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 作者:金一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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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出现僵局。

　　　　但在承认“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

　　　　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动用了组织的力量。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

　　　　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8、谁人看中毛泽东

　　　　1920年5月，李大钊认为自己和陈独秀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刻，对于俄国情况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陈独秀的想法则不同。他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

　　　　陈独秀以为他的建议要容易实行一些。后来自己真的“边学边干”了，才真正体会到“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不知要难上多少倍。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是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之所在了。《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闫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抛开李立三的设想完全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严重损失不说，单是既从国际支取经费、又不愿接受其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要求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等，也的确是太狂妄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以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一纸《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国能够产生红色政权。

　　　　找到五条结论，蒋介石说红色政权的根源在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

　　　　总想“挤柠檬”的斯大林，又怀疑脱离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能否独立存在。

　　　　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去农村搞苏维埃运动既不可能，也为时过晚。

　　　　但中国的红色政权产生了，独立存在了，迅猛发展了，谁来解释这一切呢？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9、谁人看中毛泽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了，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段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

　　　　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

　　　　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manwholost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

　　　　“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被仅仅归结为“运气”二字，克罗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0、谁人看中毛泽东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既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像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像，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

　　　　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

　　　　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么？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像：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第二章：东方之梦　1、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活，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代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耽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既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复辙。

　　　　诗人山田芳谷特赋诗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复是前车。

　　　　浙江一带惟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打开日本国门。

　　　　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疆界，并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港为对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片面规定荷兰的权益和领事裁判权。

　　　　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1860年以后，英国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章节，也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待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第二章：东方之梦　2、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做出选择——怎样避免中国的覆辙。

　　　　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之前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被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

　　　　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

　　　　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

　　　　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K…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保守主义的立足点”。

　　　　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并非如此。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以“殖产兴业”大力促进资本主义的在日本发展；以“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全面推广现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队的军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维新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

　　　　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

　　　　中日从此分道扬镳。

　　　　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所谓“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叫作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文明论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脱亚论》包含的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

　　　　日本统治者很快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1875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郡县。

　　　　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驻琉球，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国”这个称号，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第二章：东方之梦　3、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3千万两白银。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着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