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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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候选人，成为国、亲两党合作的一个具体动作。　　　
亲民党成立（3）　　　
泛蓝阵营走到今天这一步难能可贵，要继续往前走难度不小。一是内部协调的任务很重。就政治现实来说，“议题合作”易，“选举合作”难。议题合作是问政层次，是政策层面之争，没有实际、直接利益涉及，因此容易合作。“选举合作”是权力层次，是掌控资源之争，因此合作的难度很大。对2004年“总统”选举来说，两党协商的担子更重。事实上无论是两党合作还是两党合作参选，都涉及各自的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党的利益，以及各自掌握的各类资源的重新分配，总有一方必须做出让步，这就是矛盾的根源。　
二是抵制外部干扰的任务很重。对泛蓝阵营的合作，执政党利用执政优势，极力压缩在野党的生存空间。陈水扁和民进党可以高官厚禄酬佣，拨给财经经费，操纵地方势力，动用情治部门，威胁利诱共举，挑拨煽动齐出，阻挠泛蓝阵营的合作。“台独”势力以集中打压为主，李登辉和台联党提出泛蓝阵营合作是“为增加联合卖台的本钱”、“外省欺负本省”和“国民党输不起”三大口号，制造“外省和本省”、“卖台和爱台”、“民选政府和外来政权”的三大对立，采取“提出制造族群矛盾的法案”、“鼓动本省对大陆和外省人的仇恨”和“破口大骂国亲两党合作”等三个手段，以发泄他们对泛蓝阵营重新集结的仇恨。在泛蓝阵营合作所遇到的内外矛盾中，解决好内部矛盾、协调好内部纷争，对合作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要内部一致，外部的干扰和反对的杀伤力则小得多。　
国民党的分裂，让人痛心；泛蓝阵营的合作，道路坎坷。可喜的是，泛蓝阵营内部已经有合作的要求和愿望，而且已经有了合作的具体举动，应该是一场有希望的事业。多少希望能够变成现实，则要看泛蓝阵营自己如何操作。　
当初，逼走宋楚瑜，完全是李登辉分化、瓦解国民党的阴谋。事实上正是因为在2000年3月18日的选举中，国民党的支持群体一分为二，一部分支持连战和萧万长，一部分支持宋楚瑜和张昭雄，才是造成国民党下野、民进党执政的直接原因。李登辉搞跨国民党、成全民进党的阴谋实现了。　　　
亲李派另组政党（1）　　　
国民党竞选失败，李登辉（左）与连战（右）分道扬镳国民党在2000年3月“总统”大选失败后，国民党群众纷纷要求将李登辉从国民党主席的大位上赶下来。　
李登辉被赶下台后，并没有放弃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一直在蛰伏观察，待机而动。面对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当局的执政窘境和政局出现的变化，李登辉有揪心的痛：一是推行的“一条路线”（即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路线），一再为社会各界所批评，为扭转这一局面只有再次跳到前台，以“统”和“独”、省籍划线，企图稳定“台独”队伍，扩大“台独”的社会基础。二是建立的“一套制度”（即以“中华民国第二共和”、“两岸两国”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在民进党当局操控下运转不良，有必要出场救急。正如李登辉所说，为了维护台湾的“民主成就”，他“无法退休”。三是破坏“一个党”（国民党）的工作受阻。不仅国民党在改造中企图东山再起，而且被分裂为三个党的泛国民党势力也重新开始集结，这是李登辉所不能甘心的，他要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对泛蓝阵营出击，为民进党执政清障排难。四是扶持“一个党”（民进党）的工作不顺，为民进党当局保驾护航已经成为他义不容辞的任务。在李登辉看来，上述四点中，第四点是“纲”，只要民进党方面能够巩固执政基础，顺利施政，其他的问题则“迎刃而解”。具体策略就是以“本土化”为旗帜，挑起族群冲突，继续分化、瓦解国民党，压制连宋阵营。　
李登辉在2000年3月24日被迫离开国民党主席职位后，继续从事破坏国民党的活动。他公开声称“中国国民党”应该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他在请人捉刀的三本大同小异的自传体回忆录中，嘲弄国民党的失败，谩骂国民党现有领导机构成员。在筹组“台联党”的过程中，他多次公开辱骂国民党，声称“很多政策都不对”，对国民党“感到极大的失望，甚至已经到了反感、愤慨的地步”，“我早已经把国民党给开除了”。国民党群众要李登辉下台，为国民党败选负责李登辉重出江湖已经没有现成的位置，只有公开亮出旗帜，拉出一支队伍，以此作为对付泛国民党阵营的基本力量，实现“亲李政团”与民进党合作，以“李扁体制”对付连宋联盟。与此相适应的是，李系政团中不少人是李登辉埋在国民党内的定时炸弹，不少是李登辉长期培植的基层力量，由于他们长期追随李登辉路线，态度暧昧，立场动摇，面对民进党方面的分化拉拢，面对李登辉的招降纳叛，趁机脱党而去。　
2001年8月12日，台湾又一个“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成立，李登辉自己争来个“精神领袖”的职称，他还称“我和台联的关系应该让大家知道，我虽尚未入党，但精神上会支持台联”。李登辉从国民党内拉出的这支队伍，造成国民党的进一步分裂。台联党在2001年12月1日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拿到7％的选票和13席“立法委员”。　
随着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国民党内要求处分李登辉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中评会委员当场割腕要求处分李登辉的场面。2001年8月中旬，国民党考纪会开除了正式代表台联党参选的11名党员的党籍，但是李登辉没有接受教训，9月1日南下为台联党公开站台造势，9月18日在接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劝告信后，再次拒绝挽救，又为台联党候选人站台。至此，李登辉叛党面目暴露无遗，深受其害的国民党于21日，终于由考纪会出面做出撤销李登辉党籍的决议。　
李登辉于是迅速组建台联党，既是为了毁掉国民党，帮助民进党，也是为了自己寻找能够重回政治中心的途径，寻找能够满足其“权欲”、行使政治权力的舞台，寻找能够满足其“独欲”、宣扬“两国论”的阵地。如今被国民党扫地出门后，正如他对台联党主席黄主文所说：“没有任何牵挂了。”　
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台联党，可谓之党不大野心大，人不多阴谋多，人才不足“独气”足。13个“立法委员”跟着政坛“甩货”李登辉，利用“立法院”这一体制内渠道，“独”不惊人死不休，以“多提独案为本，多提独案为荣”。　
2001年12月20日，李登辉在给台联党“立法委员”当选人授课时提出要“制定台湾基本法”。2002年2月7日和26日，台联党“立法院党团”声称非台澎金马地区出生的人不能参选“总统”。3月9日，台联党“立法委员”程振隆声称应把台语定为“第二种官方语言”，该党“立法委员”何敏豪提出“变更领土修宪案”。18日，台联党“党团”副总召集人罗志明提出“中正纪念堂”“更名为‘总统纪念馆’很好”；24日，何敏豪称要提案迁都“大台中”；30日，台联党“立法委员”陈建铭声称出生在台澎金马地区者“才可拥有国籍”；4月7日，罗志明声称应把“台北故宫博物院”更名为“福尔摩莎博物院”；4月17日，陈建铭称，要提防中资“渗透、侵蚀台湾媒体”；5月11日，台联党和一些“台独”组织举办“台湾正名游行”，李登辉充当“总指挥”。8月5日，面对因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引发台湾股市大跌200多点与股民愤怒抗议，李登辉马上跳出来为陈水扁辩解称，“一边一国只是事实陈述”，“股票大跌只是由于全球产能过剩所造成的，问题并不在阿扁说了‘一边一国’”。8月11日，李登辉借台联党党庆大会与陈水扁同台的机会公开对陈表达支持之意。李登辉当着陈水扁的面称，他完全支持陈水扁所说的“一边一国”。李登辉对国民党下台露出笑容8月11日，尊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修正了该党党纲，正式将推动“公民投票立法”及为了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泛称的中国名称，将推动“台湾正名”，主张以“台湾”为名作为“国家定位”列入党纲。台联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台独”党，要充当“台独”的排头方阵。　　　
亲李派另组政党（2）　　　
台联党成立是国民党的又一次分裂。如果说在李登辉的打压下，新党、郝（柏村）林（洋港）陈（履安）、亲民党出走是国民党的损失，那么亲李势力离开国民党组成台联党，对国民党来说却是好事。因为这次出走的是动摇分子，是深受李登辉影响的“政治蛀虫”，对纯洁国民党、推动国民党的党务改造是有益的。然而，国民党在李登辉出任党主席后一次次地分裂，以致失去执政权，对国民党的发展造成重大伤害，让国民党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　　　　　
第七章　迷失的羔羊　　　
设置“一条龙控制系统”（1）　　　
海峡两岸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紧张军事对峙以后，随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祖国大陆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并为实施这一主张采取了许多缓和两岸关系、促进两岸交流的具体措施。祖国大陆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对台湾当局产生了很大压力，台湾当局被迫调整大陆政策，海峡两岸出现了对峙下和平交往的新局面。两岸各种交流全面展开，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参访、学习的热情持续升高，两岸贸易迅速发展，台胞投资大陆遍地开花。两岸同胞通过交流和来往，减少了敌意，增加了互信，增进了感情。　
面对两岸交流、经贸的迅速发展，李登辉当局采取一系列动作，设置人为障碍，为两岸关系降温。1990年10月7日，台湾当局以任务编组方式在“总统府”内设置“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名为负责统一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咨询，李登辉任“国统会主任委员”。“国统会”设有“研究委员”若干人。紧随“国统会”成立，10月17日，“行政院院会”通过了“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于1991年1月正式组成，成为统筹台当局大陆和港澳工作的专责机构，对于大陆事务及两岸各项业务交流事项“有指示、监督之责”。1990年11月21日，具有官方背景而以民间形式出现的机构“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应运而生，专门负责处理两岸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上述三机构的成立，成为李登辉监控两岸关系态势的一条龙控制系统，后来的事实证明，“国统会”没有做促进统一的事情，反而成为李登辉阻挠统一、宣扬“台独”的舞台；“陆委会”专门负责为两岸关系和交流“踩刹车”；“海基会”则成为负责具体落实“陆委会”和台最高当局干扰两岸关系的目标。　
在控制两岸关系的机构成立后，李登辉当局又制订了一系列推行“实质台独”、甚至“两国论”的路线、政策、法令和法规。1991年2月23日，台湾当局公布了“国家统一纲领”（简称“国统纲领”）。“国统纲领”共分为前言、目标、原则、进程四部分，关键的“统一进程部分”又分为“近、中、远程三个阶段”。“纲领”强调，“中国的统一，其时机与方式，首应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与福祉，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统一进程”分三个阶段，在近程阶段中，提出“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等“三个前提”实现后，方能进入中程阶段，两岸人民迫切希望的“三通”则属于中程阶段的范围。纲领声称，在中共有善意回应之后，才可进入协商统一的远程阶段。“国统纲领”是台湾当局40多年来公开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国家统一”的方案，实质上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独台纲领”，不过是“一国两府”或“一国两区”的翻版。“国统纲领”还明确提出了近程阶段的“三个前提”，实质上是对台湾拖延统一、搞“两个中国”的主要借口加以系统化和标准化。所以，“国统纲领”提出的阶段、前提、条件，无非是一个“拖”字，是要“拖以待变，拖中有独”。　
1991年4月30日，李登辉宣布终止持续了43年之久的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着手修订或废止与“戡乱体制”相关的150多种法律、法规。1992年7月16日，“立法院”三读通过策划4年之久、屡受争议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这些律令的实质是，全面规范日益频繁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在想限制又没法限制的情况下只有进行严加管制。　
在上述机构和政策的指导下，两岸开始进行事务性谈判。在“海基会”成立以前，两岸民间的事务性接触已经开始。为解决两岸交流中出现的问题，1989年12月16日，大陆海峡两岸经贸协会与台湾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在香港举行了首次会议，双方就有关事宜签订了“协议书”。1990年7月4日，两个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2次会议，并设立了调解仲裁、商标专利、法律服务、工商咨询4个专业委员会。同年9月，两岸红十字会首次在金门进行商谈，达成海上遣返问题的“金门协议”。　
具有官方背景和授权的民间中介机构“海基会”和“海协会”成立后，两岸民间这种事务性、技术性和功能性的接触商谈便主要由两会来进行。从1991年4月28日起，“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率领访问团抵达北京起，与“海协会”进行商谈，两会先后进行了17次谈判。其中，1992年3月，“两岸文书验证”及“建立两岸挂号信函查询补偿事宜”进行磋商，开始涉及“一个中国”的表述问题。10月28日，两会又派出代表在香港举行第2次磋商，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形成的共识，被台湾当局推翻。两会于1992年11月16日和1993年3月分别在香港和北京举行的商谈中，大陆代表最后同意台湾当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由两会各自采用口头方式表述”的意见，促成就在事务性商谈中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事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各自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为下一步两会商谈提供了政治基础。　　　
设置“一条龙控制系统”（2）　　　
1992年1月8日，“海协会”致函邀请“海基会”董事长或秘书长到祖国大陆来访问。同年8月4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也向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发出“汪辜会谈”的邀请，希望“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晤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8月22日，辜振甫接受邀请。但此后因台湾当局反对将“一个中国”原则写入“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和“两岸挂号函件丢失查询补偿”两协议，一再拖延“汪辜会谈”的时间。　
1993年初，祖国大陆为促成“汪辜会谈”，同意各自表述“一个中国”和会谈在第三地进行的要求，台湾当局没有拒绝的理由。此时，台湾当局也有意通过提高两岸商谈层次，显示台湾与大陆“对等政治实体地位”。　
1993年3月18日，台“行政院陆委会”正式公布了《辜汪会谈背景说明书》，称这次会谈是“两岸政府正式授权之民间中介团体高层负责人首度会面”，其性质为事务性和功能性，不涉及政治问题。经过3次会谈，到4月26日，关于“汪辜会谈”的一些技术性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右）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左）交换签署四项协议的文本细节达成协议。　
4月27日至29日，“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在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首次会谈时，提出了关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和两会会务的具体意见。在近3天的会谈中，双方分别就上述议题交换了意见，并于29日上午正式签署了4项协议，即：《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和《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商定了1993年内两会事务性商谈的一些议题，如关于“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之人员的遣返及相关问题”、“共同打击海上走私、抢劫等犯罪活动问题”、“两岸海上渔事纠纷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和“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助”等5项议题。　
“汪辜会谈”是两岸隔绝40多年后的第一次高层正式会谈，它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对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不是台湾当局后来故意制造事端，破坏两岸关系，“汪辜会谈”会继续进行，两岸各种交流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汪辜会谈”后，两会就此次会谈的后续事务性问题进行副秘书长级和副会长级会谈。祖国大陆方面为再次推进两岸事务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于1993年底提出进行第2次“汪辜会谈”的建议。1995年4月，台湾当局正式同意举行第2次“汪辜会谈”。同年5月26日，“海协会”唐树备副会长一行赴台北，就第2次“汪辜会谈”与“海基会”焦仁和副会长进行预备性磋商，双方达成6点共识，并决定第2次“汪辜会谈”于7月20日在北京举行。但不久后，李登辉公开到美国大搞分裂祖国的活动，祖国大陆方面不得不做出暂停两会商谈的决定。　
在两岸成立两会及建立正常接触渠道的过程中，两岸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民间交流深入展开，文化艺术体育交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台湾当局也从开放探亲起步、被动应付，逐步走向大陆政策系统化、法治化。在两岸民间交流上，祖国大陆全面开放，一开到底，热烈欢迎；台湾当局则是逐步放宽，规定各种附加条件予以限制，因而使得两岸交流呈现出不均衡状态。两岸交流发展过程说明，没有祖国大陆的推动，两岸关系不可能取得如此快的进展和如此多的成果；如果没有台湾当局的限制和干扰，两岸交流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发展得更快。　　　
“一个中国”变调（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民党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维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李登辉背叛一个中国原则，推销“两国论”，把国民党说成是“外来政权”，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加给国民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引起党内思想混乱，信念动摇。党内每次分裂固然有权力之争的背景，但是关于“台独”和“反台独”的政治理念之争也是重要原因。反对“台独”的人既被剥夺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在党内反对“台独”的自由，只得无奈之下离党而去。这是李登辉希望看到的结果。　
李登辉的分裂主张，最集中地体现在大陆政策与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一个中国”成了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招牌，成为他想方设法极力摆脱的精神枷锁。在“两国论”提出之前，李登辉混淆、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动作一个接一个，而且不断升级。　
一是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由“一个中国”走向建立“两个国家”。李登辉自1988年1月上台后，他把蒋家父子坚持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放弃殆尽，一步一步走上“独台”的分裂道路。在接收蒋经国政治遗产时，李登辉当时也继承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因为，他如果只要蒋经国留下的权力而不要“一个中国”的政策，则无法确立自己在国民党内和岛内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在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李登辉当选“总统”后，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便开始推行带有李氏印记的内外政策。李登辉公开发表谈话称：“愿意同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对话必须在一个中国、政府对政府和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是现实”。所谓“一国两府”，即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突出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必须相互承认、对等的、合法的“政府”。这与蒋氏父子时代坚持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显然不同，是李登辉为脱离“一个中国”原则而迈出的第一步。　
1991年2月发表的、由李登辉主导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提出“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同年5月10日，随着“动员戡乱时期”的结束，原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诬称“叛乱团体”已不再适用，李登辉表示：“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称它为大陆当局或中共当局。”“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就叫中华民国”，“中共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为两岸关系定位，比“一国两府”的用意更为危险。此一主张的提出，表明李登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