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大汉奸之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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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为过去。汪精卫是你的长官，姿态要高一些，我想他是能够做到的。你呢，也应该做到。”说到这里，蒋介石压低了声音：“搞政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何必太认真。”　　　　
　　　　周佛海“嘿嘿”笑了两声：“委员长说得对，我一定照办。”周是个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不惜牺牲一切的小人。当年他为了不交党费而背叛共产党，叛党后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又大骂共产党，吹捧国民党，丝毫不为此脸红。在周佛海的眼里，只有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没有什么正义与朋友。这次与汪精卫闹别扭，也只是他使用的一个小手段，为自己与汪精卫的和好找个台阶。　　　　
　　　　其实，蒋介石何尝不知周佛海的心思，他此次找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才是此番谈话的真正目的。　　　　
　　　　“佛海，汪先生的为人你是知道的，老是纠集一帮人，和我过不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欲把我搞倒而后快。你以后与汪先生共事，要多注意他，自己周围要有一班人，必要的时候还要阻止他，不能让他太得意了。”说这话时，蒋介石露出了满脸寒霜。　　　　
　　　　“我一切听委员长的。”　　　　
　　　　蒋介石跟周佛海密谈了近两个小时，留周佛海吃了晚饭，周才离去。　　　　
　　　　打这以后，周佛海主动与汪精卫接触，汪精卫也没再提过去的事情，两人的联系慢慢多了起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正在国外治疗枪伤的汪精卫闻讯匆匆回国。国民党中央派出周佛海到香港迎接汪精卫夫妇。　　　　
　　　　1月12日上午，汪精卫乘坐“波茨坦”号游轮抵达香港，周佛海带着一帮国民党的大小官员到码头迎候，气氛十分热烈。当天下午，游轮启航前往上海。周佛海上船陪同汪精卫继续前行。　　　　
　　　　“波茨坦”号在湛蓝的大海上航行。海风阵阵，碧波滚滚。汪精卫与周佛海走上甲板，就国内的形势交换看法。　　　　
　　　　此时，“西安事变”在共产党人的调停下已经圆满解决，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终于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对周佛海说：“张学良一定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如果蒋先生答应抗日，共产党势必会乘机坐大，将来的局势将会很不好收拾啊。”　　　　
　　　　“是啊，日本人并没有吞并中国的意思，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现在，我们不去打共产党，而去惹日本人，那不是跳到锅里的鱼不吃，而拿着筐里的鸡蛋去找石头碰吗？”周佛海恨恨地说。　　　　
　　　　在反对抗日，主张剿共的态度上，周佛海与汪精卫臭味相投，这两个昔日对骂“不是东西”，互不买账的冤家，今天走到了一起。　　　　
　　　　夜幕降临，海上刮起了寒风。可是，两人倚着栏杆，推心置腹，越谈越投机。　　　　
　　　　


三号汉奸—周佛海兔死狗烹

　　　　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之下。包养梨园名伶，惹出风流案。抗战胜利，周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接收大员。兔死狗烹，终被戴笠诱捕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这之后，周佛海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往来上海、香港之间，与日本人秘密接触，协商和谈条件。　　　　
　　　　后来，在汪精卫的指派下，梅思平也投入到这一活动中。经过接触与谈判，梅思平与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人密签了《重光堂协议》。　　　　
　　　　紧接着，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起，策划了叛逃河内的阴谋。当蒋介石听说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起出逃的消息后，拍桌大骂：“娘希匹！我待周佛海不薄，他竟敢背叛我。我要把他抓起来，送他下地狱！”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在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外，周佛海是最有实权的人物。周虽任行政院副院长，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之下。他不仅掌握财政经济大权，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活动，也多由他负责。　　　　
　　　　周佛海两次做汪精卫的全权代表，同日本政府谈判，签订秘密条约，有几次日汪双方讨价还价，谈判陷于僵局，最终周佛海出面，打破了僵局。所以，周佛海不仅深得汪精卫的信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宠信。日本天皇授予周佛海一等旭日大绶章。周佛海不仅掌握汪伪政府的财政大权，他手中还掌握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税警总团，多次与新四军作战，镇压当地的抗日运动。此时，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身兼数职，好不得意，他的风流本性不改，又开始四处寻花问柳。别看周佛海平时道貌岸然，他可是个玩弄女性的情场老手。早年，他曾瞒着妻子杨淑慧暗地里与南京一个名叫陈曼秋的舞女鬼混，闹得满城风雨。如今他又看上了上海梨园名伶小玲红。　　　　
　　　　小玲红曾师从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并得其真传，舞台上花腔花调，打飞眼，玩噱头，赢得了不少的喝彩声，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大上海，只要提起小玲红这个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小玲红自从跟周佛海相识后，被周佛海的风流倜傥所迷惑，两人来往频繁，打得火热。　　　　
　　　　周佛海与小玲红的风流韵事终于隐隐约约地传到了杨淑慧的耳中。她开始注意周佛海的行踪，果然证实了外界关于周和小玲红的传言。杨淑慧怎么忍得下这口气？便质问周佛海，要他老实交待。周佛海见瞒不过去，只得老实承认。杨淑慧哪肯甘休，硬逼周佛海立下字据，从此跟小玲红一刀两断。周佛海无奈，只得把陈公博请到家中作为证人，给老婆立下字据。杨淑慧有了面子，就不再吵闹。　　　　
　　　　哪知周佛海旧情难忘，虽然给老婆立了字据，却仍然跟小玲红频繁幽会，直气得杨淑慧七窍生烟。但她这次认为，是小玲红在勾引自己的丈夫，决定教训教训小玲红，让她吃点苦头，知难而退，以绝后患。　　　　
　　　　于是，杨淑慧设了个圈套让小玲红来钻。她花钱请来风月场上名叫小白云的小白脸，去勾引小玲红。小玲红本来就是个水性杨花的戏子，见小白云风流倜傥，立即又背着周佛海投入了小白云的怀抱。杨淑慧见时机成熟，吩咐小白云约小玲红在锦江饭店幽会。正待小玲红入浴之时，杨淑慧带着老妈子破门而入，在浴室里把小玲红赤身裸体逮个正着。此时小白云乘机逃走，杨淑慧对小玲红百般辱骂殴打，直到饭店管事出面劝解，杨淑慧方才罢休。小玲红哭哭啼啼地跑走了。　　　　
　　　　小玲红锦江饭店受辱，难咽这口气，便决定向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周佛海身为汪伪政府要员，如果真的让小玲红闹上法庭，自己就会名誉扫地。杨淑慧也认识到自己闹得过火，便又请出陈公博，和周佛海一起来到小玲红家里，向小玲红赔礼道歉，并赔偿小玲红一笔损失费，请求她不要对簿公堂。小玲红也见好就收，打消了告上法庭的念头。杨淑慧为绝周佛海跟小玲红旧情复燃，干脆假惺惺地跟小玲红结拜为干姐妹，并带着小玲红一同回娘家认干妈。可是小玲红受的刺激太深，她实在不愿在上海滩生活下去了，便悄然离开上海，从此杳无音信。但周佛海跟小玲红的这段风流韵事，却在上海滩上流传开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接下来，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逐渐发生变化。　　　　
　　　　周佛海为人奸狡滑头，最能看风使舵。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他高叫“抗战无用”、“和平谈判”。眼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周佛海曾私下对人说，他有两个没有预料到：一个是万万没料到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会停止进攻；二是万万没料到日本会向英美开战。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周佛海决定向重庆靠拢。　　　　
　　　　周佛海先是偷偷给戴笠写信，表示要将功赎罪，为军统效力。接着又派人秘密到重庆，向蒋介石“自首”，说他当初逃离重庆时，未向蒋请示，是受了汪精卫的欺骗，是对蒋的背叛，为此心中时常不安，请蒋宽大为怀，他愿粉身碎骨，报效党国，效忠蒋介石。　　　　
　　　　新四军在华东的发展壮大，正使蒋介石感到头疼，看到周佛海的自首信后，他喜上眉梢，马上打电话把戴笠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周佛海现在向我们自首，我准备接受他的自首，要他戴罪立功。我想，命令周佛海利用一切机会遏制新四军的发展，同时抢占东南沿海地区，为日军投降接收做准备。你看怎么样？”　　　　
　　　　戴笠马上回答说：“委员长英明，我立即命令上海的工作人员，与周佛海接触。”　　　　
　　　　经过上海军统特务与周佛海秘密联络后，军统便向他交待了任务。此后，周佛海就按照重庆方面的命令，开始大肆破坏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组织伪军，进攻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对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周佛海还安排了一部秘密电台与戴笠保持着经常联系，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日军重要情报。　　　　
　　　　日本投降后，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国民党对上海的接收。蒋还通过戴笠命令周佛海指挥上海、杭州一带的伪军“维持治安”，全力阻止新四军收复失地。　　　　
　　　　接到戴笠命令后，周佛海开始神气起来，先是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接着又以上海市行动总队的名义发布布告。一夜之间，周佛海摇身一变，由卖国汉奸，变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抗战胜利后，舆论界的首要话题，就是如何惩治卖国汉奸。周佛海因反共、“接收”有功，蒋想极力保他。但周佛海投敌当汉奸却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包庇汉奸的做法表示抗议，要求严惩大汉奸周佛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推波助澜，纷纷上书蒋介石，要求对周佛海等卖国巨奸严惩不贷。　　　　
　　　　舆论的压力，迫使老蒋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周佛海的处置。经过与戴笠的一番密谋后，蒋介石决定先让周远离上海这个是非窝子，将他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蒋认为这是一个两全之计，对周佛海，就说是避开舆论中心，送他到重庆进行保护；对外则宣称，把大汉奸周佛海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政府的处理。去重庆，是凶是吉，周佛海不摸蒋介石的底。但他知道，不去是不行的。所以当戴笠故意用商量的口气将这一决定告诉周佛海时，他只好将信将疑地答应了。　　　　
　　　　1945年9月30日晨，戴笠的专用飞机从江湾军用机场秘密起飞，机上坐着周佛海、丁默　、罗君强等汉奸，戴笠随机陪同。中午11时半左右，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随后，周佛海等人被秘密安排住进了白公馆。　　　　
　　　　在白公馆，毛人凤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为戴笠和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满满一大桌。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逗乐，可周一行知道自此走进了牢笼，前途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气氛颇为尴尬。酒吃到一半，戴笠的秘书走进餐厅，故意大声对戴说：“局座，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您马上去。”　　　　
　　　　戴笠站起来与周佛海打招呼：“抱歉，不能奉陪，我先走一步了，有话我们回头再说。”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餐厅。从此，周佛海就被软禁在白公馆里了。　　　　
　　　　　　　　
　　　　


三号汉奸—周佛海陷入绝望

　　　　戴笠曾向周佛海允诺，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周佛海一直把戴笠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哪知戴笠因飞机失事，命归黄泉，周的“桃花梦”随之化为泡影　　　　
　　　　白公馆依山而建。山上树木繁茂，风景宜人。　　　　
　　　　白公馆内的条件也不错。周佛海住在二楼左边的一个大间，这间房曾关押过叶挺将军。房间里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齐全。周在这里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与同来的丁默　、罗君强等人相互串门、打牌。还可以与家里人通信。生活待遇也好，有专人做饭，顿顿荤素不缺。只是限制到楼下院子里散步，严禁到院外行走。　　　　
　　　　天长日久，周佛海便感到这种不自由的日子难熬。加之听说白公馆原是看守所，里面死过不少犯人，更是心生烦闷。他便向戴笠反映，要求调换住所。戴笠虽然对周的要求颇不以为然，最终还是同意将他们搬到当年美军顾问梅乐斯的寓所。这是一排10来间的平房，有新式卫生设备，有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草地，鸟语花香。免除了那种与死人为伴的感觉，周佛海对这个地方，甚为满意。　　　　
　　　　优裕的生活，使得周佛海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他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院子里有一株桃花，春天来了，桃花含苞待放，触景生情，周提笔写了一首咏桃诗：　春来无酒也微酣，　绿树苍烟映碧岚。　忽见桃花羞欲笑，　心随流水到江南。　　　　
　　　　因为戴笠曾向周佛海允诺过，一定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周佛海一直把戴笠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心想只要有他在蒋面前斡旋，老蒋对自己不会怎么样。　　　　
　　　　哪知此后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命归黄泉，周的“桃花梦”便化为泡影。　　　　
　　　　再说国民党的“肃奸”活动，忙碌了半年，到了第二年夏天，已经鸦雀无声，大汉奸周佛海仍逍遥法外。其时，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各文化团体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姑息养奸的行为。　　　　
　　　　蒋介石虽然有意袒护周，但他也知道，这种做法，理亏在己，再这样下去，无法向民众交待，只得指示军统局将周佛海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审理。　　　　
　　　　1946年9月16日，南京明故宫机场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民党派专机将周佛海、丁默　等人由重庆押送来南京。飞机降落后，武装警察列队机门两侧，严防发生意外。　　　　
　　　　周佛海身着派力司深灰色长衫，最后一个走出机舱。他站在舱门口，呆了一会儿，便低下了头，神情十分沮丧。随后，周一行钻进早已安排好了的汽车，驰向宁海路23号军统看守所。一周后，周佛海移至南京老虎桥监狱。　　　　
　　　　9月20日开始，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　　　　
　　　　最高法院院长金世鼎和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亲自审理周案。金、陈都是当时有名的刀笔吏，他们也都认为，根据掌握的证据，周佛海是非死不可的。　　　　
　　　　10月7日，最高法院在南京夫子庙开庭审理周佛海。　　　　
　　　　周佛海请了3位当时很有名的大律师为其辩护。法庭上，周对自己策划投敌的阴谋活动，矢口否认，不认为自己在汪伪政府任职，是卖国的汉奸行为。对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活动，也是轻描淡写，遮遮掩掩。而对自己如何找老蒋“自首”，如何效命重庆，却不厌其烦，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还拿出戴笠写给他的亲笔信为据，表明自己是为重庆做事的。　　　　
　　　　蒋介石最怕别人指责他在抗战时期与汉奸暗中往来，周的所作所为，正好犯了蒋的忌讳。　　　　
　　　　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不服判决，提出抗告。最高法院驳回抗告，核准原判。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再一次呈请高院再审，经审判长、推事商裁，又一次驳回了杨要求再审的申请。　　　　
　　　　戴笠生前曾对周佛海拍过胸，说已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保证周的身家性命安全。可是如今，法院一再驳回申请，维持原判，这使得周佛海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周佛海知道大限已到，随时都有被提出去执行死刑的可能。所以，每当监狱里法警走动，人声嘈杂，周就以为是来提他行刑，惊恐万状。　　　　
　　　　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已进行完毕，周佛海要想活命，只有蒋介石的特赦令才能够救他。　　　　
　　　　


三号汉奸—周佛海死里逃生

　　　　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就长跪在地，抽泣不止。蒋介石皱着眉头，思索良久，以低缓的语调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会让他归来的　　　　
　　　　当周佛海在监狱里坐以等死、度日如年的时候，他的妻子杨淑慧正在南京城里四处奔走。杨向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等人托情，请他们向老蒋进言，周佛海不再提与重庆联系的事，只看在周抗战胜利后，奉命维持上海秩序、阻止新四军入沪、协助重庆接收等，对他予以特赦。　　　　
　　　　这些国民党要员，与周佛海都是旧日的同事和朋友，对周佛海一案十分帮忙。陈果夫、陈立夫专门找到蒋，以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不无微功，请蒋予以缓刑或减刑。一次，杨淑慧去找陈立夫，恰逢陈卧病在床，他便要秘书代见，告诉她，周的事陈已专呈报蒋，要她放心。陈布雷是周佛海的旧友，他给杨淑慧出谋，要她写一呈文，向老蒋求情，请求特赦，他可以代为转蒋。陈布雷谒蒋时，将杨写的呈文交给了蒋，并与蒋密谋，如何才能将周佛海特赦出来。　　　　
　　　　后来，杨淑慧又找到陈布雷，请陈代为疏通，她想面见蒋介石。陈布雷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后，得到了蒋的批准。于是，经陈布雷安排，杨淑慧见到了老蒋。　　　　
　　　　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就长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话也不说。其实，要说的话老蒋都知道，一切都在不言之中。这也是陈布雷为杨淑慧设计的，在面见蒋介石之前，陈布雷对杨淑慧说：“见了蒋先生后，你长跪不起，什么话也不要说。”　　　　
　　　　果然，这一招起到了作用。蒋皱着眉头，看着地上的杨淑慧，思索良久，以低缓的语调对杨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杨得到了蒋的许诺，感激而归。　　　　
　　　　1947年2月23日，蒋介石致电司法部，命令对周佛海进行特赦改判。　　　　
　　　　根据老蒋的指示，3月27日，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老虎桥监狱。　　　　
　　　　周佛海死里逃生，不禁感慨万千。在狱中，他赋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情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从这首诗里，我们不难看出，周虽然改判无期徒刑，仍心不死，希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继续为蒋介石卖命。　　　　
　　　　


三号汉奸—周佛海痛苦万状

　　　　牢狱中的周佛海重病在身，不能坐，不能睡，日夜伏在床上喘息，痛苦万状　　　　
　　　　周佛海患有胃病、心脏病多年，关押在老虎桥监狱后，胃病和心脏病时有发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虽然用了很多贵重药品，仍无济于事。　　　　
　　　　一天，杨淑慧像往常一样到监狱去探视周佛海，以往都是看守扶着周出来见杨淑慧，可是那天等了半天，也没见周出来。杨淑慧正感到奇怪，看守出来说：“周先生病重，扶也扶不出来。”杨马上找到监狱长，要求无论如何要见见周佛海。监狱长只好破例让杨淑慧进牢房探视。　　　　
　　　　杨淑慧见周佛海病情很重，探视结束，马上到上海找到了大律师章士钊，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章士钊说：“保外就医是监狱长所不能做主的，你只有去找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我给你写封信，也许他肯卖我个面子。”　　　　
　　　　于是，杨淑慧拿着章写的信，找到了谢冠生。　　　　
　　　　谢冠生看过章士钊的信后，断然拒绝道：“我这个司法行政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但周佛海这个案子太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　　　　
　　　　此路不通，杨就想法子走另一条路。　　　　
　　　　当时，南京城内有个姓马的巫婆很有名，这个巫婆家里设有一个娘娘仙女神坛，自称能包治百病。杨淑慧曾多次到这个神坛请神灰，送给周佛海服用。　　　　
　　　　有一天，马巫婆问杨淑慧：“你真想把周先生保外就医吗？”杨回答说：“是的。”　　　　
　　　　马巫婆又问：“你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吗？”“当然愿意，不过你要说说代价到底多大？”　　　　
　　　　马巫婆压低了声音说：“我认识一个能通天的人物陈小姐，她说，如果你肯出40根大金条，她就有办法使周先生保外就医。”杨淑慧对此事半信半疑，害怕上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商定，先付20根金条，余下20根，等事成之后，再一次付清。没过多久，这件事被军统局发现。军统派人几次三番来找杨淑慧，要她说明情况。杨知道事关重大，一口咬定绝无此事。杨淑慧认为事情的泄漏一定与马巫婆有关，就跑去质问她：“我们的事，军统局全知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巫婆听了，脸色很难看，就向杨淑慧交了底：“我并不认识什么陈小姐。这只是毛人凤的老婆听说你保周先生心切，想敲你一笔。现在来调查的是军统局郑介民派来的人，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