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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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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的争论，成为新党成立的催化剂，也成为新党成立的舆论准备。正如赵少康所说，本来对国民党中央还抱有希望，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发展眼见是一言堂的局面，国民党已不可能接受任何改革意见；“新国民党连线”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寻求发展空间，进行体制内改革已成幻想，我们是被逼上梁山，既然上了梁山泊，就需要有个寨子。国民党部分元老得知此消息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予以阻止。在他们看来，李登辉已经决心走“独台”路线，对主流派来讲，正要把非主流派赶出国民党去，“新国民党连线”的出走未尝是坏事。
1993年7月28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新党日，“新国民党连线”秘书长李胜峰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将不参加国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并拟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脱离国民党另立新党。8月10日，“新国民党连线”核心人物、“立法委员”赵少康、郁慕明、李庆华、周荃、陈癸淼、李胜峰等，在“新国民党连线”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组建“新党”。“立法委员”王建煊也在会上宣布加入新党，并以上述6人一起担任发起人。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立法委员”张俊宏和一些新党的支持者到会祝贺。
周荃在会上宣读了新党“组党宣言”和“基本政治主张”。新党在“组党宣言”中说：今天，小老百姓要发言——大家不甘心于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只能两坏取其轻。我们有权从“投一票给国民党不甘心，投一票给民进党不放心”的矛盾中，投出有用的一票来唤醒两党的金权梦、执政梦。新党还提出了壮大“中华民国”、三党合作避免台湾被“出卖”、直接民选“总统制”、保障人权、“国防”科技化、反贪污、反金权等“八大政治主张”。周荃表示，新党的目标是“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两党”；新党的方针是“以国会为中心，以民意为导向，以选举为手段”；新党的组织是“不设党主席，只设召集人，不设基层”；新党的入党方式是“不必宣誓，不交党费，认同理念”；新党的反对目标是“反台独，反腐败，反特权”；新党的理念是“认同三民主义，追求政治民主，发展两岸关系”。
8月22日，国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当天，新党轰轰烈烈地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58位发起人，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学者、文化界人士、中小企业负责人、劳工、残疾人士及民众代表。8月25日，台湾第74个政党——新党，正式在“内政部”登记。
新党的成立，在台湾地区的政坛上引起较大的震动。被排挤出中常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李登辉漏提为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而闹得满城风雨的许历农，公开发表文章，认同新党的理念，为新党鼓劲叫好。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成立的国民党内次级团体“新同盟会”，集结了一批非主流派人物，其中有郝柏村、李焕、蒋纬国、许历农、梁肃戎等人，也有各军兵种的代表人物，许历农出任名誉理事长，冯沪祥任秘书长，“新同盟会”则无疑成为新党的“天然同盟者”。
新党的出现，随时都可能起到削弱国民党的作用，同时也会导致许多对国民党不满又不满民进党的选民转向支持新党，岛内政局和力量对比因此出现新的变数。当然，新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新党是从国民党非主流派脱胎而来，所以带上了“外省人党”的胎记；新党现有的基础是在台北等都会区，所以带上了“都会党”的印痕；新党强烈反对金权勾结，所以开展政治活动所需的巨额活动经费和不断攀升的选举费用成为沉重的负担；新党的“关键性少数”是建立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对立的基础上的，如果国、民两党合流则新党的“关键性少数”成为“无用的少数”。
新党的诞生（2）
新党一成立就活跃在台湾政坛。一是在公职选举中的竞争力稳步上升。在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获得554％的选票，跨过5％的政党门槛。1995年底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得票1295％，1996年初第三届“国大代表”选举中得票1367％，由建党时的6席“立法委员”，增为21席，“国大代表”有46席。在1998年底的选举中，也有11席“立法委员”。二是随着选举的历练，组织机构与党员人数不断发展壮大，高峰时曾建有10多个党部，建立起100多个大小不等的义工团体，党员人数达到7万人左右。三是新党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新党被冠有“外省党”、“北部党”、“都会党”的帽子，经过新党的努力，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在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成功跨过有台湾政治南北分界线之称的浊水溪，在桃源、台中、高雄抢滩成功，在中南部及外岛地区均有发展。
新党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新党的理念与主张，在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二是广泛联合对国民党和民进党不满意的政治势力，整合第三势力，特别是联合被李登辉排挤出国民党的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重量级人物，发展支持群体。三是灵活运用选举策略。新党核心成员如赵少康、王建煊、郁慕明、陈癸淼、周荃等是国民党多年培养出来的精英骨干，专业知识、民意基础、社会声望均属一流。他们善于谋断、灵活运用策略，为新党赢得选举提供了保证。
新党的成立和发展，因与国民党“票出同源”，直接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对以职业团体和军眷人员为主的所谓“铁票部队”的支配力也逐年下降。在1993年县市长选举中，台北市的眷村票至少流失七成。此外，新党“反急独”、“捍卫中华民国”的信念冲击着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民进党内激烈的政策路线之争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新党的影响。因此，新党曾经成为左右台湾政局的重要力量，台湾政坛上组成了“一大一中一小的三党格局”。
然而，新党历经1995—1996年的发展，便因政治诉求失焦、内讧不断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的危机。
一是诉求失焦。高举“反台独、反黑金、反李登辉”大旗的新党，在成立之初吸引了大批“反李、反台独、要求统一”的选民支持，并在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一举夺下21个席位，成为“立法院”中的关键少数。但是1997年后，为了拓展中间票源，新党主要政策出现混乱，如为了凸显关键少数的作用与民进党在“立法院”进行“策略结盟”的举动，使其反“台独”的色彩有所减弱。新党“10人小组”于1998年2月提出所谓的“一中两国”概念，引起党内有关两岸政策的路线之争，使新党的支持者无所适从。
二是内讧不断。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新党一再出内讧，不仅创党元老之间因权力分配不均而矛盾逐步公开化，创党元老与新生代之间由于从政经历以及党内地位不同也不断产生矛盾。互相叫骂式的内斗使新党团结、清廉、战斗力强的政党形象大打折扣，一些原先对新党抱有希望的支持者也开始由希望变为失望，逐渐回流国民党。新党的民意支持度也逐年降低，由1996年的10％逐步下滑到1999年的3％—4％。
三是票源流失。在2000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新党在“反扁恐独”的心理下，公开号召新党的支持者全力支持独立参选人宋楚瑜。以宋楚瑜为党主席的亲民党成立后，不仅新党的部分公职人员为了政治出路等原因，纷纷投靠亲民党，新党苦心经营的选票与地盘也有全盘被亲民党接收的危险。亲民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断争取新党优秀人才，进一步加剧了新党的泡沫化危机。
总之，新党的出现，是李登辉制造国民党内恶斗的结果，是国民党分裂、全面走下坡路的开始。
党内大老出走（1）
国民党第二波分裂潮出现在第一次直选“总统”时期。“总统”公民直选是李登辉的既定方针。他通过“三阶段修宪”，定于1996年3月举行台湾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
和早年做学问时认真严谨一样，李登辉在政治改革上当然也是深谋远虑。作为台湾地区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他不会轻易对某一政治体制进行无意义的修正。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进行“公民直选总统”，是有多种政治考虑的。
对岛内，完善政党政治制度。李登辉上台后，看到各界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往日存在的蒋家父子独裁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看到最易在社会上获得民心的，也是修正、取消以往的专制体制。李登辉为学者起家，本身没有蒋经国推行专制独裁的资本，还不如结束专制制度，实施“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则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所有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因此，李登辉要搞“宪政改革”，必须在逐步调整政治机构的同时，实行“公民直选总统”。其次，即使继续实行“国大代表”间接选举“总统”方式，也和第一届“资深国大代表”时期大不一样。在改选后的“国大代表”中，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不会像以前的“资深国大代表”为蒋经国背书那样，为李登辉当选“总统”承担义务；在野党籍“国大代表”更不会选举执政党的候选人出任“总统”。也就是说既然“国大代表”选举“总统”也要冒风险，还不如直接由选民选举，因为国民党在动员、组织、调动选民方面，毕竟要比在野党更有成效。只要当选“民选总统”，行使权力时力度大增，可以“民意”挡住在野党的进攻，让在野党失去攻击的着力点。既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有利于为由“当然执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化的国民党争取时间。在已经实施47年貌似民主实为专制方式选举“总统”的台湾地区，谁决定“公民直选总统”无疑会得到别人无法相比和超越的政治资本，成为台湾舆论所说“台湾的华盛顿”。
对国际，谋取“国际实质独立地位”。李登辉上台后，施政重点有三，分别是岛内政治革新、重新定位两岸关系、谋取台湾“实质独立地位”。李登辉为争取台湾“实质独立地位”和“国际法人资格”，无所不用其极，实施“总统”民选则是其中一项。在李登辉看来，“民选总统”是西方衡量国家主权的标准。按照他的“务实主权论”，“人权包括国家主权以及政治的自主”，“从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看，尊重各地区人权的问题，包括主权的再解释，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条件”，而“公民直选总统”显然是“最高的人权”，只要实行“总统民选制度”，也就拥有“国家主权”，这显然是把具体法律（人权）和立国之本（主权）混淆在一起。其次，“民选总统”是西方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标准。一个地区有没有民主，能否实现“民选总统”是主要考察点之一，这显然过分看重了行使民主的形式。因为世界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实施民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要千篇一律地遵循某种形式而否定另外的形式。第三，“民选总统”容易受到西方的认同。第四，如果当上“民选总统”，可以从西方得到更多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亲台势力对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地区出现的政治革新思潮，十分欣赏，如果实施公民直选“总统”，无疑是向西方亲台势力提供了最好的广告宣传。西方亲台势力一方面借此宣扬台湾已经实行“民选总统”，应该是“主权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借此大做文章，大肆宣扬台湾所谓的“民主成就”、“政治改革奇迹”。对于李登辉来说，也可以凭借“民选总统”头衔，凸显台湾“事实独立”，有利于到国际间活动。
对大陆，宣示“分裂分治政治实体”。李登辉上台后处心积虑、妄图解决的就是台湾与大陆划清关系问题，并为此做出一系列动作，声称四百年前台湾是“无主的土地”，“中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国民党是一个外来政权”，“中国从未在台湾收过一毛钱的税”。在李登辉看来，无论是理论上解释，还是现实中落实，无论是反复声明，还是行动中抗拒，要想宣示台湾拥有“独立主权地位”，要想宣示“中华民国在台湾”，只有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天然脐带，取消国民党当局逃台后带去的以“统一的中国”为核心的政治象征，将建立在“一个中国”基础上的“中央民意机构”和政治体制加以篡改。其中，最为关键的无非就是变更最高领导人产生方式，直接在台湾地区由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也就是说李登辉不想当从蒋家父子手里继承、以“中国”为主体和内涵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总统”，而是要从体制上确定海峡两岸为“分裂分治的政治实体”，确定“一个分治的中国”。其次，借“民选总统”来彰显所谓祖国大陆为“不民主地区”。台湾当局无数次地攻击大陆政治不民主，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刻骨的仇恨。第三，借“民选总统”来掩盖破坏两岸关系的罪名。李登辉一直缺少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他之所以在大陆政策上放宽一些限制，并非是为了发展和推动两岸关系，而是进一步退二步，为祖国统一的完成设置障碍。他当上“民选总统”后，就可以对种种干扰、破坏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行为，打出“民意”的招牌；拒绝“一国两制”时，可以“民意”为借口。第四，借“民选总统”增加与大陆谈判时的筹码，以“民选”为依据，凭借“民意”要挟。李登辉只要不搞“两个中国”，只要在“一个中国”内规范自己的行为，“民选”或是用其他台湾人民接受的方式，选举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都是无可非议的，正是他的“民选”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潜台词，所以大大降低了李登辉主持“宪政改革”的政治价值。这样走下去，他不可能成为“台湾的华盛顿”，只能成为“台湾的摩西”。
党内大老出走（2）
国民党内关于“总统”选举的风波不断，核心是李登辉打压非主流派和进行实质分裂活动，最后导致国民党内不断出现分裂。
就在李登辉一直为“公民直选总统”造势、奔波之际，他本人却在不断声明不再连任下届“总统”。1990年3月3日至1995年1月8日，李登辉先后11次表示不再连任“总统”。他情真意切地表示：“6年后本人和李元簇先生就要退休了，为什么呢？年岁已经大了，没有那个脑力和能力来做这些事情”；“1990年我就任第8任总统时在记者会上说，本人任期满了以后，如果按宪法规定再任6年，那就太长，我会变成一个打瞌睡的总统”；“我讲一次不算数？还要我讲几次！”。
李登辉如此明确地表明不再连任，不愿当“瞌睡总统”、“糊涂总统”，声明“６年后和李元簇一起退休”、“对不连任没必要再做说明”，实质上只是继削弱非主流派权力之后上演的“权谋连续剧”而已。他宣称放弃连任，主要是他的本性在起作用。此人自上台后，靠权术和谋略行使权力，借“本土化”搞“独台化”，借“民意”压制不同意见，借“民主”行使独裁，借“修宪”图谋分裂，借“拓展生存空间”图谋“国际法人资格”。此次如此明白宣布不连任，当然并非是不想连任，只是为了更好地连任。
然而，待“连战内阁”出台、“新国民党连线”出走、党内非主流派的挑战基本结束，党政军各领域和各权力中心都已落到主流派手中，李登辉的权力基础已经稳固。在“宪政改革”推行、“中央民意代表”改选结束、“第三阶段修宪”完成、省市长选举完毕与公民直选“总统”已成定局后，李登辉马上口气一转，立场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
1995年4月27日开始，李登辉接连表示要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并且攻击谁要他放弃连任谁就是搞阴谋。他恬不知耻地说：“诚信，是一些不要李登辉出来选的人，才这样讲，李登辉不选，他们才最好，我都没讲过，还没讲要不要选，有些人已经不要我出来选。但要不要选总统我还没说就闹，要闹得人心不安。如果这样就能使得人心不安，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这也正是民主的代价之一。”这就是曾经为台湾各界所关注、为非主流派抓住不放的“诚信”问题的由来。
身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李登辉，如此健忘，无视诚信，确实让人意外。
1994年12月3日第１次省市长直接选举结束，岛内各党各派随即进入“总统”选举狂热期。国民党内也是一样，各派政治力量开始较劲。公开放风参选的有之，如林洋港；公开暗示参选的有之，如李登辉；暗中准备参选的有之，如陈履安。还有高玉树与林穆严、李志仁和曾仕强等有意参选。在野党方面有民进党的彭明敏和谢长廷出面参选。
1995年下半年对台湾来说，是多事之秋。6月李登辉到美国活动，引起两岸关系高度紧张，两岸的各类正常接触、商谈停止。因此，“两岸关系”成为贯穿岛内政治运作的主题。李登辉为首的分裂势力，借机指责党内反李势力是“勾结大陆”，是压制“本土势力”。
1995年8月2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国民党“总统”、“副总统”提名办法，并票选新一届中常会成员。闭幕式后，李登辉宣布与连战搭档，一起竞选连任下届“总统”。李登辉的动作，使得台湾朝野角逐首届民选“总统”的态势更为明朗化，亦使得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斗更加激化。
李登辉正式宣布连任后，党内的高层人士纷纷表态拥戴。“行政院长”连战、“台湾省长”宋楚瑜、“高雄市长”吴敦义称李登辉参选是“顺天应人”，“肯定会得到民众的拥戴”。与此同时，李登辉的几大“桩脚”也展开了辅选活动。“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以其客家人身份负责“凝聚客籍票源”；中委会秘书长许水德则肩负“整合党内票源，充分利用党务系统全力造势辅选”的重任；宋楚瑜“勤耕全省护票”；吴敦义“巩固南部江山”；黄大洲则“深入台北基层争取票源”。这5人被称为李登辉的“辅选５虎将”。
对李登辉的参选举动，非主流派强烈反弹，执意参选的国民党副主席、“总统府资政”林洋港在国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后，随即召开记者会，发表《走出一条庄严的民主大道——我为何不参加党内初选》的声明，抨击国民党“又走错了一大步”，质疑“在民主的路途上，国民党为什么这样甘于落伍”，认为国民党“是否分裂主要责任在李主席”。国民党副主席郝柏村则指责李登辉参选无助于党的团结，并嘲讽地说“李主席原本有机会成为国民党的华盛顿，他如果退选，所能得到的正面效应绝对超过再当四年的总统”；目前的局面，“不仅国民党将走向分裂，且两岸关系也会更加严重”。
民进党并不感到意外。党主席施明德不无讽刺地说李登辉“仅以一分钟宣布参选”，方式实在草率，与其身份、地位及“总统”的庄严性十分不相符，有“落荒而逃”感觉。彭明敏阵营则指国民党内“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模式是“黑箱作业”，而李登辉逼退林洋港，也将为国民党留下纷扰不安的变数，意味着国民党内新一波权势之争的开始。新党趁机批李，认为李宣布参选连任“违反诚信原则，立下极坏的民主示范”，呼吁“所有理念相同的人应该结合力量，共同奋斗”。声称“新党愿意出面整合所有反对李登辉竞选连任的势力，争取民众的支持”。
党内大老出走（3）
李登辉不顾各界要求“世代交替”的强烈呼声、违背“只做一任总统”的承诺，全力封杀党内其他人选，决意参选“总统”，其目的则是要在“民意”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强人统治，推动“台独”政策，实现其充当“台湾的摩西”的图谋。
在参选“总统”问题上，最早表态的是林洋港。早在“二月政争”中，解散“林蒋（纬国）联盟”、礼让李登辉出任“总统”后，在李登辉红口白牙说出“不连任下届总统”时，林洋港就明确表示要竞选下届“总统”。1994年7月林洋港在“司法院长”期满后，专心于参选事项。1995年11月15日，与国民党的另一位副主席郝柏村一起正式宣布，以“公民连署方式”搭档竞选下届“总统”、“副总统”。
林洋港作为台籍政界大老，出道远早于李登辉。只是因为李登辉主政后，一心扑在巩固自己权力基础上，容不得同为“台籍双雄”之一的林洋港，对包括林洋港在内的非主流派采取拦、卡、压的手段，极力压缩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引起非主流派的激烈抵抗。非主流派在接连败北之际，“总统”选举无疑成了战胜李登辉、东山再起的机会。由于国民党只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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