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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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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民党政治上的让步，也表明了蒋经国进行革新的决心。
为顺利进行革新，蒋经国再次进行重大人事调整。6月18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免去宋长志的“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这样安排，有他的用意。其一是任命文人“国防部长”成为“军队国家化”之始，以防止在前几年中军警保守势力干扰改革计划的事情再现，防止在自己身后军人势力的膨胀和出现军人政权。其二是希望蒋纬国利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关键职位“掌军监国”。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蒋经国主导的政治革新的再次启动。
最大对手民进党诞生（1）
蒋经国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一反在80年代前几年间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的做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的主题思想是全面推进改革，但他所设想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距离，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它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蒋经国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并且警告党外势力说：“政治应求容忍，法制则不假宽容”。人们不难看出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革新内容将会大打折扣。
台湾岛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台湾舆论界也开始把革新当成主要议题，大做文章。报刊称新一波的政治改革潮为“丙寅变法”。然而，舆论界有的用捧场的方式，有的用批评的态度，有的用建议的形式，大有不同，各有奥妙，这是由于各报的不同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党外势力则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早在1986年5月1日，远在美国的许信良，在纽约组织了“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岛内党外各路精英也开始了组党活动，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实的，有虚的，总之组党成了台湾最时髦的东西。
党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稳健出名的康宁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组党5年计划”；7月3日，谢长廷、尤清等秘密组成“组党计划规划小组”，开始联络党外各派人士共商组党大计；8月9日，党外实力最大的“康宁祥系”率先在台北举行公开的“组党促进说明会”，第一次将党外组党意向和行动公开化；8月15日，党外又举办“行宪与组党说明会”；8月25日，谢长廷在《时代》杂志公开举办的组党问题征答中，第一次提出“民主进步党”这一名字；8月30日，党外新潮流系举办了组党说明会；9月19日，党外的重量级人物康宁祥、尤清、费希平、谢长廷、江鹏坚、张俊雄、游锡等共商组党大计，当场确定由尤清、江鹏坚、谢长廷、邱义仁等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组党具体活动。
9月27日，130余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本来是讨论党名、党纲、党章等问题，可是到下午，刚参加党外运动不久、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话痛快的朱高正在发言时，提出干脆就在今天宣布新党成立，把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作为新党宣言的蓝本，把党外人士的《12条主张》作为新党的政纲即可。这一建议立即在会上获得通过。
会上还决定，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考虑派系平衡后增加到18人）组成组党工作小组。组党工作小组分为政策、组织、协调、文宣、行政、财政等6个小组开始工作。
民进党突然戏剧性地成立，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由“法务部长”施启扬于9月30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台湾不宜组织新党，违者将依法处置，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人们从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是，蒋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不断就开放政治、解除“戒严”发表的谈话，这显然是告诉人们，戒严将很快取消，党禁将很快开放，民进党不会被依法处置。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就民进党一事表示，“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11月10日，作为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的领导机构。该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实施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张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后来发展到主张“台湾独立”；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采取“弹性做法，重新加入联合国，以重返国际社会”，即到国际间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会上，还选出第一届领导机构成员。江鹏坚以一票之差险胜费希平，出任台湾第一个政治反对党主席。会上选出的11位中常委是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游锡、江鹏坚、周沧渊、尤清、洪奇昌、谢长廷、潘立夫、吴乃仁。此外还选出了陈菊、邱义仁、吴钟灵、郭吉仁、王义雄等5人为中央常务评议委员。
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政治反对派有了政治中心，党外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力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然而，除了该党内部难以克服的一些弱点之外，民进党公开主张“台独”，成为它政治上的致命伤，同时也成为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
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喜人，“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代表大会”内民进党的代表由上届党外的2人增加到11人，并且国民党的得票率首次跌至70％以下，只有6987％。至此，不管“解严”与否，民进党已参加正式的政治活动，事实上已成为合法的政党。
最大对手民进党诞生（2）
至此，让台湾各界人士谈“令”色变的“戒严令”，已到了任人指责、明知故犯、公开对抗的程度。特别是民进党“闯关”成立，违反党禁，官方竟然不能采取行动！人们大规模地触犯“戒严令”，国民党当局不敢以“令”定罪，坚持“戒严令”又有何用？一个法令到了如此地步，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思前想后，蒋经国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解除“戒严”的问题。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表示，不久将取消“戒严令”，并制定“国家安全法”取代“戒严法”。8日，他在党内最高层次会议中常会上表示，关于政治革新的方案要尽快实施，首要行动是要取消“戒严令”。10日，在例行的纪念“双十节”大会上，蒋经国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待”的讲话，暗示将解除“戒严”。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12人革新小组”提出的两项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戒严令”，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在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过程中，国、民两党“立法委员”多次发生冲突。民进党坚决反对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国安法”，而国民党则顽固坚持必须以限制多种人民权利的“国安法”取代“戒严令”。民进党还在5月19日和6月12日，两次组织民众上街抗议。其中在后一次冲突中，示威民众与警方对峙达17小时30分钟。1987年6月16日，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的强力护航下，“国安法”终于获得通过。7月1日，“国家安全法”正式公布施行。
7月14日，由“总统”蒋经国正式签署发表，宣布将从7月15日零点起在台湾地区“解严”。可以称之为世界戒严之最的、持续38年的“戒严令”的撤销，成为国民党政治改革的高潮。“解严”之后，“国安法”的施行，台湾同胞及民进党等组织并没有停止过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继续战斗在要民主、要民权、取消特务统治的第一线。尽管这样，台湾结束“戒严”，或多或少增加了各界社会人士参政、问政、议政的机会，可以不受党禁、报禁、集会游行的限制，争取提高各自的政治地位。岛内政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章 “党主席”的阴谋
李登辉掌权（1）
蒋经国统治国民党13年，用过4位搭档，分别是“副总统”谢东闵、李登辉，“行政院长”孙运璇、俞国华。4人中，用谢，是为贯彻任用台籍干部政策；用俞，则是安抚对政治改革不满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蒋经国有意培养接班的则是孙运璇、李登辉。
谢东闵为国民党早期培养的台籍干部。1945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是惟一的台湾籍代表，也是第一个出任省主席的台籍人士。1978年蒋经国正式“登基”，担任国民党政权的“总统”，谢东闵“运”盖众家，一跃而为蒋经国的副手，当上“副总统”，因此他是第一个出任“副总统”的台湾籍人士。尽管这样，谢东闵并不是作为蒋经国的接班人来安排的，因为当时蒋经国的身体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李登辉状况正常，“副总统”的人选无关接班大局。谢东闵出任蒋经国的副手，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缓和自国民党去台后就产生、50年代和60年代不断激化、70年代和80年代尖锐对立的省籍矛盾。由于谢东闵和蒋经国的关系过于亲近，被“台独”分子视为“台湾人的败类”，列为“暗杀对象”。1976年10月，谢东闵在家中被“台独”分子邮寄的“邮件炸弹”炸伤一只手。遇此不幸，他分外伤心，以后虽然官升“副总统”，可为官的热情大减，很少发表政治性言论，当然接班就更不可能了。
俞国华也不是作为“接班”来安排的，却成为事实的“接班群”成员之一。此人和蒋家有着很深的渊源，长期以来被蒋氏父子视为财经助手。在1984年5月间“内阁”改组时，正值以国民党元老派为主的保守派得势，蒋经国为平衡党内不同意见，提名俞氏出任“行政院长”。从1986年起，蒋经国在最后的3年间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之轮、以向历史作出交代时，俞国华还是跟上了蒋经国改革的步伐，并协助蒋经国完成了“解严、开放探亲”等重大决策。蒋经国很快病故，俞国华成为当然的“接班群”成员之一。可他马上与李登辉发生权力接班冲突，虽说起因并非俞国华，可他却是漩涡的中心。
蒋经国相中的第一位接班人是孙运璇。作为一位专业电力技术人员，曾在日本投降后来到台湾接收电力系统。国民党政权去台后，孙运璇在电力部门卓有成效地工作，深受蒋家父子的欣赏。1967年，他参加的援助非洲电力工业的合同期满时，台湾当局任命他为“交通部长”，3年后转任“经济部长”。蒋经国当上“总统”后，孙运璇升任“行政院长”。孙运璇能获得蒋经国的信任，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专家。从国民党逃台后的历史看，“孙运璇内阁”，前可比“陈、俞、严、蒋四内阁”，后可比“俞国华、李焕、郝柏村、连战四内阁”，是争议较少、丑闻较少的一届“内阁”，舆论界对他本人的评议，也是比较平和的。1984年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蒋经国正式把李登辉定为“副总统”。不管怎么说，从当时的政局态势和政治行情看，蒋经国选李不选孙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这一决定导致几十年来他对蒋经国的忠诚、蒋经国对他的信任顿时全消，71岁的孙运璇终于被击倒了。会议开完不到10天，1984年2月24日，他突患脑溢血，从此退出政坛。台湾各界一片惋惜之声，政坛更是一片议论纷纷，对蒋经国的决策想不通的人有之，反对的人有之，当然拥护的人也不少。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的人，都普遍认为选李不选孙是蒋经国主政后在用人上最大的失误。
蒋经国相中的另一位继位者是李登辉。有意思的是，蒋挑中的两位接班人，孙为工业管理专家，李为农业理论专家。李登辉获得的学位有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农经系学士和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为接班人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国获奖以来一直忙于各种岛内外学术活动的李登辉，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务委员”。1978年6月，蒋经国就职“总统”后，又昔日战友今日政敌（左李登辉，右林洋港）把李登辉调任官场最敏感的台北市市长，1981年12月调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总统”。从李登辉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看，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令两岸人民失望，令所有的中国人痛心。此外，李登辉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上台之后就开始了削弱国民党、乃至让国民党下台的阴谋，终于在2000年3月18日的选举中变成事实，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败于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之手，国民党成为在野党。
蒋经国的身体在70岁以前可以说不错，只是步入古稀之年后，原有的糖尿病出现恶化。1980年1月18日，经保健医护小组检查，蒋经国也患上了曾导致其父身体由好变坏的前列腺炎，住进荣民总医院动手术割除。次年7月，在该院进行眼部手术。10月10日，因血压过高当场晕倒在“国庆大典”上。1982年2月做左眼视网膜手术。1983年，糖尿病再度恶化，面对浮肿和疾病，经接受中医治疗终于稳住病情。1985年8月，进入荣民总医院进行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并装置人工水晶球体，两眼视力恢复到02。1986年4月，心脏出现问题，再进荣民总医院装置心脏起搏器。1987年9月25日，蒋经国正式以轮椅代步参加国民党中常会例会。
1988年1月5日，蒋经国立下“遗嘱”，作为“政治交代”。1月12日，最后一次来到“总统府办公室”，说是来上班办公，还不如说是因为“留恋”，来向最熟悉的地方告别。
李登辉掌权（2）
1月13日早晨7时30分，蒋经国起床后感到不舒服，经保健医生检查后未发现恶化症状，经一般性保健治疗后，病人恢复平静。下午1时55分，病人突然大口吐血，很快转入昏迷。3时50分，病人心脏停止跳动，瞳孔散大，群医停止一切抢救措施，79岁的蒋经国与世长辞。
国民党方面为蒋经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葬礼，台湾各界人士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思。大殓结束后，蒋经国的灵柩被送至桃园大溪镇头寮宾馆，宾馆也改为“大溪陵寝”，在陵寝几公里外就是其父蒋介石灵柩停灵处慈湖宾馆。
蒋经国死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了唁电，对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的亲属表示诚挚地慰问。民革中央名誉主席、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屈武先生也致电蒋家慰问。
统观国民党一百余年的历史，蒋经国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他，亲手结束了名声并不好的蒋家王朝；是他，准备放弃国民党一党专制；是他，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是他，比较重视发展台湾地区的经济；是他，严格禁止任何“台独”势力和活动；是他，把两岸关系限定于“中国代表权之争”，共同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蒋经国是靠父亲庇护、接收父亲政治遗产上台的，一生的主要失误是在“反共”。反共，并没有给蒋经国和国民党当局带来任何政治效益，蒋经国可谓是错在反共、失在反共、误在反共，否则蒋经国不会落得有家回不得、流亡海岛、偏安一隅的结果。
当天晚上8时零8分，“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届总统”。
李登辉在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声称：“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有必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李登辉在《亚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台以后的心情如实托出：对于“外来政权”支配台湾问题，“我早有所感，也决心要加以解决”。原来，身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给他本人带来多少政治权力和荣耀的中国国民党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当人们看到他自1988年以来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时，国民党为何在他领导下一衰再衰、一败再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李登辉，他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国大陆福建永定地区，在清代中叶时移民前往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三河村，后定居在台北县淡水三芝乡埔坪村埔头坑154号。令人遗憾的是，他出生在中国，却对一个中国原则有着刻骨的仇恨，要把中国的台湾地区分裂出去。国民党让他当上党主席，他却一直在进行破坏党的活动。
他是一个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的人。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学校学习，后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基本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正如他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承认他“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具有强烈的“皇民化意识”，表现为：一是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疯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础上经过时间的历练变成对中国的敌视；三是保留有殖民者的劣根性。
李登辉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1972年6月突然被蒋经国提拔为“政务委员”，以后任过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1984年2月16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当选。可以说他的一切荣耀都是他后来背叛的国民党给的。
1988年1月13日，李登辉取代蒋经国成为国民党新的领导人。国民党主席更换不是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一个“政治强人”和一个“时代”的消失，随之而起的必然是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李登辉接任“总统”时，“行政权”掌握在“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权”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军权”掌握在“参谋总长”郝柏村手中，“国安会”掌握在“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手中。面对蒋经国留下的“接班四人帮”，李登辉从削弱国民党实力考虑，必须加以摧毁。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之举是出任党主席，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为此，上台初期的李登辉审时度势，表示国民党将继续执行蒋经国的既定方针，宣称要对蒋经国的遗志“致谨禀遵，笃行实践，竭忠尽智，克竟全功”。于是他一一登门造访诸位党内有影响的人士，换取党内元老派的支持。
李登辉之所以被当时党内、民众和社会各界所接受，论“法统地位”有“宪法”第49条保驾，论党内政治资本有蒋经国的厚爱，论个人形象有“学者、平民”身份，论籍贯有身为“本省人”的优势，论民意有社会上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对立心理可以利用，再加上李登辉借用蒋经国的旗号、安抚元老派、稳定执政队伍等举措，李登辉终于一朝得志，荣登宝座导致朝野间、社会上出现空前的“拥李潮”。
李登辉本人也把目标定在出任党的主席上。李登辉对时局感到最为担心的是亲蒋势力。亲蒋势力为阻止党内和社会上立即出现政治转向风，有意限制李登辉的权力，阻止其出任党主席，避免党权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准备以历史上党政分开的惯例来实现不让李登辉出任党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长”俞国华代理国民党主席。
李登辉掌权（3）
李登辉及亲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资历浅薄、资本不足，没有本钱搞党政分开，如果不任党主席，只是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在没有建立自己团队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无权无势不说，被更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党主席问题上决不退让。双方准备在决定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龄给李焕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借元老级中评委陈立夫建议，应该考虑集体领导模式。26日晚，俞国华本人也接到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推选党主席推迟到预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一封信一电话，表明蒋家和宋美龄的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俞国华立即与主管党务的李焕进行会商。俩人经过与关键的中常委联系后，取得的共识是按原定计划，推选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中常委内出现“拥李风”，并非是李登辉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辉的势力有多大，人们当时只是觉得李登辉没有过大的危害性，选李也无妨。而宋美龄的干涉，实质助长了“拥李风”。党内外不满几十年的蒋家独裁，对蒋家势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颇有你说好我就说坏、你说坏我就说好的对抗心态，宋美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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