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大汉奸之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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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事件呢？　　　　
　　　　蒋介石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好计策：我要先给汪精卫以严厉警告，然后给他一个台阶，让他体面下来。如果汪精卫能够这样，那就再好不过。要是他一意孤行，那就莫怪我不客气。想到这里，老蒋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他已准备了对付汪精卫的两套方案。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庆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蒋介石、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销汪的本兼各职。就在国民党开除汪精卫没多久，蒋介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陈、王带去了蒋介石的口信：只要汪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先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这些，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　　　　
　　　　2月15日，谷正鼎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河内。这次，他带去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五十万元巨款。谷正鼎是国民党中常委，属原改组派的老人，与汪精卫的关系不错。他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中央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要赴欧洲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钱，钱花完了，以后可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等地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摇摇头道：“蒋先生的为人，我已经看透了，对他已不抱任何幻想。以前，我因蒋的凶残、自私，反对过他，他用各种方式来排斥我，中伤我，最后竟下流到要绑架我与璧君。我过去几次被他逼出国，要过什么护照？我出不出国，也不需要蒋先生来关心了。”　　　　
　　　　汪精卫这话，没有丝毫商量回旋的余地。话说到这份上，谷正鼎知道再劝无用，只好请汪好自为之，便告辞而去。此次劝汪失败，蒋介石要执行他的第二套方案了。　　　　
　　　　


头号汉奸—汪精卫高朗街的枪声

　　　　高朗街的枪声，使汪彻底失去了对蒋的信任。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汪精卫出逃河内后，住在高朗街27号。　　　　
　　　　高朗街是河内的高级住宅区，很多法国人都居住在这里。一栋栋的楼房，红墙黄瓦，掩映在成片的绿树丛中，环境十分幽静。为了安全，越南方面在这里设有警察署，负责对住宅区的保安工作。　　　　
　　　　27号原来是朱培德在河内的一处寓所，朱培德离开河内后，房子一直空着。这是一栋3层楼的法式建筑，一条林阴大道直通大门，楼前是一大片碧绿碧绿的草坪，楼后有小院。汪精卫住进去后，非常满意。为了安全，他一直躲在屋子里，除了偶尔到楼前的草坪和楼后的小院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外，从不出门，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靠秘书曾仲鸣。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红花绿草，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体弱多病的汪精卫从寒冷的重庆来到这里，呼吸着湿润新鲜的空气，感觉良好，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可他在这里没住上几天，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一致声讨他叛国投敌；接着传来日本国内因各种矛盾激化，首相近卫突然辞职的消息。听说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近卫策划的“汪日和平行动”不感兴趣，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汪精卫便在河内被冷落下来。　　　　
　　　　当初痛下决心，准备脱离蒋介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哪怕是背上“汉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却成为扔在路边的一只破鞋，无人问津。汪精卫十分着急和痛苦，再也无意欣赏周围春天般的美丽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时间转眼到了2月中旬。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出杀手陈恭澍一伙人马已完成了对汪的侦察。就在谷正鼎劝汪失败，离开河内没多久，戴笠下达了行动命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空气清新，马路两旁的棕榈树，在晨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摇曳。在通往高朗街的马路上，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一路哼着小曲，不时回头看看放在车后边货架上的食品盒。　　　　
　　　　这条林阴大道，是通往高朗街的一条专用马路，平时行人稀少。特别是早晨，刚刚结束夜生活的富人们都还在睡大觉，马路上更是阒无一人。这时，迎面走过来两个商贩，一个挑着担子，一个提着竹篓。当骑车人与他们相遇时，被突然撞倒。他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没回过神来，一把闪亮的匕首抵住了他的后腰：“不准喊，乱喊杀死你。”　　　　
　　　　这两个商贩打扮的人，就是军统行动组的两名特工人员，一个叫王鲁翘，另一个叫唐英杰。骑车的年轻人是每天为汪精卫送蛋糕的“大上海”糕饼店的外送人员。　　　　
　　　　原来，汪精卫每天的早点是牛奶、咖啡和蛋糕。来到河内后，开始几天早点没有蛋糕，很不习惯。曾仲鸣便为他在离高朗街不远的“大上海”糕饼店，订做了一回蛋糕。这家糕饼店是一个上海人在河内开办的，做点心的师傅和店里的伙计也都是上海人。“大上海”的蛋糕做得很地道，汪精卫吃了一次，便非常喜欢。从那以后，每天早上，糕饼店的外送人员就为汪送上刚刚出炉还冒着热气的新鲜蛋糕。　　　　
　　　　陈恭澍得到这个情报后，经过实地侦察，派出王鲁翘和唐英杰半路劫持了送蛋糕人。在行动之前，他们弄清楚了订做汪精卫蛋糕的款式，也如此这般，在“大上海”订做了一个，由余乐醒进行了技术处理，将一剂无色无味的毒药放入蛋糕内。这块经过技术处理的蛋糕，成为剧毒品，人的舌头只要一舔，必死无疑。　王、唐二人将送蛋糕的年轻人掀翻后，唐英杰用匕首抵住他的后腰时，王鲁翘乘机打开食品盒，调换了蛋糕。然后，故意把年轻人上下的口袋翻了一下。年轻人以为是遇到打劫的，浑身打颤，结结巴巴：“我是糕饼店的伙计，身上没钱。你们要钱，我，我再送来，请，请不要害我。”　　　　
　　　　唐英杰低声说：“今天留你一条活命，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报案，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我杀了你。”说着，将闪着寒光的匕首在他眼前晃了晃，就将他放了。　　　　
　　　　“不敢，不敢。”年轻人从地上扶起车，擦了擦满头的汗，跨上车一溜烟朝高朗街飞骑而去。　　　　
　　　　也该是汪精卫命大。这些时日，汪被日本政府冷落在河内，茶饭不思，痛苦异常。出事的这天，他起得很晚，起来后头痛欲裂，精神萎靡。他喝了杯牛奶，就再也不想吃什么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送来的蛋糕一直放在那里，时间一长，蛋糕不新鲜，汪精卫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汪精卫逃过了这一劫。　　　　
　　　　再说戴笠到香港后，马上通知陈恭澍刺汪行动要抓紧，动手地点改在汪的寓所，将汪精卫和陈璧君杀死在床上。　　　　
　　　　于是，河内行动小组按照戴笠的布置，紧张地活动起来。陈恭澍派出唐英杰侦察汪宅，弄清汪精卫的卧室。唐英杰回来后，画了一张汪精卫卧室的草图，按唐英杰画出的草图，陈制订出了刺汪方案。　　　　
　　　　方案报送香港，很快得到戴笠批准。戴笠指示应尽快执行。3月20日夜，月黑风高。高朗街静悄悄，警察署巡逻的人马早已熬不住困乏，回警署睡觉去了。　　　　
　　　　汪精卫卧室外间套房的灯还亮着。灯下，汪夫妇与曾仲鸣正在商量着投日事宜。　　　　
　　　　“日本国内的形势不明朗，我们现在困在河内，进退两难。民众不明白我此时的心境，骂我是汉奸。老蒋又来逼我，要我去国外。如果日本人还不表态，我倒是想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先去一趟欧洲，观观风向，再作打算。我们不能在河内这棵树上吊死。”陈璧君直摇头：“日本首相更换，是日本国内矛盾引起的，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上台后，对华政策虽然有些调整，但只要我们坚定立场，继续与日本人联络交涉，表明我们的态度与诚意，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丢下我们不管吧。”　　　　
　　　　曾仲鸣一边低着头整理文件资料，一边说：“河内的安全没有保障，不是久留之地。我们虽然有几名卫士，他们也都很尽职，但因为没有武器，没有任何战斗力。高朗街警察署的警察极不负责，长期下去，非常危险。香港林柏生先生被打，无疑是军统搞的鬼，我们在河内不得不防。戴笠心狠手毒，他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　　　　
　　　　听完曾仲鸣的话，汪精卫长长叹了一口气：“唉———我们困在这里，只有听天由命了。住几天等等再说吧，实在不行，我想还是去欧洲。我要向国人表明我的心迹，是蒋介石逼我走的这一步。与日议和的事，过一段时间再作考虑。”　　　　
　　　　陈璧君还想说什么，汪精卫打了个哈欠，说：“我已经困了，明天再说吧。”说完，起身进了里间的卧室。　　　　
　　　　曾仲鸣与陈璧君在外间就安全保卫问题又聊了一会儿，便与陈璧君互道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夜半子时刚过，一辆中吉普悄悄驶过高朗街，停在离27号不远的路旁。车上跳下七八个黑影，迅速靠近了27号院墙。这几个人正是王鲁翘和唐英杰等军统行动组人员。开车的是行动组长陈恭澍。　　　　
　　　　只见唐英杰施展功夫，轻轻跃上墙头，然后将王鲁翘等三人拉了上来。另留四人在大院前后作警戒。陈恭澍则留在汽车内，在不远处的路旁接应。他们跳进院墙时，有人不小心踩翻了墙角的一个花盆，发出了响声。　　　　
　　　　“什么人？”住在一楼的汪精卫卫士喝问道。　　　　
　　　　王鲁翘等人随即闪身躲在一棵大树后。这时，一楼的后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是汪精卫的厨师听到响动，开门出来看看动静。“啪！啪！”王鲁翘举枪就射，厨师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唐英杰带着人乘势冲进后门，堵住了卫士的房门：“都不要动，谁要出来，老子打死谁。”汪精卫的一名卫士还想往外冲，“啪！”又是一枪，卫士捂着左胳膊倒在一边。这些卫士没有武器，这个时候他们只能被堵在屋子里干着急。　　　　
　　　　就在唐英杰堵住卫士的房门之时，王鲁翘带着人早已冲上三楼，直扑靠北边的那间卧室。　　　　
　　　　房门已被锁死，而且非常结实，王鲁翘连撞几次都没有撞开。正在王鲁翘着急之时，唐英杰提着利斧赶到。唐抡起大斧，用力向房门劈去。只几下，就将房门劈了个大洞。　　　　
　　　　室内的台灯亮着。王鲁翘借着灯光朝里瞧，看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正瑟瑟发抖，头拼命往床下钻，背部完全暴露在外边。依据体形判断，此人就是汪精卫。王鲁翘没有迟疑，端起勃朗宁连发三枪，弹弹命中，只打得血溅四壁。枪响过后，王发现床下还有一个女人，此人当是陈璧君无疑，便甩手又是三枪。王鲁翘认定，这几枪汪精卫夫妇即使命再大，也必死无疑。他本想进去验明正身，可是房门还是打不开，便指挥人马迅速撤了出来。　　　　
　　　　很快，王鲁翘和唐英杰率人跑了出来，钻进了前来接应的吉普车。“怎么样？”陈恭澍见他们上了车，忙问道。“两人已经上路。”王鲁翘无比轻快地回答。　　　　
　　　　“好！”陈恭澍高兴地拍了拍方向盘。吉普车一加油门，飞快地消失在浓浓的夜幕里。　　　　
　　　　陈恭澍哪里知道，这一回，汪精卫夫妇又是有惊无险。　　　　
　　　　原来，当楼下传来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汪夫妇就被惊醒。汪精卫正准备出房门探看，他的女婿何文杰与女儿汪文惺跑了上来：“有刺客，赶快进屋！”他们将汪精卫夫妇推进了室内。刚刚进屋，王鲁翘就冲了上来。　　　　
　　　　听见有人撞击对面的房门，接着就是斧子劈门的声音，汪精卫等人趴在地板上，大气也不敢出。　　　　
　　　　枪声过后，四周平静下来。对面屋子里传来曾仲鸣与夫人方君璧痛苦的呻吟声，何文杰打开房门，看了看走道上已经无人，便冲进了曾仲鸣的卧室。　　　　
　　　　昏暗的灯光下，曾夫妇倒在血泊里，曾的前胸还汩汩往外冒着血泡，其状恐怖。何文杰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边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曾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再说陈恭澍带人撤出高朗街，回到住地后，详细询问了王鲁翘行刺的情况。王边擦枪，边拍着胸说：“陈组长你放心，凭我的枪法，汪精卫、陈璧君这次必死无疑，就是两个汪精卫，也做了枪下鬼，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正当陈恭澍一伙举杯庆贺的时候，出去打探的人员回来了，他们带来了令所有行动组成员沮丧的消息：汪精卫没有死，一死一伤的是曾仲鸣夫妇。　　　　
　　　　陈恭澍没有想到，这次计划周密的行动，又以失败告终。不过，他绝没想到，这正是戴笠搞的鬼。原来，就在戴笠下达行刺汪精卫命令之时，蒋介石临时改变了主意，现在干掉汪，似乎太便宜了他。他要留下汪精卫，逼着他去当汉奸，让他遗臭万年。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戴笠，并要他绝对保密。于是，戴笠秘密飞到河内，找到唐英杰，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唐英杰侦察回来后，就按照戴笠的密命，将曾仲鸣夫妇那间带阳台的卧室说成是汪精卫夫妇的，导演了这场误杀的闹剧。因为日本政府的冷落，汪精卫正举棋不定，考虑与老蒋讨价还价，准备去欧洲的时候，高朗街的枪声，使他彻底失去了对蒋的信任。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加紧了与日本人的联系与勾结，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当上“主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其他汉奸们也都分得一官半职。　　　　
　　　　


头号汉奸—汪精卫巨奸的下场

　　　　陈璧君病急乱投医，请来江湖郎中为丈夫治病，岂知郎中对汉奸恨之入骨，故意将枪毒扩散。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汪死后两年，终被焚尸扬灰　　　　
　　　　转眼两年过去了。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开始好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抗战胜利不远，汪精卫知道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本来就不好的身体，这时变得越来越差。特别是一想到当年测字先生预测的“可杀可剐”，就会心惊肉跳。　　　　
　　　　原来，当年汪精卫刚“还都”南京，当上伪政府主席时，一天他微服上街，路见一测字先生，便上前抽了一字，此字为“哥”。测字先生说：“哥”有三解，哥者，两“可”相连也。第一解为“可父可师”。汪精卫听罢觉得自己地位显赫，对世人来说，的确是“可父可师”之人，心中便十分得意。测字先生又道：第二解乃“可敬可佩”。汪听罢更加高兴，想起自己青年时代慷慨歌燕市，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之英雄壮举，实是“可敬可佩”。他认为测字先生很有水平，忙问第三解何意？谁知测字先生却噤声不语，说第三解乃天机不可泄露。汪精卫不便暴露身份，只得怏怏而归。为这第三解，汪精卫彻夜难眠，一心想知结果，第二天又去找测字先生询问答案。不料测字先生已飘然而去，只在地上留下用白粉所书八个大字：“可字三解，可杀可剐。”看得汪精卫魂飞魄散，从此打不起精神来。如今日本主子的势力已是日薄西山，中国人民的抗战即将胜利，每当想起当年测字先生的可怕预言，汪精卫就会不寒而栗。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便把这颗子弹留在了体内。这个时候，旧伤时时发作，使得汪疼痛不已。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中医秘方。她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可以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　　　　
　　　　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象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　　　　
　　　　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　　　　
　　　　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来到医院，检查了汪精卫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璧君：“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药箱内取出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馆去了。陈璧君拿着药膏，自是千恩万谢，亲自将刘一帖送上汽车，目送他远去。　　　　
　　　　汪精卫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等不得刘一帖必须等两个时辰的嘱咐，马上要陈璧君给他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后没过一会儿，汪四肢抽筋，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疼痛加剧，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去了半个时辰，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已离开旅馆，四处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知道不妙。　　　　
　　　　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　　　　
　　　　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　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陈璧君看了信，气得两眼发黑，差点没晕过去。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1944年2月，黑川利雄邀请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来南京诊治，发现汪已病入膏肓，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就这样，汪精卫被抬上飞机，直飞名古屋，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4楼一间特设的病房里。为了对外保密，这间病室叫做“梅号”。　　　　
　　　　日本政府对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汪精卫到达日本的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胜沼精藏、整形外科教授名仓重雄和助手教户田君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了。汪精卫知道来日无多，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活现出一颗死不回头的花岗岩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