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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大汉奸之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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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1883—1944） 字兆铭，号精卫，广东三水人。历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会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1938年投敌，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面对残酷的战争，汪精卫失去了抗战信心。为当第一夫人，陈璧君怂恿丈夫当汉奸
1938年11月12日中午，上海黄浦江码头。
“呜———”汽笛长鸣，由香港开往上海的法国“道尔曼号”游轮，徐徐进港靠岸了。旅客们提着行李，匆匆登岸。
刚才还是安静的码头，一下子熙熙攘攘，喊叫声一片。这时，出口处走过来一高一矮两个人，来到路边，前后张望了一下，然后耳语了几句，矮个指了指停在马路对面的黑色福特小轿车，两人便一前一后走了过去。矮个走在前面，与坐在车里的人打了个招呼，打开车门，两人一起钻了进去。小汽车轻轻鸣了两声喇叭，一溜烟开走了。这两人是谁？来上海干什么？
那身着白色西服的高个子，叫梅思平，是国民党立法委员，汪精卫的铁杆亲信。矮个叫周隆庠，是梅思平的随身翻译。他们这次由重庆绕道香港来上海，是受汪精卫秘密委派，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构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一旦时机成熟，准备投降日本。
汽车把梅思平与周隆庠带到了大华旅馆，二人住进了218房间。第二天，两人整日呆在屋子里，等待另一个人的到来，此人就是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亲日分子高宗武。
次日，高宗武化装成日本人的模样，蓄着仁丹胡子，乘意大利轮“戈普特王号”来到上海，也偷偷摸摸住进了大华旅馆。上海虹口公园北侧的东体育会路7号，是一幢两层高的西式楼房，当地人叫它梅花堂，日本人称重光堂。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这栋建筑被打得弹痕累累。后来，这里成为日本人“土肥原机关”。土肥原贤二在上海工作失败后，奉调回国，这栋楼房被修葺一新，又成为影佐祯昭少将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梅机关”。
高宗武一行三人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被人接到这栋楼房里，与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的代表今井武夫与伊藤芳男进行秘密会谈。已经是深夜1点多钟了，重光堂内仍是灯火通明。会谈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最后草拟出《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协议》规定：“中国方面”承诺日方提出的缔结共同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人有在中国内地居住、经商的自由，实行中日经济提携，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日本驻兵内蒙等等。此外，《协议》也有所谓日方废除在华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日军在和平恢复后立即开始撤退等条款。同时，日本方面坚持，以上这些条款的执行，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汪精卫必须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成立新政府。
11月27日晚，今井武夫与高宗武在《协议》上签了字。就在高宗武与今井武夫在重光堂上讨价还价的时候，蒋介石与汪精卫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当时，正是全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日军处于战略进攻，我军处于战略防御，节节退守。日本政府在积极组织军事进攻的同时，暗地里却打起和谈的旗号，企图以最小的代价征服中国。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不满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大权独揽，觊觎蒋介石权位已久，始终想取而代之，再加上对战争害怕得要命，所以，日本人在国民党内物色主和亲日人选，企图扶植一个亲日政权时，汪精卫便暗送秋波，作冯妇之态。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汪精卫秘密派往上海的。
一天，蒋介石请汪精卫吃午饭。席间，两人讨论当前的局势。汪精卫仍是老一套，对抗战失去信心，主张和谈。他说：“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是个弱国，就像一个虚胖子，不堪一击，抗战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这仗中国肯定是打不赢的，还不如早点求和。晚和不如早和。历史上从南宋到明清，不都是因为主战把江山搞丢了的吗！”
蒋介石摇头道：“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呀。”
“本来奉天就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要收回，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日本人搞华北自治，我们也还可以交涉。现在，力争从日本人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就算满足了，还搞什么全民抗战？再说，战争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办法，我们为什么不寻求另外的办法，而执意要拿民众的鲜血去沽名钓誉呢？”
说着，汪精卫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三年之前，我主张和平，被人打了三枪，今天我还是要主张和平。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我们应该加紧对共产党的进攻。”汪精卫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
“兆铭兄所言极是，共产党我决不会让其坐大，这只有等日后形势的发展再作考虑。当前，我们只有顺应民众的要求，提出我们的抗战政策。”
汪精卫见劝说不了蒋介石，便激动起来，他责问蒋：“形势如此糟糕，国家民族濒于灭亡，造成这般局势，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你和我作为国民党的正副总裁，应联袂辞职，以谢天下。”汪精卫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将蒋介石的军。
蒋介石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马上反唇相讥：“我等要是辞职，那么你认为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
“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历史自有公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日本退兵，使国人免遭涂炭。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只有辞职谢罪。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再抵抗将会葬送全中国！”蒋介石愤怒地站了起来：“兆铭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道您还不清楚吗？”汪精卫也不示弱，拍桌而起。“难道你要我去当汉奸吗？”蒋介石咬牙切齿，脸色苍白，走近汪精卫。两人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火药味越来越浓，侍从室副官一看不好，两人好像要打架，连忙进来将他们劝开了。一餐午饭不欢而散。
汪精卫回去后，非常生气，他回想与蒋介石共事十几年来的争争吵吵，恩恩怨怨，一股怒气油然而生：蒋介石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无赖，他来领导国民党，我们会有好结果吗？蒋介石会将我们全都葬送掉！
思前想后，汪精卫认为已很难与蒋继续合作下去，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他决定与蒋介石一刀两断，彻底决裂。
就在这之后没多久，高、梅顺利完成汪精卫交待的秘密任务，回到香港。
11月底，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他一下飞机，就钻进了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梅思平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分外兴奋，他热情款待了梅，与他密谈了两个多小时。
“汪先生，日本人非常希望您能够尽快离开蒋先生。我们这次提出的所有条件，日方基本上同意。”梅思平一脸得意，他脱下西服马甲，从夹缝里取出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秘密签订的《协议》，递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过“密约”，又向梅思平仔细询问了有关谈判的情况，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送走梅思平后，汪精卫回到卧室，拉上窗帘，打开台灯，又将“密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正在这时，夫人陈璧君从外边回来了。他递上“密约”，又与夫人低声商量起来。
为了商量与日本人勾结的事情，汪精卫把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等人邀到一起，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几个人对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人签订的“密约”条款，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同意这个《协定》。但是商量汪精卫是否马上要出逃时，却产生了分歧。陈璧君力主马上离开重庆，公开降日，她对抗战完全失去了信心：“日本人能够打下华北，打下上海，打下武汉，就能够打下重庆，打下成都，打下全中国。到时候抗战分子一定死无葬身之地。迟和不如早和，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跑，做蒋的殉葬品！”
陈璧君极力主张投日，除了认为日本人不可战胜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她想当第一夫人。
陈璧君是个权力欲很强，又极要面子的女人。她非常嫉妒宋美龄，每当她看到宋仪态万方地陪同蒋介石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她就眼红。要是汪精卫另立中央，那么，她就能重温当年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第一夫人的美梦了。所以只要一谈到投降日本，她就格外兴奋，恨不得马上离开重庆。可是汪精卫考虑问题要复杂一些。
虽然，汪已决定与蒋介石决裂，但真正要走出投降日本这一步，却不是件说走就走那么简单的事。他知道，这一脚要跨出去，是再也收不回来的。如果日本人不讲信用，投日后所签条约不能兑现，后果将会十分严重。他最担心的还是，公开降日，将会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历史罪人。“汉奸”这个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呀。
所以，事到临头，汪精卫显得顾虑重重。
这几天，汪精卫在上清寺寓所足不出户，何去何从，一直举棋不定。但一想到战争实在是太残酷，太可怕，血流成河，他就浑身打颤。
每天吃过晚饭后，他便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时而仰天长叹，时而自言自语，陷于苦苦思索之中。有人去找汪精卫，都被陈璧君挡了驾：“汪先生身体欠安，如果没有什么急事，过几天再来吧。”经过一番思考，在陈璧君、周佛海的极力劝说下，汪精卫决定向前跨出这历史性的可耻一步，去跳火海了。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丁的这句名言，忽然跳入汪精卫的脑海里，他冰冷的身躯里一下子感到了热血在沸腾。“好，马上离开重庆！先去河内，再设法回南京。”汪精卫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
头号汉奸—汪精卫仓皇出逃
蒋介石在重庆，汪精卫不敢轻举妄动。仓皇出逃路上，空军司令突然提出为汪驾驶飞机，吓出汪一身冷汗
几天后，梅思平就要去香港了。临行之前，汪精卫夫妇在陪都饭店为他饯行。酒席上，陈璧君故作轻松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拿定主意，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梅先生这一去，要想再反悔可就晚了。”
汪精卫手一挥，连声道：“就这样吧，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到达香港后，加紧跟日本人联系。汪精卫秘密出逃计划开始实施了。
在此之前，汪精卫对出逃路线已有所考虑：先从重庆到昆明，再由昆明去河内。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一来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有矛盾，天高皇帝远，蒋介石的手还伸不了那么远。二来汪精卫与龙云的关系不错，早在这之前，他就与龙云打过招呼，到时要到他那里去换换环境。龙云也打过保票：“汪先生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
这几天，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出席一个军事会议，正好不在重庆，这是出逃的好机会。汪精卫让周佛海先到昆明找龙云联系，安排有关事宜，他随后就到。
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进行着。可是，12月8日，也就是汪精卫准备飞昆明的头一天，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并约汪精卫第二天谈话。汪精卫不知老蒋的底，不敢贸然行事，出逃的计划便流产了。
好在老蒋并没有发现汪精卫的企图，他找汪只是另外几件事情需要与他商量处理。
这一拖就是好几天。因为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日本方面拟发表的近卫声明也向后一再推迟。时间一长，日本方面怀疑起汪精卫投降的诚意。
蒋介石在重庆，汪精卫便不敢轻举妄动。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急得团团转，一直在寻找出逃机会。
十天后，机会终于来了。这天，蒋介石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一个会议。临走之前，蒋介石交待，重庆方面的工作，由汪精卫全面负责。
老蒋一走，汪精卫就急忙活动起来。他们弄到了当天飞昆明的机票，然后决定分两批去机场，由陈璧君带人先走，到机场后观察动静，汪精卫随后就到。
汪精卫这次出逃，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连他的侄儿、陈璧君的胞妹，还有汪的老部下、老朋友陈树人、彭学沛等人都没有告诉。临行之前，陈璧君颇有感触地对汪说：“我们就这样走了，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一声？这么大的事，这些亲属和朋友，连招呼也不打，怕不太好。将他们留在蒋的罗网中，恐怕会受牵连。告诉他们，也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至于以后责怪我们。”
汪精卫长叹一声：“绝对保密，任何人都不能告诉。蒋是奸雄，在政治上有他的一套。我们走后，他还会用他们，怀柔他们，以孤立我。如果现在通知他们，才会是害了他们，蒋会以知而不报的罪名，将他们抓起来。”
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被汪精卫言中。他投敌后，蒋知道汪精卫的出走，与他的部下无关，于是反倒安抚起他们来：“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猜疑。”并没有加害他们。
再说这天上午9时许，陈璧君带着女婿何文杰、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乘车来到了位于长江北岸的珊瑚坝机场。
这天，是个难得的好晴日。晨雾散去，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陈璧君的心情既高兴，又紧张。下车后，她在候机室意外遇到了空军司令周至柔。
周至柔看见陈璧君，马上走了过来：“陈委员，您今天怎么来了，是去昆明吗？”
“周司令，您也是去昆明吗？”陈璧君与周含含糊糊打过招呼，她不想过早将汪精卫也准备同机到昆明的事告诉他。陈璧君在候机室，与周至柔东一句西一句地聊起天来。飞机起飞的时间就要到了，汪精卫还没有来。陈璧君不时地看表。她把秘书曾仲鸣叫到一边嘱咐说：“等一会儿，如果汪先生还没有来，可向机场说明，令飞机延缓起飞。”
就在陈璧君焦灼不安之时，一辆灰色小汽车疾驶而来。汽车停在候机室门前，车门打开，汪精卫走了出来。
周至柔见汪精卫来了，连忙上前敬礼。汪精卫看见周至柔，不由得愣了一下，脸色显得极不自然。当周告诉汪，他也是有事要到昆明去时，汪的脸色才稍稍好了一点。
这是一架小飞机，机上30多个座位还没有坐满。汪精卫在靠近窗口的座位上坐好，一言不发，一直到飞机起飞后，汪紧张的情绪才有所放松。
天气格外好，天空湛蓝，万里无云，飞机像一只小鸟，在蓝天里翱翔。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至柔忽然起身，向汪精卫报告，他将为汪亲自驾驶一会儿飞机，说完，便走进驾驶舱，接过飞行员手中的操纵杆，开起飞机来。
这一突然情况，使刚刚松弛下来的汪精卫又紧张起来。是不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行动已经发觉，让周至柔将飞机开回去？一会儿，曾仲鸣给汪精卫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如果飞机转弯往回开，由卫士桂连轩将周击毙，我来对付周的卫士。”好在周至柔驾驶了一会儿，过足了开飞机的瘾，回到了客舱。汪精卫这才如释重负，捋了捋头发，靠在座椅上，假寐起来。下午1点钟左右，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昆明机场。
汪精卫一下飞机，以飞机颠簸厉害，脉搏时有间歇，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会见任何人。他与龙云在房间里，作了三个多小时的密谈，把他的叛逃计划，一五一十和盘告诉了龙云。龙云听后，思考良久，没有做声。
汪精卫见状便说：“我现在将我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给蒋先生，将我扣起来。”
龙云笑着说：“汪先生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同意您的计划，我只是在想一旦中日和谈成功，以您为首的中央政府将设在哪里？”其实，此时的龙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与汪精卫的私人关系的确不错，但这么大的事情不报告蒋介石是不妥的。他一面与汪谈着话，一面想着如何处理此事。
汪精卫回答道：“和谈实现了，我拥护蒋先生继续主政，中央政府设在哪里，由他决定。要是日本方面不同意，那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依愚见，政府不能设在日占领区，那样，老百姓会骂我是汉奸政府；也不能设在河内，我不愿意当流亡政府的首脑。”
说到这里，汪精卫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一旦和谈实现了，我想日本人是会把南京还给我们的。那时，我仍将南京作为首都。”龙云说：“日本人两年时间撤军，时间太长，恐其有变，最好改为一年时间。”
汪精卫认为龙云说得有道理：“您的意见很好，我将来可再进行交涉。”末了，汪精卫对龙云说：“我明天就要飞河内，请您帮我订一架飞机。”
第二天下午，汪精卫夫妇，还有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以及陈璧君的弟弟、侄儿等十多人，从昆明秘密逃往河内。
头号汉奸—汪精卫两套方案
汪精卫叛逃河内，蒋介石大骂戴笠失职。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对付汪精卫的两套方案
12月21日，阴雨。蒋介石办公室。
时令已进入隆冬，虽然重庆的气候比南京要暖和一些，但阴冷潮湿。自国民政府1937年11月迁都以来，这是蒋介石在这里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他显然不太适应重庆的冬季，天晴出太阳还好，只要天阴下雨，他浑身就不舒服。腰痛，腿发麻，坐的时间稍长，人就受不了，他不得不离开办公椅，走动几步，活动一下筋骨，然后再伏案工作。
蒋介石在办公室里踱着步，他眉头紧皱，两只手不时轻轻捶着腰部，还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忽然，侍从进来报告：“委座，戴先生有急事求见您。”
一般情况下，戴笠要晋见蒋介石，总是先打来电话到侍从室，经侍从室报告蒋介石同意，再约定时间。今天戴却没有电话预约，直接求见，显然是有紧急的事情。蒋介石让他马上进来。不一会儿，戴笠匆匆走了进来：“报告委员长，刚才接到情报，汪精卫已逃往河内，有可能投敌。”说完，将情报递给蒋介石，自己满头大汗立在一旁。军统在昆明设有特务站，特务活动十分活跃，汪精卫从眼皮底下出逃，军统事先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这对戴笠来说，是有责任的。
蒋介石看完情报，十分震惊恼怒。他责问戴笠：“汪精卫出逃，军统怎么一无所知？”
戴笠低着头，面红耳赤：“学生失职，请求处分。”“汪兆铭去河内的飞机是谁弄的？”“是云南省政府在航空公司包租的。”
“汪在昆明去了哪些地方，他去河内的种种迹象，难道你们完全不知道吗？”
“汪先生到昆明后，称身体不适，哪儿也没去。据说他与龙云密谈了几个小时，汪去河内的包机，也是龙云下令省政府出面包租的。”
汪精卫出走，完全出乎意料。蒋介石知道，这事光指责戴笠是没用的。他转而大骂起汪精卫来：“汪兆铭，我哪点对不起你，你处处与我对着干。你跑到河内去干什么，还不是想另立中央。你想当委员长，我让你干就是。” 骂着骂着，老蒋的火气慢慢消了。他叫过站在旁边一动也不敢动的戴笠，命令道：“一定要密切注视汪在河内的动向，要不择手段地设法制止汪在河内的行动。关于汪精卫出逃河内的事情，要注意严格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随后，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提出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三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汪精卫与日本政府一唱一和，随即写下了洋洋数千言响应近卫声明的题为《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的所谓“艳电”。在这封电报里，汪精卫极力吹捧日本侵略者，鼓吹“和平”与“善邻友好”，表示要与日本军国主义联手对付中国共产党，暴露出赤裸裸的汉奸嘴脸。
29日一大早，《南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的这封“艳电”。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主战派与主和派开始分裂，汪精卫的骨头是最软的，在他身上充满了奴颜和媚骨，没有丝毫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人开展讨汪运动。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认敌为友，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失。
也有不少人认为，汪精卫出逃，是蒋汪联手导演的一出双簧戏，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其实质，都是与日本人套近乎拉关系，只不过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为此，老蒋的嘴都气歪了：“娘希匹，汪精卫当汉奸，我跟着背黑锅。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怎样才能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呢？
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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