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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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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为两岸关系定位，比“一国两府”的用意更为危险。此一主张的提出，表明李登辉在脱离“一个中国”原则上又迈出一步。
1992年8月1日，“国统会”按照李登辉的指示重新解释的“一个中国涵义”，在正式报告中称“‘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另一方面声称：“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上述结论，在表面上仍维持了蒋氏父子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前提，实际上却提出和阐释了“分裂”、“分治”的新概念。对此，李登辉进一步说：“我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这是将来……中华民国目前统辖台澎金马，拥有绝对而且完整的主权与治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原因”；“目前的中国属于分裂，是一项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在大陆，应属平等的政治实体”。李登辉解释的要害是，“中华民国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已经虚化，“中华民国”已被“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取代，从而也就取代了“一个中国”。1993年11月21日，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依李登辉的指示，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会议上代表台湾当局发表了“关于两个中国政策的声明”，公开提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阶段性两个中国”是李登辉公开打出“两个中国”招牌的开始。
李登辉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其用意越来越清楚。1994年3月底，李登辉以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形式，表达了他关于两岸关系和台湾定位问题的主张。他毫无隐讳地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他要充当《出埃及记》中的“摩西”，暗喻要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不久，李登辉又以接受台湾《自由时报》专访的形式，更直截了当地否认“一个中国”原则，称“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独立主权国家”，“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台湾的“主权在所有的2100万人民”。李登辉长期以来在两岸关系、台湾定位问题上的变化，欲盖弥彰式的表白，至此完全露出底线。这就是图谋使一个中国，变为“一个中国”、“一个台湾”。
李登辉确实想充当“台湾的摩西”，踏上分裂祖国的不归路。1994年7月台湾当局发表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和1997年2月发表的“一个分治的中国”说帖，以“分裂分治”为名公开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因此，自1992年初至1993年11月间，分别提出“分裂分治”、“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李登辉支持陈水扁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中华民国在台湾”、“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等口号，混淆一个中国定义，公开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变调（2）
自1994年始，李登辉开始利用各种机会鼓吹分裂理论。是年4月30日至5月2日，台湾《自立晚报》全文登载了李登辉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李登辉在这题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对谈”和前后的一系列谈话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台独”主张。李登辉声称，“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中国共产党把台湾省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份，这是奇怪的梦呢”。他别有用心地说：“‘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罢了。”在“对谈”中，他首尾都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率犹太人穿越红海、返回故土重建家园的摩西自比，以此隐喻李登辉自己也想率领台湾人“独立建国”。人们正是从这篇“对谈”中开始认识李登辉的分裂思想的。
1994年7月，台湾当局召开的“大陆工作会”正式公布了“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说明书”把海峡两岸所谓“分裂分治的根源”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把今天海峡两岸分离局面说成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所造成的；称两岸的分裂分治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今天中国之所以不能统一，是因为大陆的政治制度”，煽动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不信任感。该“说明书”攻击“一国两制”是“假中国统一之名，行兼并台澎金马之实”，说什么“‘两制’乃是任由中共宰割的一种权宜措施，‘一国两制’的目的，是要‘中华民国向中共全面归降’”。该“说明书”就是企图以“制度不同”为借口拒绝接受祖国大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主张，为两岸统一设置障碍。
此外，李登辉一直把“主权在民”作为维持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他声称400年前台湾是“无主的土地”，甲午战争后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即由“外来政权统治”。“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19世纪以来，主权问题就不断地被讨论着，主权两字是危险的单字。”“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我们应该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主权在民论”是要确立起台湾与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地位，肯定“分裂、分治”的现实，实现“中华民国在台湾”、“参与联合国”乃至走得更远的目的。
李登辉的另外一个口号是“务实主权论”。1991年8月8日，李登辉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声称，“人权包括国家主权以及政治的自主”，“从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来看，尊重各地区人权的问题，包括主权的再解释，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条件”。8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时报》举办的所谓“中华民国与国际新秩序研讨会”上，李登辉又宣称“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应以此“为基点讨论国家主权问题”。1996年3月17日，李登辉竞选第九届“总统”的最后关头，宣称“在新的国际架构下，所谓‘主权’、‘干涉内政’应有不同认定角度……以尊重人权为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点。”“人权高于国家主权”论调的实质，只是在为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法律依据。李登辉的“务实主权观”，要害是借“人权”之说，来为西方亲台势力提供干涉台湾问题的依据。
在李登辉的分裂理论体系中，他的“新台湾人主义”是一个新的分支。“新台湾人主义”的实质是，在台湾同胞中培育“新台湾人主义”，将分裂的因素扩大到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基础层面，用“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华民族精神，以便从台湾同胞的心底拔掉统一之“根”，植下“台独”之“本”。李登辉带头鼓吹的“新台湾人主义”，是由“台湾命运共同体”、“主权在民论”发展而来，突出“以台湾为主体”，公开标榜“台湾民族”，妄图将台湾的中国人变成“在地化的民族”——“台湾人”，以逐渐用“台湾民族主义”对抗、取代“中华民族主义”。一句话就是要通过“心灵改革”来“改变人心”、“重塑台湾人灵魂”，以便从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深层次上分裂中国。
恶化两岸关系（1）
李登辉无视台湾同胞要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无视两岸交流给台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效益，一再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李登辉破坏两岸关系和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举动，违反了广大国民党员的基本要求，因此加剧了党内的政治理念对立，加速了党内分裂。
1994年4月1日清晨8时5分，载有24名台胞游客、两名导游、6名船员的“海瑞号”游轮，在浙江千岛湖被烧毁，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海峡两岸的“千岛湖事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国务院台办、公安部、交通部等部门也立即派人员赶赴现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根据浙江方面的报告，及时主动地向台湾“海基会”通报了有关情况。4月6日，遇难台胞的骨灰由家属送回台湾。4月17日，这一特大谋财害命案破案。6月1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决，判处凶犯吴黎宠、胡志瀚、余爱军死刑。“千岛湖事件”纯属一起重大刑事案。然而事件发生后，在台湾当局的错误导向下，岛内媒体大炒特炒。一些高级官员和政治人物，借题发挥。李登辉更是以“中共是一堆恶势力，是土匪”进行谩骂和攻击；“台独”势力趁机煽风点火，煽动“台湾独立”。台有关部门还做出停止两岸旅游、文教、经贸交流等活动的决定。李登辉和台湾当局对“千岛湖事件”加以“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自开放两岸交流以来一直正常发展的两岸关系。自此以后，李登辉开始全面、公开推行分裂路线。
1995年李登辉（中）访美后，两岸关系严重恶化 李登辉从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上的倒退，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对外的具体表现就是极力推行“务实外交”。李登辉出任第八届“总统”后，在6年任期内，前3年的施政重点放在内政“修宪”，完成所谓“宁静的革命”；后3年的重点则开始放在“务实外交”、“拓展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方面。对于台正常地同其他国家发展经贸文化等非官方关系，祖国大陆向来不持异议。但李登辉不是这样，而是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行分裂祖国、谋取“台湾实质独立”之实，因而其做法已经危及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危及台湾社会的稳定。
李登辉偏离一个中国原则越远，搞“务实外交”愈猖獗，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就走得越远。1993年起，台湾当局一直把实现“李登辉访美”作为“务实外交”阶段性目标。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出于多方利益权衡，迟迟没有同意。1995年5月3日，美国政府还发表声明，认为李登辉访美的时机不成熟，予以拒绝。5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突然宣布，同意李登辉以“私人身份”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参加校庆活动。6月7日至12日，李登辉偕夫人、带着“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新闻局长”胡志强、“外交部常务次长”陈锡蕃等人公然跑到美国，为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实现了台湾有关方面所称的“世纪之旅”。
李登辉之所以能够到美国活动，是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长期活动的结果。在国会两院中，亲台势力活动猖獗，一些亲台反华干将占据了参众两院和委员会要职，使得国会大刮“亲台风”。台湾当局也长期竭力为此活动，花重金聘用卡西迪公司等美国几十家公关公司，向美国国会议员展开游说攻势。同时，也以美元开道，对美国民意、媒体展开公关活动。在重金之下，不少美国的媒体也成为亲台势力的宣传阵地，支持李登辉访美和支持台“参与联合国”的文章充斥美国主要报纸的版面。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同意李赴美的前4个月，美国各地主要报刊，就发表数十篇支持李登辉访美的文章。
台湾当局推行的“务实外交”，经过长期“量”的演变，最终发生“质”的变化。李登辉公开进入美国去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由蒋介石、蒋经国在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期间为在国际上维护“一个中国”形象而坚持不到台湾以外的地区去活动，演变为李登辉等人频繁走出去甘心充当反华势力手中的牌，由去一般性国家发展到去世界头号大国，由“度假”、“典礼”上升到完全有着特定目标的政治性访问，由非公开活动过渡到公开发表以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煽动性演讲，与对两岸形成分离状态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搞在一起，企图将两岸分离固定化、永久化。这一演变说明李登辉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在国际间谋取“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已是急不可待，异常嚣张。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制止“台独”分裂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警告李登辉不要走得太远，于1995年6月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深刻揭露李登辉的“台独”真面目，批判李登辉挟洋自重、分裂祖国的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先后举行了导弹发射演习训练、导弹火炮实弹演习、陆海空三军登陆作战等大规模军事演习，表明中国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惜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制止分裂祖国行为的决心和能力。同时，鉴于李登辉访美严重毒化了两岸关系的和缓气氛，导致两岸关系出现紧张局势的现实，大陆“海协会”宣布暂停原定于７月进行的“汪辜会谈”，“两会”其他层次的事务性商谈也一律停止。这样，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不断趋于缓和的两岸关系开始发生了逆转，不但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1月30日发表的重要讲话所带来的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契机被台湾当局断送，而且两岸在国际上和军事上的对立明显升级，两岸人民经过十几年努力培植起来的互信基础也因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而几乎丧失殆尽。
恶化两岸关系（2）
在两岸关系低迷气氛下，两岸各种交流依然进行，台湾当局却一直在极力降温。李登辉在1996年3月23日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中胜选后，大陆政策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他极力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绝口不提“一个中国”，有的只是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同时，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也一如既往。在两岸关系和“三通”问题上，一再提出祖国大陆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价来设置障碍。
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声称，应检讨“以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这一“扭曲的论调”，并要求财经部门重定台商对大陆投资规模的限制台湾当局“以武拒统”指标。之后，有关职能部门纷纷制定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措施。9月14日，李登辉出席台“经营者大会”时又提出台商投资大陆应“戒急、用忍”。台湾当局有关部门也随声附和，声称要对两岸贸易设定“安全区”，计划在2000年以前，两岸贸易增长率以整体贸易增长率的加减5％作为“安全”指标。
为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领域与规模，制定了台商投资大陆的新规范，增加台商申请赴大陆投资的审批程序。为阻止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台湾当局一直在对大企业集团进行劝导，劝阻无效后，又采取行政强制手段，甚至恫吓、威胁他们。李登辉发表紧缩大陆经贸政策的讲话后，“经济部长”王志刚立刻要求有关部门延缓审查在技术层面符合现行投资大陆规定的台塑漳州电厂案，并由“次长”张昌邦出面力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自行撤回”申请案。还威胁说，台塑如另案提出，将“再从头审查”。台湾当局还围攻赴祖国大陆访问的“工总理事长”高清愿，诬蔑他赴大陆是“献媚”、“朝谒”。
1997年3月18日，“经济部投审会”邀集“财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单位，就台商“违法”赴大陆投资事宜进行讨论。对违规赴大陆投资者给予适当的行政处罚，不排除限其停止对大陆的投资，以达到劝阻的效果。在台湾当局全力控制企业赴大陆投资的同时，还将防止台商经第三地公司对大陆的投资行为。4月18日，“立法院”通过所谓台商“自新条款”，要让“违规”的台商，“自新认罪”。
李登辉紧缩大陆经贸政策是经过长期策划的，企图以紧缩大陆经贸政策，管控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流量作为两岸“对等”协商的筹码。对台商投资大陆泼冷水，目的是要遏制两岸经贸联系，其实质显然是企图以经济为筹码进行“政治勒索”，对抗大陆，进而掌握两岸谈判的主导权，达到“两岸分裂分治”、双方为“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但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是以台湾当局的意志为转移的，加强两岸经贸文化人员交流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早已是岛内民众和工商界的基本共识，并非是一两个人所能阻止的，“戒急用忍”只能是徒劳的。
与对大陆投资实施“戒急用忍”、进而限制两岸关系政策相配合，1997年2月22日，台湾当局以“行政院新闻局”名义公布了精心设计的“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这一说帖的发表，主要是为了应付大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的强大政治压力，为“两个中国”进行辩解。说帖称目前两岸状态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并且诬蔑祖国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隐含了一个语意陷阱”。因此，说帖的核心是提出了“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概念。说帖声称，中国自1949年以后即处于分治状态，台北和北京两个政权均未统治过对方，只能代表各自有效统辖的一部分，因而“与其说‘一个中国’，不如说‘一个分治的中国’”。
“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提出，无疑是为了再次宣示“分裂分治”的主张，再次拒绝“一个中国”原则，说明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缓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说明李登辉多次反复谈及有意举行“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定谈判”、“两岸领导人见面”等建议的虚伪性。同样也证明，李登辉正在急于推动台湾“实质独立”，加快实施各种“脱中国化”图谋，从形式到内容上摆脱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地位，摆脱“1949年以来中华民国的格局”的“宪政架构”。
李登辉上台以来，在岛内推行本土文化，向台湾青少年一代灌输以台湾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认同”意识。在他的授意下，教育部门编撰了一套《认识台湾》教科书，从1997年9月开始在台湾中学试用，1998年9月正式使用。这套教科书歪曲历史，割裂、否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不讲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强调“台湾人意识”；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贬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宣扬“台湾文化观”，向青少年灌输“台湾生命共同体”和“台湾人的台湾”观念，淡化他们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
以“戒急用忍”为主的紧缩两岸交流及破坏两岸关系的行为，以“透视‘一个中国’说帖”为代表的对违反“一个中国”立场的政策宣示，以《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代表的加速意识形态“脱中国化”的举动，严重影响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恶化两岸关系（3）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被英国殖民者侵占百余年的香港从此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统一，完成了第一步。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的统一完成第二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一态势下，李登辉又开始进行新的挑衅与分裂升级活动。
鼓吹“两国论”（1）
1999年5月19日，李登辉发表了《台湾的主张》一书。书中除了把他个人的政治主张强加在台湾人民头上、将其定位为“台湾的主张”这一明显的错误外，还公然附和日本右翼学者提出的主张，把中国分成7块，分解中国之心昭然若揭。7月9日，距离退出政坛只有10个月的李登辉，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公然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李登辉抛出的旨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
李登辉接见日本客人时继续宣扬“两国论”“两国论”是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推行的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理念、路线的集中体现。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主要是实现以下“三个定位”：一是为两岸关系进行政治定位。从以前的“模糊”、“否定”一个中国原则质变为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在国际上将台湾定位为“主权国家”。配合西方打“台湾牌”，为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活动提供“理论、政治武器”，以便扩大被国际潮流所压缩了的“两个中国”的空间。三是为政治现实完成定位。在他即将下台之际，完成从“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层次确定“两个中国”，扩大分裂的社会基础，为“两个中国”制造社会氛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一面黑色的分裂旗帜。
“两国论”抛出后，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两国论”有违岛内民意。一种政治行为符不符合民意，不能简单地从带有特定导向的民意调查和当局的短期行为来看，而要看这一政治行为是否伤害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在台湾前途问题上，李登辉以“两国论”为赌注，摆开豪赌的架势，由“暗独”走向“明独”，公开分裂祖国，已经严重破坏了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三项基本条件，当然损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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