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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大汉奸之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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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铭兄，你不能离开重庆。这样做，太草率。我看日本人诚意如何，还很难讲，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你一定要三思而行！”陈公博双手叉腰，几乎是点着汪精卫的鼻子说。
见陈公博如此激动，汪精卫不想与他弄得太僵，便自我解围道：“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这件事情暂不讨论，等看看时局，以后再说吧。”
陈公博原以为汪精卫只是征求自己的意见，既然自己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多少会引起汪精卫重新考虑，没想到他完全没有听进意见，真的派人去与日本人议和。
陈公博默默地接过《协议》看了起来，看完后，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你看这个《协议》怎么样？”汪精卫走过来问道。
汪精卫太了解陈公博了，虽然事先没征得他的同意，但一旦生米煮成了熟饭，他是会跟着自己走的，起码他绝不会把这事向外透露。
“事已至此，你还要我说什么呢！”陈公博气呼呼地说。汪精卫道：“公博啊，你知道，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如果日军再向重庆发动攻击，我们便真的要亡国了。我若在重庆主张议和，别人还以为这是政府的主张。我要是离开重庆单独议和，则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政府无关。将来一旦议和成功，然后再要政府接受，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汪精卫在为他的卖国理论诡辩。
“你我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没有你，我可不行啊，有些事情我还得依靠你。这次，我打算先去昆明，再从昆明去河内。你，还有佛海、希圣，我们一起走。”汪精卫的口气不容置疑，已经是在下命令了。
“这事，我还得考虑考虑。”陈公博的回答出乎汪精卫的预料。正在这时，陈璧君从里间走了出来，她对陈公博说：“陈先生，汪先生请你跟他走，你不想去，那看样子，你是要跟蒋先生去当官 。”
陈公博一时语塞。
汪精卫见局面弄得很僵，便退了一步：“走，还是不走，我也不勉强，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吧，就这两天，做出决断。”陈公博怀着痛苦和矛盾的心情回到成都。
陈公博知道，跟随汪精卫这么一走，是很难再回头的。他希望能与日本议和，但他又怕承担卖国贼的骂名；如果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而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将来势必两头不讨好。
那两天，陈公博茶饭不思，走还是不走，他一直在犹豫。12月14日，汪精卫派一名副官来到成都，通知陈公博务必于18日到达昆明。陈公博知道，这时已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汪精卫要走，自己只好跟着往火坑里跳，留在成都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这时的陈公博还存在着一丝幻想，自己先跟汪精卫走，等有机会再劝劝他，也算是为汪留一条退路。陈公博决定跟随汪精卫去昆明。走之前，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在成都的张群代为转交。
陈公博在信中写道：“我离川以后，将会以个人的努力，设法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精卫的冲动，以免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陈公博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带着妻子陈璧君已于头天飞往河内。陈公博在昆明歇了一夜，第二天也赶紧飞往河内。
陈公博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大喜过望，他握着陈公博的手高兴地说：“公博，我终于把你等到了。我们的和平运动不能没有你呀。”
陈璧君也在一旁说：“陈先生不愧是汪先生的好朋友，在这关键时候，我想你是不会弃汪先生于不顾的。”
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
收到近卫声明后的当晚，汪精卫即与陈公博、周佛海和陶希圣关在密室里，商议如何响应近卫声明。最后决定，由汪精卫以个人的名义，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阐述对日立场。24日，陈公博携带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秘密飞抵香港。一到香港，陈公博就找到了香港《南华日报》社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港特派员林柏生，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他，要他在报纸上发表。
29日，《南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为题，发表了汪精卫的声明。对于投日附逆，陈公博一直是顾虑重重。临离开河内前，他还劝汪精卫，暂时不要与日本人来往，并且不要离开河内。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与谴责。可是，汪精卫一意孤行，加紧与日本人勾结。汪精卫的某些做法，陈公博并不赞成，他又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到香港后，他便隐居起来，很少与外界接触。陈公博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陈是个孝子，于是，趁这个机会，他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
二号汉奸—陈公博汉奸之路
如果说，以前的陈公博还有些彷徨、犹豫、固执，而此时，在陈璧君面前，他觉得已无话可说，毅然决然地向汉奸之路迈出了最后一步。女秘书成为自己的红颜知己，却能跟原配妻子相安无事
这天早晨，陈公博像往常一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他从报箱中取出《大公报》，打开一看，只见头版头条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二人联名写给《大公报》的公开信。
读罢此信，陈公博大吃一惊。高宗武与陶希圣竟然叛汪，并且把内部机密全部曝光，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陈公博虽然对汪精卫的某些做法并不十分赞同，有时还发生激烈的争论，甚至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但他从没有想到要背叛汪精卫。
陈公博端起桌上的牛奶，喝了一口，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那一段时间，香港报纸登载了不少高宗武、陶希圣反叛汪精卫的有关报道，陈公博几乎是每篇必读，越读他心里越沉重。他想，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一波三折，国人唾骂，日本人施压，现在高、陶又离他而去。我与汪多年的交情，患难见真心，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体现我们的朋友真情，看样子我只有往这火坑里跳了。
陈公博1921年脱离共产党后，不久加入了国民党，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国民党二大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因此，陈十分感谢汪精卫的知遇之恩，心中抱定了与汪共沉浮的决心。果然，没过多久，陈璧君亲赴香港，泪流满面地劝说陈公博参加丈夫的和平运动。
如果说，以前的陈公博还有些彷徨、犹豫、固执，而此时，面对陈璧君的软硬兼施，陈公博已无话可说。他毅然决然地答应了陈璧君，向汉奸之路迈出了最后一步。
1940年3月30日，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带着各院、部的大小汉奸宣誓就职。就职典礼结束后，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
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傅筱庵死后，无人继任，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随着地位权势日盛，陈公博跟伪政府其他汉奸一样，暴露出贪权好色的本性。他一生中与几个女人结下了风流情。他的结发妻子名叫李励庄，与陈公博1921年7月结婚并生有一子，名叫陈干。另外跟陈公博没有正式夫妻名分，但关系非同一般的有何焯贤、何炳贤两姐妹。何氏姐妹生活奢侈，挥金如土，跟随陈公博纯粹是看中他的地位和金钱，在政治和工作上对陈公博没有任何帮助。惟有他的私人秘书莫国康，不仅是陈公博的红颜知己，还是他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莫国康是广东番禺人，在广州执信中学读书时在廖仲恺家认识了陈公博。后来，两人共同追随廖仲恺参加了国民革命，北伐时就是陈公博的部下，追随在陈公博的左右，形影不离。陈公博跟随汪精卫投日后，莫国康也不计个人的名利得失，仍随侍在陈公博的身边，甘当陈的秘书和情人。陈公博任汪伪立法院长后，莫国康因跟陈公博的特殊关系，也当上了立法委员，一直到汪伪政府垮台。
莫国康跟陈公博的外室关系，在汪伪政府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陈的妻子李励庄也知道这一公开的秘密。但她深知莫国康是丈夫政治上工作上不可替代的红颜知己，也就默默认可，两人倒也相安无事。
二号汉奸—陈公博丧家之犬
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为留退路，向蒋介石“示好”，积极配合“剿共”。出逃日本，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至极
汪精卫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伪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眼见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军国主义的垮台为期不远，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上台后，立即向重庆蒋介石“示好”，为自己预留退路。为了讨好蒋介石，陈公博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陈公博召集伪军将领到南京开会，会上，他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要剿共。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有半点的退让与含糊。”这次会上，陈公博规划了北以陇海线为界，南以钱塘江为限，组成一个反共区域。
1945年7月3日，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破获，抓走了发报人员，站长陈祖康侥幸脱逃。
日本宪兵队在上海到处搜捕陈祖康，陈在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到了陈公博。于是，他大着胆子来到位于哥伦比亚路的陈公博家，说明来意，请陈帮忙。陈公博想，这正是在军统面前有所表现的时候，便一口答应，这事由他来处理。陈公博把陈祖康安排到一个地方住下，对陈说：“假如日方人员来找你，你可以说是我的电台机关长，其他事情你就要他们来找我谈。”第二天，陈公博打电话约请日本上海特务处长王岛及宪兵队特高课长到家里吃饭，一见面，陈公博就以责备的口气对两个日本人说：“贵国首相请我设法和重庆方面联络，这是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情，现在我们刚好有一点头绪，与重庆方面取得了初步联系，你们便来破坏我的电台。这样，我怎么向贵国政府交待。”
两个日本特务不知内情，害怕陈公博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的上司听，怪罪下来不得了。只好连连向陈公博道歉，马上将抓起来的人放了出来。
正当陈公博极力讨好蒋介石，加紧与重庆勾结之时，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接着，日本政府通过瑞士转致美、英、苏，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国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中国。
南京街头，鞭炮齐鸣，万众欢腾。
陈公博坐在收音机前，脸色煞白，耷拉着脑袋。这一天，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8月16日下午，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5年4个月的汉奸政权宣告结束。
何去何从，陈公博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了。
在此之前，陈公博曾派人找到先期到达上海的杜月笙，想通过他牵线，向蒋介石表示，用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日军占领区的行动，来求得他的宽恕。杜月笙表示愿意帮忙，他说：“我可以把这一信息转呈委员长，请陈先生耐心等几天。”
可是陈公博满怀欣喜地等了好几天，杜月笙那里没有任何消息。陈公博坐卧不宁，思去想来，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公博主意打定，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本政府，希望逃到日本某一个地方隐居下来。日本政府很快同意了陈公博的请求。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乘飞机出逃。
飞机原计划先飞青岛，然后再飞日本。可是到了青岛机场后，得到消息，盟军已通知日本，从当天中午12时后，日本上空将全面禁止飞行，如果违反禁令，会遭到盟军飞机的拦截和打击。于是日本军方临时决定，飞机直飞日本，抢在12时之前到达目的地。
日方派出了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原汪伪军事及经济顾问小川哲雄陪同陈公博一行，并负责安排沿途的生活起居。因为陈公博此行是极为秘密的，日本军方认为，东京、大阪、福冈等地美军随时都会进入，便决定让飞机在不为人注意的米子机场降落。陈公博上机后，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当小川哲雄把飞机将在米子降落的消息报告陈公博后，陈公博愣了一下，接着说：“全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一切以安全为要。”
很快，飞机飞临日本本州岛阴县西郊的米子机场上空。飞机做好准备正要降落时，飞行员忽然发现，机场跑道因为盟军的轰炸，已破烂不堪，跑道上还散落着被炸飞机的残骸。
飞机无法降落，便在机场上空绕行了一圈又一圈。这时，飞机燃料已尽，油压表上红灯闪烁，提示再不降落将会机毁人亡，飞行员只好横下心进行迫降。
飞机在起伏不平的跑道上强行降落，好在飞行员技术熟练，飞机经过一阵剧烈的颠簸后，停在了跑道尽头。此时，陈公博脸色苍白，飞行员也是一身冷汗。
时间已是正午，陈公博一行下了飞机，但见机场上空无一人，烈日当空，炽热难耐。小川哲雄让他们先在飞机机翼下躲躲太阳，他跑到机场附近的一片松林里找来一辆破卡车，将陈公博一行送到了市政府。
米子市市长为他们弄了点吃的，然后将他们安排到一个叫“水交馆”的旅馆去住。
从市政府到水交馆还有一段路程。市政府没有车，市长好不容易找来一辆消防车，把陈公博夫妇安排坐进驾驶室，其他的人则站在消防车两边，像受训的消防队员一样，壁虎爬墙般双手抓紧拉手。陈公博的情人兼秘书莫国康身着艳丽旗袍，挂在车上格外显眼。这一行中国人站在消防车上，招摇过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水交馆”原是日本海军的俱乐部，日军战败后，这里已是人去楼空，破烂不堪，房间里连一把椅子都没有。陈公博只好在草席上安身。堂堂“国民政府”主席，如今连乞丐都不如，陈公博的心里不是个滋味。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陈公博一行又被秘密转移到浅津东乡湖的望湖楼暂住。考虑到陈公博的安全问题，在望湖楼没住两天，日本政府又派人把陈公博送到京都，陈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时值盛夏，溽暑蒸腾，陈公博住在金阁寺，满腹心事，寝食难安。一天晚上，周隆庠匆匆走进陈公博的房间，说道：“我刚刚看到晚报，梁鸿志等已遭重庆方面通缉。”
陈公博闻讯，脸色陡变，自言自语道：“梁鸿志不过是和平政府的监察院院长，我还是代理主席，如此看来，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我！”
陈公博挥了挥手，周隆庠退了出去。
“看样子，我一切全完了！全完了！”说着，陈公博猛地拉开抽屉，取出一把手枪，对准脑袋：“劫数难逃，与其这样东躲西藏，活着受罪，还不如一死了之。” 李励庄见状，跑过来一把抓住手枪，争夺中扳机被触动，只听“砰”地一声，子弹打到了天花板上。
“早晚不得好死，为什么不让我早点死了呢？”陈公博嚎哭起来。李励庄把手枪藏了起来。从这以后，她寸步不离守着陈公博，防他再寻短见。
陈公博欲寻短见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日本政府心生一计，便通过同盟通讯社播发了一条假消息：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日本政府这样做的用意是，让陈公博就此长期隐居日本，逃脱中国政府对陈公博的惩罚。
国民党政府正在通缉陈公博，见了陈公博自杀的报道后，判断这是一条假消息。
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何应钦指出，陈公博私逃日本，对外宣称自杀，企图逃脱制裁，日本政府必须马上将其交出。陈公博如果真的是自杀，将由中国方面派人验尸。
日本政府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最后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
二号汉奸—陈公博难逃死刑
与戴笠谈话后，陈公博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囚室里喜形于色，高兴之时还哼上几句《春草闯堂》。法庭百般诡辩，最终难逃死刑
与其他汉奸相比，陈公博在看守所是比较受优待的。他独自关押一室，吃饭有人送，刚去的时候，伙食也还可以。只是有一点颇感不便，就是每天下午倒便桶的时候，陈公博与众囚犯挤在一起，人多，吵吵嚷嚷，时常发生挤撞，他感到有失体面，就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准许他每天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此要求获得了批准，陈公博得到了每天提前倒便桶的优待。
后来，看守所的伙食越来越差，用黑面粉做成面疙瘩，嚼在口里如同木屑，难以下咽，关在这里的汉奸们称作“原子弹”。陈又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这次没有人理会他。
在看守所的几个月里，陈没有被提审过。他不甘寂寞，每天吃过早饭，便伏案写作，主要是撰写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在这篇长达3万字，题为《八年来的回顾》的文章中，陈公博竭力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
一天上午，陈正在写他的文章，军统局长戴笠突然来看守所看望他。戴把陈公博叫到办公室，与他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戴笠说：“陈先生，委员长对你的事情很关心，这次特地派我来，是要我转告他对你的问候。同时，要你安下心来，好好反省，到时候，政府会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你的问题。这里的条件不好，只得委屈你几天，生活上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话，可以告诉狱方，能解决的他们会尽力解决。” “谢谢委员长对我的关心，也谢谢戴先生来看我。我在这里一切都还好，惟一的请求，就是对我的问题希望快作决断，是死是活，公博我都认了。”
与戴谈话后，陈公博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囚室里喜形于色。他想，戴笠此时来看我，是在向我传递一个好的信息，平时一言不发的他，这时也无话找话地与看守聊上几句，高兴之时还哼上几句《春草闯堂》。
可是没过多久，戴笠乘飞机失事身亡。得知戴笠摔死的消息后，陈公博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太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了。戴笠不死，老蒋作过的承诺，有可能到时兑得了现。现在戴笠死了，死无对证，蒋介石说过的话，肯定会一阵风吹过。
果然没过多久，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3人，被转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心中暗暗叫苦：进了“狮子口”，看来生还的机会没有了！
1946年4月6日下午2时，法庭开庭，公开审判陈公博。这天，陈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踩一双黑皮鞋，他手持两本卷宗。这身装扮，不像是一个就要被审判的囚犯，倒像是出席会议的代表。见记者前来拍照，陈公博连忙强打精神，故作镇定。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陈公博听完起诉书后，一副不服气的样子，问法官能不能当庭宣读他在看守所写好的《八年来的回顾》。审判长同意了他的要求。陈连忙打开卷宗，朗读起来。
在这份自白书里，陈极力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为自己当汉奸推卸罪责。最后，陈对起诉书提出了辩护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日本投降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等等。1个小时55分钟，陈才把这份材料读完。
随后，审判长按起诉书，逐条询问犯罪事实。陈公博均供认不讳。接着，又由法庭指定律师为陈辩护。
对陈的辩护理由，法庭一一予以驳斥。铁的事实，使陈公博哑口无言。退庭时，已是晚上8时20分。
4月1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陈公博进行宣判。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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