运动。
当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托马斯·;莫尔在一本叫作《乌托邦》的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的。在英国,虽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则没有固定的主人。一些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
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
“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作为自己所有。
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诉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子儿女的号哭。
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企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起多大的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
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很快的安置下来,英国国王在颁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时,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让那些从家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去接受工资低廉的工作。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圈地的结果,使英国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场和其它产品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手工工场里,工人的工资十分低,而每天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18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
圈地运动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它准备了大量的、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
托马斯·阿奎那
    13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
托马斯孩提时代曾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受了9年初等教育。身为伯爵的父亲一直希望他能成为修道院院长。14岁时,他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接触到大量的科学与哲学著作。5年以后,加入了天主教组织“多明我教团”,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
1245年,托马斯前往巴黎,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尔伯特。自1257年开始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10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在他去逝3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谴责了219条命题,其中有12条是托马斯的观点。这是中世纪最严厉的谴责。托马斯在巴黎大学执教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大量涌入,在教徒中引起的反响极为强烈。教会深感其著作的危险性,几次试图封锁这种与天主教正统信仰不相容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禁止转录、阅读和保存。可托马斯并不害怕这种学说,他和老师阿尔伯特一起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阉割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将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体系加以全面系统地发挥,并将其纳入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使它成为天主教官方哲学的基础。
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论正统信仰和真理、异教徒议论大全》等。
托马斯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信条服务的。他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之后,又为上帝存在这一神学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认为应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的存在,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推论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
托马斯歪曲和利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和质料的学说,主张世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断言世界的创造是有时间开端的;同时,上帝创造了一个等级制的宇宙系;最低层是大地及由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的一切物质,之上是植物、动物和人,再上是天体,再之上就是整个世界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还探讨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认为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并不是个别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寄居或隐藏在个别事物中的某种特殊实体。物体之间的不同特性,是由于潜入物体的这种“稳秘的质所决定的。铜之所以为铜,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铜’这种特殊实体,铜之所以能压延,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压延性”这种隐秘的质。所以,有多少种物体的特性,就有多少种“稳秘的质”,那就不必深入研究事物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了。显然,这种学说严重妨碍科学的发展。
托马斯还力主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认为如同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他掌握,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他还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并说,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
托马斯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
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而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最大的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托马斯包罗万象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产生后,很快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教会在他生前就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年他又被命名为“教义师”,1879年教皇还正式宣布他的学说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
文艺复兴
    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什么艺术、什么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
《圣经》里说,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做为他们后代的人类,就要世世代代地赎罪,终身受苦,不要有任何欲望,以求来世进入天堂。
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的,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高,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和“黑暗的时代”的中世纪是个鲜明的对比。
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兰斯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后来,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
从此,西欧人发现古希腊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好,中世纪的一切是那样的丑恶,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掀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意大利在地理和文化上是古代罗马的继承者,罗马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意大利的文化,拉丁语也是意大利的祖先语言。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意大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复兴古代的艺术也就是发扬古代的优秀传统,发掘祖先的艺术本身也是光荣的事。
“文艺复兴”名义上是为了恢复古典的文学艺术,实际上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借此名义来发展科学技术,要求在思想上摆脱封建主义的束傅,要求关心人、尊重人、一切以人为中心,给人以个性自由和人身自由,强烈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教义,反对人一出生就有罪的说法,认为人是伟大的,人应享用人生的快乐,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种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当时的进步思想。著名意大利诗人和学者波特拉克(1304—;1374年)第一次提出了和基督教教会抗争的这种进步思想,因此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人物,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
和波特拉克同时代的著名人文主义者还有但丁和薄伽丘。但丁的《神曲》把历史上和当时社会上的主教和僧侣都打入地狱,甚至给活着的基督教的头头教皇在地狱里留了一个位置,这是对基督教大胆的反抗。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尖刻地讽刺和挖苦了当时的教士和贵族,对人的智慧和奋斗精神大加歌颂,这是对教会大胆的挑战。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关于《君士坦丁献土》文件和真伪的争论一事更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基督教的罗马教皇,是宗教的领袖,被称为“爸爸”。他还拥有大片的领地,形成了“教皇国”,罗马教皇就是这个“国”的“皇”,权力高于欧洲各国的君主。
做为宗教的领袖,教皇是怎样拥有土地的呢?原来,在公元750年,法兰西国王“矮子”丕平曾把意大利中部的一大片国土献给教皇,才形成了这个“教皇国”。但教皇认为法兰西国王的声望太小,只有古罗马皇帝才能代表全欧洲,所以教皇伪造了一个文件,声称“教皇国”是四世纪初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大帝呈献的,而且整个罗马帝国都臣属于教皇。据此推理,那么整个欧洲都应听命于教皇。从此,代代教皇都把个伪造文件当做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凭证。
到了15世纪,有一个天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瓦拉,他精通古代语言文字,经过研究他发现《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是用8世纪的拉丁文写的,而君士坦丁大帝是4世纪的人,他怎么能用8世纪也就是几百年以后的拉丁文字写文件呢?瓦拉拆穿了教皇骗人的把戏,把教皇“神圣”的假面具揭露出来。
《君士坦丁献土》是象征教皇权力的文件,这文件都是假的,那教皇的权力又怎么能是至高无上的呢?因此,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那么基督教宣扬的绝对权威等观念也受到了冲击,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打了一个大胜战。
这样,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精神枷锁中终于解放出来了,人们终于可以充分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人们在学习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上,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创造出许多辉煌的艺术精品。当时文艺复兴的最大中心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在建筑、绘画和雕刻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建筑家布鲁列民斯建筑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的中央圆顶,有20多层楼高,在周围建筑物的映衬下,显得无比的雄伟和壮丽,毫不逊色于中世纪的其他教堂。
多纳太罗雕刻的艺术品以逼真生动著称。其中为帕都亚城城中广场雕刻的军人骑马像最为人称道。这座雕刻充满生气,显示出军人的英勇和威武,是件完美的艺术珍品,是件令意大利人自豪和兴奋的杰作。
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是位多才多艺,学术渊博的文化巨人。他的杰作《蒙娜丽莎》至今仍在法国罗浮博物馆。它抓住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心。通过一位少妇的肖像,达·;芬奇表现了人物内心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她那优美、端庄、发自内心的微笑,猛然看去,给人一种柔和、温馨的感觉;当走近画像时,她又仿佛是在嘲讽……她的微笑,使人浮想联翩,令人遐思不已。达·;芬奇的绘画《最后的晚餐》被誉为“人类绘画的极品”,他描绘耶稣在被捕前和门徒的聚餐,耶稣向门徒说出“你们中有人出卖我”时,12门徒震惊时的各种动态,维妙维肖地勾勒出不同人物的心理,后代同一题材作品无一能超过达·;芬奇。晚年,达·;芬奇致力科学研究,遗留下七千多件速写、手稿和设计图。从中人们发现他在哥白尼之前就否定过地球中心说,在牛顿之前提出了重力法则。他还设计过飞机、战舰、自动车床和蒸汽机等。恩格斯赞扬达·;芬奇的科学贡献时说:“多种多样的重要发明都得归功于他。”
和达·;芬奇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在建筑、雕刻、绘画上都做出很大成绩。他设计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项,一直为后世仿效。他雕刻的《大卫》是个身体健美、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信心的青年,体现了他对正义事业的执着精神和为之奋斗的蓬勃旺盛的精神。米开朗基罗在罗马教皇宫的西斯廷礼拜堂屋顶上作的壁画,面积达300平方米,至今仍吸引千百万人的注目。
在文学艺术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意大利还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如康帕内拉。他在《太阳城》中虚构了一个没有私有制,社会财富和产品都由社会成员享用,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家改造现世社会的理想方案,其中一些观点还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
以意大利为中心,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了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如德国的马丁·;路德)、文学家(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社会主义思潮的创见者(如英国的莫尔)、自然科学家(如波兰的哥白尼、意大利的伽利略等)、哲学家(英国的培根等)等。在这些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推动下,文艺复兴使中世纪的文化失去了光彩,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文艺复兴预示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也表明人类对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的永恒追求。
彼脱拉克
    14世纪初年,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一天清晨,一个青年兴冲冲地向城外跑去。
“彼脱拉克,你今天又要去哪里啊?”
“去登图克斯山,去眺望那原野中美丽的景色。”
路旁的老人们听到年轻人的回答,不住地摇头叹息,“为看风景去登山。现在的年轻人……”
这位叫作彼脱拉克的年轻人,就是日后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人文主义的奠基者。
彼脱拉克的父亲原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名律师,因得罪了城中的富豪被驱逐出城,迁居阿雷佐。1304年7月20日,彼脱拉克就出生在这里。以后又多次搬迁,最后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
从少年时代起,彼脱拉克就非常喜爱文学、修辞,对古典作家的作品尤为倾倒,古罗马维吉尔的诗歌、西塞罗的讲演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常常彻夜不眠,在油灯下如痴如醉地阅读着。
但是作律师的父亲,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希望他放弃文学、诗歌,去做一名法学家。从1316年起,他先后被父亲送到法国的蒙特波利和意大利的波伦亚学习法律。1926年,他的父亲去世,彼脱拉克得以放弃法学,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爱好。他回到阿维农,担任了一个次要的教职。
彼脱拉克热爱生活,热爱美丽的大自然,反对中世纪教会长期以来宣扬的禁欲主义。他喜欢游览,尤其喜欢登高远眺,领略自然风光。他常和友人寻访古代遗迹,周游名山大川,饱览山光水色。这些行动在当时是不同寻常,引人注目的。
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在远离城市喧嚷的田园山庄中,彼脱拉克挥笔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作。他描绘斯佩西亚海湾静谧安宁的美景,威尼斯港口五光十色的世景人情、那不勒斯城热烈悠深的传统气氛;他赞美纯真的爱情,他歌颂自己美丽的祖国意大利。
彼脱拉克的名声很快传开了。1340年,巴黎和罗马争相邀请他去接受桂冠。彼脱拉克最后选择了罗马。1341年4月8日,在罗马卡匹托山上,传统的仪式隆重举行,主持人郑重地宣布授予彼脱拉克“桂冠诗人”的光荣称号,人们热烈地向他祝贺。彼脱拉克成为享誉整个欧洲的著名作家。
彼脱拉克一生的创作很丰富,其中《歌集》、《阿非利加》、《意大利颂》等尤其著称于世。
《歌集》是他用意大利文写成的366首抒情诗。在《歌集》里,彼脱拉克继承了传统的14行诗形式,使它达到了更完美的境地。《歌集》对以后的欧洲诗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阿非利加》描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这首用拉丁文写的长诗,最终并没有完成。诗中赞扬了击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罗马将领西庇阿,实际上也是对伟大的意大利民族的赞美。中世纪的意大利,诸侯林立,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常遭法兰西、西班牙等国的侵扰。彼脱拉克在《意大利颂》中,表达了他反对封建割据、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他呼吁意大利,“挣脱你身上沉重的锁链”,争取统一和独立。100年后的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费利还在自己的著作《君主论》的书尾抄录上彼脱拉克的诗句,祈祷意大利早日实现统一:
“美德,面对狂暴,拿起武器站了起来。
战争立刻就要结束,
因为
在意大利民众的心中,
古代的勇气尚未泯灭。”
1351年,彼脱拉克拒绝了地位尊贵、收入丰厚的教皇秘书职务,为的是能为罗马人民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改革。
彼脱拉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不断地到处旅游,足迹遍及西欧各著名威市,结识了不少学者名流。他不惜金钱、不辞辛劳,收集拉丁文古代残稿,精心收藏希腊古代作品,对古罗马的遗物,诸如钱币、碑刻、雕像等都加以搜集收藏。他在挖掘古代文化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晚年的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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