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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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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当局40年来变动幅度最大的一次，“总统府”、党务系统及“行政”、“监察”、“考试”、“立法”“四院”直至“省政府”均受波及。在此前后，原“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接替蒋纬国任“国安会秘书长”，“接班四人帮”中最后一人终被调离原职。因此，此次“内阁”改组实际上是主流派第一次搭班子。
李登辉经过5年摸索，结束了用人上的过渡期和因为非主流派对抗而产生的临时观念，亲自考察，长期培养，多层推敲，终于拉出自己的队伍，形成“李登辉时期”的基本权力架构，作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依靠和使用的基本力量；作为推行“独台”路线、从事“务实外交”、振兴台湾经济、与大陆既发展关系又进行对抗的干部基础；作为完成国民党“本土化”、清理非主流派的政治核心。
“连战内阁”的成立，标志着行政当局完成“本土化”。此波高层人事调整后，“五院”中惟有“监察院长”陈履安是大陆籍，“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四院院长”连战、刘松藩、林洋港、邱创焕全部为台籍人士。连战并成为国民党逃台40余年来第一位台籍“行政院长”，这样国民党主席和“总统”（为同一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长”已经全由台籍人士所出任。尽管在本届“内阁”中，外省籍仍占20人，本省籍占17人，但从重要“部会”大都由本省籍掌握的情况看，标志着大陆籍势力与本土势力的力量消长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和变化，台籍本土势力全面执掌台湾政权的新时期来临。
政府系统“本土化”的完成，导致非主流派退出了行政系统，但不等于双方就此停止政治斗争。1993年8月，按照惯例，国民党要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两派都不会放过此次进行较量的最佳时机。主流派的目标是通过会议，组织围剿非主流派的大会战，将非主流派势力压制到最小的程度；非主流派的目标是通过会议，集合反李势力，制止主流派无限度的扩张。
会议筹备过程中发生两大激烈争论。一是关于“扩大当然党代表案”，二是关于“国民党党章修改案”。并且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过程中激烈交锋。
1993年8月16日到22日，国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此次会议是在结束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创的“后蒋经国时代”的背景下，在“宪政改革”实施3年、政党政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在国民党面临分裂的危机中召开的。
大会听取了“行政院长”连战所做的《务实笃行，开创新局》的政务报告，中央党部秘书长许水德所做的《恢宏建党百年精神，再创民主千秋大业》的党务报告，“陆委会主“我心永平”是连战一生的性格写照委”黄昆辉所做的《重建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中国》的两岸关系报告，“外交部长”钱复所做的《推展全方位外交，五年来成果丰硕》的国际情势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改案》、《中国国民党政纲》、《十四大宣言》、《现阶段政治任务之提示》等五大议案。
会议对国民党党章进行了重大修改，把国民党的属性由“革命政党”改为“具有革命精神的民主政党”，规定党代表任期4年，“全代会”每2年举行一次，增设副主席，“当然党代表”法制化，主席实行票选和任期制。会议选举李登辉为主席；同意他提名的“副总统”李元簇、“总统府资政”郝柏村、“司法院长”林洋港、“行政院长”连战为副主席；选举吴伯雄、宋楚瑜、章孝严、施启扬、许水德等210人（原定为180人）为中央委员，张朝权、曾蔡美佐等105人为候补中委；增聘谢东闵、许历农等2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增聘196人为中央评议委员。8月22日，大会进行闭幕式。次日进行一中全会，通过由李登辉指定的“总统府资政”俞国华和李焕、“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考试院长”邱创焕、“立法院长”刘松藩、中央党部秘书长许水德、“台湾省主席”宋楚瑜、“内政部长”吴伯雄、“外交部长”钱复等15人为“当然中常委”；票选“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经建会主委”萧万长、“立法委员”关中、“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是党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一次王金平、“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陆委会主委”黄昆辉、妇工会主任兼救国团主任李钟桂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
完成“本土化”权力部署（2）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得并不平稳，整个过程暗潮汹涌，变化莫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后蒋经国时期”全面结束，国民党内成功地实现了权力决策阶层的替换；标志着非主流派已失去在党内大规模抗争的实力；标志着国民党“本土化”基本完成。在李登辉看来，从组织、人事上已经对“外来政权”国民党进行了初步整顿。
与“台独”联手（1）
李登辉主政后，同时三面出击。一是在党内清理异己，压制不同意见，把非主流派的势力和影响压缩到最小限度。二是在两岸关系上，一边发展两岸各种交流，一边强调“分裂、分治”，凸显台湾的“政治实体”，走向国际争取“实质独立地位”，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道路上越走越远。三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全力扭转蒋家父子式的专制统治，仿效西方政治体制重组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在这一场由“专制政治”向“多元政治”的演变中，岛内的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变。
随着国民党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李登辉和主流派开始控制全局，台湾当局对“台独”的态度和立场起了根本变化，由蒋家父子时期对“台独”势力的严厉管制和依法惩处，转向放任自流和朋比为奸，“台独”势力登堂入室，空前嚣张。
台湾出现“台独”怪胎，有着特殊的原因。
首先，国民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台湾光复后不久发生的“2·28事件”，给台湾同胞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国民党当局在上世纪50—60年代间推行省籍歧视，台湾人民产生出难以摆脱的“二等公民的屈辱感”，“台独”势力将其作为宣传“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省籍矛盾就是民族矛盾”的依据。国民党实施“三不政策”，两岸互不往来，得以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国民党的这种“独台”政策刺激了“台独”的发展。特别是李登辉主政后，对“台独”势力姑息养奸，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存在”、“管辖范围为台澎金马”，造成了“独台”和“台独”的合流。
其次，由于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近代史上台湾被外国强占所带来的两岸长期隔绝的事实，容易被“台独分子”利用来作为鼓吹“生命共同体”、“台湾民族”的思想和观点。近代以来，台湾人民先是遭受外国殖民者的压迫，光复后又遭受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因而产生了摆脱受异族蹂躏和受外省人排挤的区域性群体意识，有着强烈的“出头天”的意愿，希望当家做主，希望掌握自己李登辉（中）与彭明敏（左）、陈水扁（右）在一起的命运。这种“出头天”在“台湾意识”的作用下，分裂情绪和意识随之产生。
第三，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为制衡、削弱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80年代又提出“台湾主权待定论”，90年代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更是提出“中国对台湾主权观过时”的谬论。不仅如此，日本、美国成了“台独”势力的孳生地和集中地。更有甚者，美国以支持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统治为筹码，一再要求台当局放松对“台独”的限制，为“台独”势力迁回台湾和在岛内滋长、蔓延创造条件。所以说，美国、日本等国际势力的支持、帮助，是“台独”产生、发展、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基本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生存不易，活动更难，因而主要是在海外存在和发展，美国和日本等成为“台独”的主要庇护地，出现过在日本活动、以廖文毅为核心的“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独立联盟”和“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等“台独”组织，在美国活动的有“台湾人的自由台湾（三F）”、“台湾独立联盟（UFI）”、“全美台湾独立联盟（UFAI）”和“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独盟）”等“台独”组织。海外的“台独”活动，在90年代之前，由于台湾当局对“台独”势力依法严厉制裁，所以岛内受海外“台独”势力的影响不大，成不了气候。
在岛内政坛上，最早提出“公民自决台湾前途”主张的，是1971年12月29日“基督教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在《台湾教会公报》上发表的“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一文，声称“台湾的主权是属于台湾人民的”。此一口号，后来被党外势力和民进党接过去，作为竞选和问政主题之一。李登辉上台后，“台独”的政治环境开始宽松，民进党加快了“台独”的步伐，在1988年4月召开的“二届一次临时全会”上，通过了“4·17决议”，公开宣称“台湾国家主权独立”。1990年6月，民进党抛出“民主大宪章”，主张两岸为“两国两府”；10月间，在民进党“四届二次大会”上，又通过“台湾主权决议案”，以“事实主权”来否定“法定国家主权”。1991年8月，民进党召开“人民制宪会议”，通过“台湾宪法草案”，明确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在10月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公然将此主张纳入党纲，声称“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暨制订新宪法，应交给台湾人民以全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至此，正如当时新当选的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所称，“民进党就是台独党”。尽管从1995年初起；民进党内不断有人出来主张淡化“台独”主张和发展两岸关系，但是“台独”这一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岛内外“台独”合流，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台独”势力和民进党的重要活动之一。李登辉和台湾当局对“台独”的政策，由蒋家父子时期依法制裁转向“宽让和忍让”后，海外“台独”分子纷纷突破国民党当局“出入境黑名单”的控制回台，组织“台独”活动。
“台独”势力为实现向岛内发展计划，1986年11月14日，民进党海外组织代表团公开闯关回台。1988年8月19日，“世台会”第15届年会在台北县召开，与民进党联手举行“台湾人之夜”活动，这次会议是岛内外“台独”势力“大合流”之始。次年“世台会”在高雄召开第16届年会，“会长”李宪荣偷渡回台。1989年9月28日，许信良由福建外海偷渡入台，但被判刑6年8个月。1989年底“独盟”副主席郭倍宏突破黑名单的限制，闯关潜入台湾，造成当时风靡一时的“郭倍宏旋风”；1991年10月间“独盟台湾本部”成立，郭被推举为“第一副主席”。
与“台独”联手（2）
1990年6月28日，李登辉建议的“国是会议”召开。他邀请“台独”代表人物彭明敏、陈唐山、蔡同荣等参加会议，这无疑是宣布已经放弃对“台独”人物的制裁，等于宣布“台独”势力可以返台活动参政议政。对李登辉的“恩赐”彭明敏并不领情，以“政治目标不一致”为由，拒绝参加会议。1991年10月，“独盟台湾本部”成立，“独盟主席”张灿被推为第一任主席。12月间他闯关回台，以“叛乱罪”被捕，时隔不久张被释放，活跃在“台独”阵营和台湾政坛。“独盟”在台“现身”，公开成立组织和公开活动，可以说海内外“台独”合流已经完成。
1990年11月起，岛内的“台独”团体召开多次沟通会议，决定联合起来，在“分进合击”的原则下，推动“主权独立运动”。海外“台独”组织在施明德出面召集下，于1990年11月进行了几十年来海外“台独”组织的首次大整合。与此同时，岛内外的“台独”势力又于1991年3月和6月，分别在马尼拉、日本千叶进行了两次“海内外乡亲恳谈会”，联手推动“台独”运动。在马尼拉会议上，各种“台独”势力明确决定“帮助民进党发展”，“力促民进党成为台独主力”。1992年“台独联盟”提出“独盟应在民进党之下推动台独”，在此原则下，海外“台独”组织的重要头目大多加入民进党。“独盟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人已为民进党员，“独盟”成为民进党内主要派别之一。“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主席”许信良即两次出任民进党主席；“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核心成员蔡同荣、杨黄美幸、谢聪敏等人成了民进党的骨干分子。
李登辉不仅支持“台独”势力返台活动，而且还于1991年5月17日取消了打击“台独”的法律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第100条”。“台独”势力向岛内转移，两股“台独”合流，与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的纵容密切相连。正是李登辉的“独台”主张，成为内外“台独”势力合流的大背景，成为“台独”势力和民进党进行“台独”活动的大前提。
“台独”势力在岛内立足后，政治影响和实力有所扩张，“台独”主张日益公开化。民进党是由“党外运动”发展而来，在“党外运动”高涨时期，“台独”是非法组织，以“基督教长老教会”为代表的“暗独”组织提出“住民自决”，“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当时的一些“台独”分子以“争民主”为名同时兜售“台独”理念，呼应“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主张。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后，在“党纲”中宣称接过“住民自决”的口号，声称“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又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住民自决”成为分裂分子鼓吹“台独”的主要口号。
随着李登辉推动“宪政改革”的进程，“台独”组织合法化、“台独活动”公开化的深入，民进党很快把“住民自决”发展为“独立建国”。在1988年4月17日民进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临时会上，通过的“4·17决议文”声称两岸间只要有不符合民进党政治主张的情况出现，“台湾应该独立”。1990年10月，民进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1007决议文”公开主张，“我国（即台湾）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在次年8月和10月，民进党借“人民制宪会议”提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借第五届代表大会通过“台独党纲”，声称“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自主自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订新宪法之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在李登辉的纵容下，“台独”活动日益猖獗民，以公民投票选举决定”。民进党在这里不仅提出了“独立建国”的目标，还提出了完成的方法，即“公投民进党成立后，发展迅速，成为国民党执政的最大威胁台独”。
“台独党纲”出笼后，引起台湾民众的疑虑，深恐民进党将两岸带向战争的边缘，导致民进党在多次重要选举中受挫。在接连几次败选的打击后，民进党开始对“台独党纲”进行淡化处理。1995年上半年，民进党内“务实台独派”公开提出要修改“台独党纲”。同年9月13日，时任党主席的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民进党若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标志着民进党由主张“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转变为鼓吹“维持现状就是独立”的“事实台独”，企图“借中华民国之壳，行台独之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1998年7月，针对克林顿总统在上海提出“新三不政策”，民进党中常会发表“七点声明”声称：“台湾为一已经独立的国家，任何改变台湾独立现状的要求，都必须由全体台湾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加以认可。”民进党在这里不仅是对“事实台独”的肯定，还提出如果要突破“事实台独现状（或者理解为如果在现在已经‘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两岸统一）”要通过“公民投票”，即“公投统一”。这一口号，成为民进党的基本政治主张。1999年5月8、9日，民进党第八届二次代表大会在“七点声明”基础上，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草案。
“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第二、台湾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片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台湾。第三、台湾应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并以寻求国际承认、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为奋斗努力的目标。第四、台湾应扬弃‘一个中国’的主张，以避免国际社会的认知混淆，授予中国并吞的借口。主权独立更动现状诉诸公投。第五、台湾应尽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实直接民权，并于必要时借以凝聚国民共识、表达全民意志。第六、台湾朝野各界应不分党派，在对外政策上建立共识，整合有限资源，以面对中国的打压及野心。第七、台湾与中国应透过全方位对话，寻求深切互相了解与经贸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构，以期达成双方长期的稳定与和平。”
与“台独”联手（3）
该“决议文”集“台独”主张之大成，提出的“七条”招招皆“独”。关于“住民自决”，只是把要实现“台独”需要公投改为要实现统一需要公投；关于“独立建国”，只是把“台湾应该独立”改为“台湾已经独立”；关于“事实主权”，只是把“维持现状就是台独”改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此外，该“决议文”更想表达的观点有二：
一是“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其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其附属岛屿，以及符合国际法规定之领海与邻接水域。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其目的就是要制造出“属于中国的台湾地区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神话，否认海峡两岸事务是中国内部事务的客观事实，宣扬台湾不再需要另外“独立”，以确认“两岸两国”，为台湾这个“国家”挂上“中华民国”的招牌。二是拒绝统一。以前分裂势力与民进党把重点放在“需要、应该台独”方面，讨论更多的是如何实现分裂祖国、实现“台独”的内容，现改为“台独已经完成”，因此把重点放在拒绝统一方面，如否定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寻求国际承认、尽速制订“公民投票法”等，以对抗统一，实现“台独”。
民进党此一“台独”策略的调整，放弃“激进台独”主张，走“温和台独”路线，对民众有相当大的欺骗性。此后，民进党在选举中不断有所收获与进展。如1992年“立法委员”选举、1993年县市长选举、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1997年县市长选举等都获得胜利。
然而，民进党的实力增长，实际上是在李登辉的配合下实现的。李登辉一方面打击党内异己，排除党内“反独”力量；另一方面，纵容“台独”势力的发展，与民进党勾结，推动“独台”政策，让民进党得以坐大。
第六章 党内恶斗弄分裂
新党的诞生（1）
带头分家的是“新国民党连线”。“新国民党连线”成立于1989年8月25日，由国民党内一批革新派人士组成，主要成员有赵少康、王建煊、陈癸淼、王滔夫、洪秀柱、蔡壁煌、洪昭男、郁慕明、周荃等人。
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在1990年“二月政争”之后，与主流派的矛盾越来越大，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由党内竞争恶化至立足党外竞争，由志同道合变为志不同道不合，是在1992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以后。因为选举结果不太理想，主流派全部怪罪于“新国民党连线”身上。
国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成了两派分手的时机。非主流派意识到主流派的险恶用心，感觉到党内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在逐渐消失。非主流派一直坚持在国民党内抗争的目的有二。一是保住在党内的地位，现在反击无效，与其被招安或被压制，还不如放弃已经没有含金量的权力，重新组织新的政党与国民党放手一搏。二是希望留在党内，阻止李登辉把“中国国民党”扭向“台湾国民党”。如今国民党已经滑向“独台”，“是无可救药了”，与其为李登辉“背书”，还不如重新开辟反对“台独”和“独台”的战场。
对喝国民党奶水长大、靠国民党余荫成长的“新国民党连线”来说，如果要脱离国民党，剪断与国民党的脐带，并非易事。“新国民党连线”对此不是没有考虑，他们认为在国民党、民进党竞争的背景下，两党虽然在维护台湾“安全”、全面“本土化”、谋求“国际生存空间”等“独台”和“台独”方面，有着许多共识，但在争夺执政权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岛内许多选民既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对日益黑暗、混乱的政治舞台的对抗心理越来越大；也不放心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担心“台独”带来社会动乱和战争。这样，必然会给“投国民党一票不甘心，投民进党一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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