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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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8月8日，向忠发又致信斯大林，请求联共（布）中央给中国革命切实的援助。　
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指示信，命令长江局迅速发展武汉党的领导力量，在赣东北地区积极组织湖口、澎湖暴动，占领马当要塞，切断长江航线，以支援武汉暴动。　
8月14日，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29条政治纲领。　
李立三的冒险事业从此真正开始了。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晚攻占长沙后不到一个星期，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下撤出长沙城。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仍然执迷不悟，命令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再攻长沙。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5）　　　
毛泽东很清楚，李立三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采取的冒险行动。眼下，从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条件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中央有命令，怎么办？毛泽东就组织总前委开会，讨论是否攻打长沙的问题，他想借助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不进攻长沙。而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多数人都主张攻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同朱德一起率领红一方面军，又一次进攻长沙。　
红军战士在这次强攻长沙的战斗中，勇猛冲杀，在一些地段突破了敌军的一、二道防线。但在进攻敌军第三道防线时，却遇到了困难，因敌军在第三道防线架设了高压电线网。为了突破敌军第三道防线，连三国时期的火牛阵也用上了：在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的和向农民购买的几百头牛的牛尾绑上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着火，让牛群冲开电网，为部队进攻开辟通道。可牛被火烧痛后乱冲乱闯，四处逃奔，有些牛又冲回自己的阵地，反而造成人员伤亡。后来又想了许多办法，但由于敌军设防坚固，这些办法都没有奏效，并且还牺牲了1000多名官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得不决定撤围长沙。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就是在这期间被敌人杀害的。　
李立三的冒险行动，不仅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给党在白区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几个党的省委机关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面对如此结局，李立三应该清醒，但他那发热的头脑却没有冷静下来。　
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当天，李立三、向忠发立刻找他并提出质问：为何正值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还来电批评我们并阻止我们的行动，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问，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李立三、向忠发对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尽管长途奔波的疲劳已使他打不起精神，但还是耐心地和他们交谈起来。　
“忠发、立三同志，国际之所以来电提出批评，是因为我们有些搞法还不那么对头，需要在策略上做些调整。”周恩来如实转达了国际的意见。　
“国际提出批评的根据是什么？”李立三有些耐不住性子地问道，“现在全国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的。”　
“这当然是根据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眼下还没有直接革命的条件，更没有进行暴动的政治形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这是你对我国政治形势的判断，国际才提出批评的。”向忠发单刀直入地说道。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但我向国际汇报的内容，我们都讨论过，基本原则就是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向国际作全面的介绍。不然，我们和国际的分歧就难以消除，这对中国革命是极为有害的。”　
周恩来就这样同向忠发和李立三接连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说服了他们，并消除了误解，李立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22日和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在个别策略上犯了错误，但并不认为有李立三主义。李立三也发了言，他说：“听了伍豪（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同时他也作了自我批评。　
此时，李立三开始清醒了，但为时已晚。　
8月26日，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他本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次回国，是受共产国际指派，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周恩来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的这一使命，宣告李立三未来的命运出现了变数。　
9月8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　
为传达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进一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上，周恩来在作报告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为中央委员，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议虽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但基本上是一个团结的会议。　
李立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他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岗位，一切暴动计划已经取消。　
就这样，周恩来总算平息了这场政治斗争。　
然而，暴风雨还在后面。　
祸从“天”降　
正当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竭尽全力收拾李立三扔下的残局时，却发生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政局突变。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收到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和博古联名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6）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错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瞿秋白、周恩来以为这只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的一个借口。因为三中全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他们对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举双手赞成。现在他们突然反对三中全会，可能是闹闹情绪罢了。　
殊不知，这封信包含了一个政治阴谋。　
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了一封信。　
信中首先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　
然而，这封信在稍作肯定之后，以下的内容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中共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揭露“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　
这就是著名的“十月来信”。　
这封信里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铺天盖地，随处可闻。然而在当时，还不曾使用路线斗争这个提法，指出某人犯了路线错误，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被彻底打倒。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　
李立三的问题，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解决，结论是李立三在个别的策略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此时的来信精神，无疑全面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无论是瞿秋白、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深知这里面的厉害。　
那么，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什么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维护党的团结是当务之急；另一点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李立三的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过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三中全会正是根据这个基调对李立三的问题作出结论的，中央也是根据这个基调维护和修正了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如今半路杀出这一枪，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违背了斯大林的逻辑，但祸起李立三之口。　
在8月1日和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曾讲过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还讲：“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1929年苏联与张学良的军队开火，那时中国共产党曾极力支援苏联，现在该是苏联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他还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着国际主义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这无疑是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犯了错误。　
斯大林决不能容忍李立三对他指手画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李立三要斯大林准备战争，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要求的是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而不是他要出兵帮助中国共产党，这正好拧反了劲儿。　
共产国际知道了李立三这些讲话之后，认为中共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要给中共一点儿颜色看看。　
然而，使中共中央处境格外困难的还不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本身。　
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博古等人，通过留俄归国的学生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国际来信的消息和信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极好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便不肯到苏区了。于是就写了那封信，突然向中央发难。　
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信的最后，王明和博古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7）　　　
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人们万万不会想到，第一个吹捧李立三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摇旗呐喊。后来，当他得知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的坚决反对时，便翻手为雨，给中央写信，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这使李立三怒火中烧，便以中央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同时也给参与反李立三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严重警告处分。　
现在，王明、博古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条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平反。但中共中央对此未置可否，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并造成党的分裂。　
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定性，他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王明等人仍然进行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ZW（〗〖HT5〃SS〗〖ZK（〗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秦，指秦邦宪，即博古。〖ZK）〗〖ZW）〗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周恩来还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周恩来的话算是重槌敲锣，但王明等人这时已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有中央领导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情况更为复杂而严重的是，一些受到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闹起来，他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和目的，要求中央改组。　
这里有好心办坏事的。如曾担任过江南省委书记后被降职的何孟雄，曾当面批评李立三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占领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地他当场被李立三剥夺了发言权，指斥何孟雄为“取消派暗探”，是“机会主义”。后来三中全会继续对他进行批评和指责。现在有人公开说中央不行，也正合他心意，情绪非常激动，一些同情他的人，跟着他一起强烈要求改组中央。　
像王明这样怀有政治野心而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以及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这时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并很快就和王明捆在了一块儿。　
王明又和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共产国际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解决中共的领导问题。他们把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　
这股风潮愈刮愈烈，如何平息这股风潮，历史已经见证。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们却无法预料这股风潮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李立三被勒令去莫斯科　
李立三被解除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后，他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有个什么“十月来信”，更不知道这封信对他的无情判决。　
11月的一天，李立三的心情十分沉闷，憋得难以忍受，便到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瞿秋白。　
李立三进门之后，他原以为瞿秋白会安慰他一番。然而，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有一字安慰，反而一句话也没有说，神情显得十分异常。快人快语的李立三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什么事了？”　
瞿秋白默默地招呼李立三坐下，随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　
“有什么新的指示？”李立三追问。　
“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瞿秋白又叹了一口气，“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8）　　　
李立三听了，如雷轰顶，坐在那里半晌无语。因为他知道斯大林的逻辑，一旦被扣上反马克思、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　
“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来信，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瞿秋白如实说。　
“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啊！”李立三难过得泣不成声。　
“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开始一段时间似乎平安无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检查。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往来，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地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地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李立三来后的第三个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李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坦荡而高声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地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做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的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地检讨了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李立三就这样在莫斯科没完没了地检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在监狱里待了长达21个月的时间。1945年，他见到了访苏的郭沫若，并托郭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在这年8月，李立三回国。这是后话。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平息下来。　　　
航船驶进险滩（1）　　　
1930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也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因内部政治斗争而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平息了各地的军阀混战，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就在这时，有个叫米夫的人来了。他来自于苏联，来自于共产国际。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降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16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不知何故，自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过了两年便入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