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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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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国论”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两国论”的要害很清楚，就是要在两岸关系刚现转机之际，以直接抽掉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方式来关闭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截断两岸交流的渠道，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濒临破裂。只要对两岸关系有所了解的人，无不认识到李登辉已经成为破坏两岸关系的元凶，“两国论”造成两岸关系全面倒退。“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之间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这一场斗争既是李登辉长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祖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能力的集中体现。
其次“两国论”造成台湾在国际上更加被动。“两国论”提出后，尽管台湾当局一再声称要以此为基调在国际上大力宣传，事实上它已成为国际上一次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再次确认，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两国论”不仅没有得逞，而且遭到严厉批评，克林顿总统更是把“赞成一个中国的政策、赞成两岸对话、台湾和大陆的分歧应和平解决”列为对台政策的三个支柱，不久以后又将这三个支柱明确定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两国论”在国际间被认为是“刺刀边缘政策”，同样也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了威胁。不过，李登辉戴着“两国论”牌的“麻烦制造者”帽子，不仅未有所收敛，反而上蹿下跳，还咬牙切齿地叫嚣“愈闹愈好”，分明是对岛内民众顺应世界潮流、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民意的最大嘲弄。
面对“两国论”引起的巨大政治风波，国民党内并不平静。在李登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只要想留在党内的人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看着李登辉为所欲为。在1999年8月2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把“两国论”纳入《政治任务提示案》，声称要把“两国论”作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纲领之一。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在台湾前途上是为了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岸关系上是为了阻挠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外关系上是为了图谋“国际法人资格”，在个人理想上是为了表明他的分裂心迹。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最后击垮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以触发和推动国民党的最大最关键的一次分裂。这从李登辉下台后发表的几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
在2000年3月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的关键时刻，面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内的反“台独”力量希望能够在李登辉退休的同时，由国民党继续掌握政权。他们认为当时的实际政治态势是，只要国民党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尤其是已经游离于党外的宋楚瑜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副总统”连战携手合作，绝对能够战胜陈水扁。
李登辉的小算盘很清楚，他看到了这种威胁。他的既定方针是要让国民党下野，让位于既是“本省”出生、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让位于虽说善变善骗但在主张“台独”没有改变的陈水扁。要达到这一目标，要让国民党彻底烂下去，削弱国民党的实力，保证陈水扁当选。
如何削弱国民党？李登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使用组织手段。面对党内出现的组成“连宋配”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坚持连战和“行政院长”萧万长组合参选，彻底逼走宋楚瑜。二是提出赤裸裸的“两国论”，引发党内政治理念上的大混乱，把一大批本来对李登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不满、但留在党内准备借“总统”选举趁机支持连战的党员和支持群体，逼向反对“两国论”的宋楚瑜阵营，以减少连战的可能得到的选票，减少对陈水扁的威胁。在李登辉的一手策划下，国民党在选举中出现分裂，并最终失去执政权。
鼓吹“两国论”（2）
国民党下野后，李登辉也被迫离开国民党，但他没有停止宣扬“两国论”、打压反“台独”力量的活动，“台独”成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成为他的生存基本要素。他本人和“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在岛内兴风作浪，胡作非为，推出一个又一个“台独”提案，极力配合“顽固台独”的分裂活动。
李登辉顽固坚持“两国论”，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全力推动“台湾正名运动”，图谋“废除中华民国国号”，使用“台湾共和国国号”，这是继续推动“台独”的新着力点。在陈水扁公开抛出“一边一国论”时，李登辉站在为之辩护的前列。
民进党和陈水扁为了扩大支持阵营，拉拢和分化泛蓝阵营，对“台独”进行伪装，推进“渐进式台独”。李登辉惟恐“台独”被人遗忘，高举“急独”旗帜和充当“急独”打手。这样既可以让“急独”不断发声，又能因其“急独”言行而减轻对“渐进式台独”的压力，创造出“渐进式台独”的“独味”似乎已经减少的环境，掩护“淡化、伪装台独”向前推展。
李登辉继续反对两岸“三通”，反对松绑“戒急用忍”。他声称开放“三通”会危害到“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威胁到台湾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他危言耸听地称，台商投资大陆是“掏空了台湾经济”，造成台湾的“经济黑洞”，投资大陆的台商到时“哭哭啼啼回台湾”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李登辉还策动台联党上街示威，反对开放高端半导体产业项目投资大陆。可以说，李登辉和台联党已经成为“三通”的直接阻力。
李登辉还与台联党不断挑起族群矛盾和统独冲突。为扩大台联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李登辉故伎重演，利用岛内存在的统独和族群矛盾，制造大陆“欺负”台湾、“外来政权”勾结大陆“联共卖台”、“外省人”欺负“本省人”的假象，煽动对大陆的敌意，煽动本省人联合起来反对外省人。
李登辉下台后的“台独”言行与作为，实质也是在向国民党内的李氏追随者招手，从理论和思想层面继续分化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在台几十年经营从中兴走向分裂、衰落甚至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第八章 政商关系泛滥
商人进入民意机构（1）
台湾民意机构多，从乡镇市的民代会到县市议会、省议会（已废除）再到“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已虚化），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意机构体系，各级民意代表达数千人之多，形成一个权贵阶层。尤其是县市议会以上民意代表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与地位，更有重大的经济利益，于是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目标，而拥有雄厚财力与广泛政商关系的商界老板、财团“金主”纷纷进入民意机构。这种金权结合的民意机构，被媒体称为“金山堆成国会的权力巅峰”。
20世纪９０年代初，“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与“监察院”三个“中央”级民意机构中的多位负责人，均为具财团背景的人士。如前“立法院院长”刘松藩拥有多个家族企业，更是昔日“立法院”“十三兄弟会”政商团体重要成员；“副院长”沈世雄担任多家企业的董事长与顾问；前“监察院副院长”林荣三更是联邦建设集团的大老板与“三重帮”势力的代表人物；前“国民代表大会”秘书长陈金让家族财力也十分雄厚。
“立法院”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民意机构，是拥有法案、预算审查、同意权的“国会”。然而许多财团老板或财团代理人进入“立法院”，不仅为“立法”的正当性埋下了隐患，更成为“立法委员”角逐利益的场所。在１９８９年开始全面直选的第一届“立法院”内，不少商界人士或财团所支持的人当选“立法委员”。其中，投资新开放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立法委员”，形成所谓的“立法院”“银行帮”与“证券帮”。如“立法委员”王世雄与王志雄兄弟（高雄华荣集团王玉云家族第二代）主导投资中兴银行，王令麟（力霸集团王又曾家族台湾民意机构第二代）投资中华银行，蔡胜邦（“三重帮”联邦建设集团主要代表）投资联邦银行，张平沼（台中仓储）与沈世雄（烨兴钢铁）投资华信银行等。参与证券业投资的“立法委员”则包括吴德美（宝来证券）、沈世雄（富都证券）、张世良（大顺证券）、黄正一（九华证券）、王志雄（元富证券）、林宏宗（宏华证券）、林锡山（六二证券）、张平沼（金鼎证券）与梁许春菊（台凤证券）等。
在１９９２年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中，许多工商界人士通过选举进入“立法院”，成为商界人士进入“立法院”人数最多的一次。在１９９５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社会上出现了反金权的声音，不少财团“立法委员”因声望不良而退出选举（如华隆集团掌门人翁大铭、吉悌电信公司董事长刘国昭、安锋集团吴德美、“三重帮”蔡胜邦等退出选举，进入幕后支持自己的代言人），但仍有许多具财团背景的人参选，并有不少人当选。在３００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与监事中，有２０位参与角逐“立法委员”，其中有１５位当选。在１９９８年第四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有财团背景或财团支持或经济实力雄厚的参选者战绩依旧辉煌，当选者众多。据台湾《商业周刊》调查，在新当选的“立法委员”中，有９２位具有商界背景（按行业重复计算），占全体“立法委员”的４０８％；若不按行业重复计算，有经营事业背景的“立法委员”６６位，约占总数的1/3。在这些有财经背景的“立法院”中，涉及各个党派，其中国民党占６６３％，民进党占１９６％，无党籍占３３％，其他党派占１０８％。
最引人争议的则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掌握财经政策方面的法案审议大权，特别是对货币金融政策走向与重大财经政策的制定均有重大影响，因此为各财团与地方势力的代言人或商界“立法委员”所看重。第四届“立法院”第二会期计划对信用合作社合并、银行法、信托业法、保险法、土地税法、公益彩券条例等重要法案进行审查，这些“游戏规则”攸关财富商人刘泰英（左一）与李登辉（左二）、陈水扁（右一）往来密切的重新分配，于是负责这类法案审查的“财政委员会”成为各势力角逐的目标，计有６２位“立法委员”登记角逐２１个席位，竞争十分激烈，最后只好通过抽签决定人选。但抽签却发生意外，导致争议持续一个多月不能决定人选。在现实考虑下，朝野“立法委员”经过协商，达成一项共识决定，国民党９席，民进党７席，新党４席，无党籍１席。
然而，即使抽签决定，也不能避免金权交换，未抽中者可以花钱买签，而抽中者可以高价出售。其中，原未抽中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何智辉、罗明才与王令麟三人与抽取的三人交换，终于得以入主“财政委员会”。据说１席“财政委员会委员”的价码达到５００万元。在２１位财政委员中，许多人有显赫的企业或财团背景。如林宏宗是宏总建设集团的董事长；杨文欣是长亿集团的重要代表；何智辉是欣欣大众公司副董事长，妻子王素筠是嘉畜公司董事长（均是华隆集团的代表）；王令麟是力霸集团的代表（任远东仓储公司董事长，力霸公司董事，也是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主委，负责督导财经政策）；谢章捷是员林信用合作社的前任监事主席与多家企业负责人（妻舅黄上扬是前任员林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医生出身的林耀兴，岳父廖泉裕是台湾公共工程委员会副主委，妻舅廖信杰是一家环保工程公司总经理。尽管“财政委员会”也有民进党与新党成员，但在有1/3委员出席就可开会达成决议的情况下，以国民党为主的“立法院”是岛内政治斗争与金权交易的重要场所“财政委员会”就有权掌握审查大权，可为特定利益集团护航。
商人进入民意机构（2）
在财团商人参政问政问题上，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这些具有财团企业背景的“立法委员”大多为国民党成员，部分无党籍成员也是国民党的盟友，从而主导“立法院”的运作与法案审议，因此民众对商人参政的批判与不满自然全部投射在国民党执政当局者身上，给社会留下国民党黑金政治与腐败的形象。相反，本来就没有什么党产的在野民进党，抓住国民党腐败的弱点，大加批判与揭露，将自己标榜为清廉的政党，赢得民众的好感，强化了民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与不满。
官商勾结牟利高招（1）
财团法人是一种非营利组织与机构，主要是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因而享有不缴所得税等优惠待遇。过去也确实发挥“济弱扶贫”的社会功能，造福社会，但在利益至上、官商勾结的台湾，各种财团法人组织却已完全变质，成为政客与财团的节税管道与地方派系的集聚点，沦为政治献金的“白手套”，变成政商结合的大本营，官商利益输送的天堂，也成为在野党反击国民党的有力武器。
台湾财团法人机构特别多，成为台湾社会结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台湾“财政部”调查统计，到１９９７年，登记在案的财团法人超过４０００个，涉及教育、文化、科技、医疗、环保、宗教、休闲娱乐、经济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中，基金会则是最普遍的财团法人机构。据统计，到１９９８年初，台湾约有２０００个左右的基金会。在各种基金会中，以文教基金会最多，多半是办理奖学金、赞助或举办文化性与公益活动。基金会的经费来源不一，有来自大财团的，有来自个人捐款的，也有来自政府或公营企业的。据１９９４年的一项调查，台湾基金会的经济来源，由非官方、非特定企业支持者占６２８％；由特定企业支持者占２４％；企业与官方共同支持者占１０％；由官方支持者占３２％。
由于财团法人机构依法可免本身所得税与附属机构所得税，还可通过各种手段节税、逃税，甚至进行利益输送，因此大财团、大企业与高官纷纷设立财团法人组织。一些财团法人与营利机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因登记为财团法人而得到免税待遇，而对实际营利所得却不能有效监督。像圆山大饭店、中兴工程顾问社、“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国泰医院、长庚医院、新光医院等，其营业额庞大，却因为属于财团法人，不以赢利为目标，而免缴所得税。
其实，财团法人与各种公益事业免税范围甚广。如财团法人捐赠可以扣除缴税；捐赠财团法人土地可免征土地增值税；捐赠或遗赠财团法人的财产皆不列入遗赠财产总额，可以少缴遗赠税；财团法人办理慈善标售或义卖货物或举办义演，可免缴营业税；财团法人办理收费的娱乐活动可免缴娱乐税等等，所以财团法人常常成为企业与大财团逃税或掩护不正当支出的工具。
财团法人利益输送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所谓的“五鬼搬运”。一些公益事业或政府机关先捐资成立财团法人基金会，再由财团法人基金会转投资设立新公司，将财团法人的所得利益再转送给公司，公司还有可能转化为股票上市公司。另一种方式则相反，即由特权部门出资成立公司，经营特殊垄断行业，通过公司再设立财团法人，以达到节税与免税的目的。
财团法人为了争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政治人物常常出任基金会或其他财团法人机构的董事长或理事长。据资料显示，约有1/3以上的“立法委员”参与民间组织，在第四届“立法院”中有３０位“立法委员”担任基金会董事长一职，挂名理事长的人则更多。有了政治人物的保护伞，基金会就容易向政府部门申请补助经费。不完全统计，在１９９７年度“中央”政府各单位的财政决算中，补助给“立法委员”所属团体的经费超过２５亿元。如“立法委员”游淮银任副执行长、“考试院”院长许水德任执行长的“台湾棒球协会”，从“内政部”与“环保署”申请到的补助经费达５５０万元。“立法委员”潘维刚任董事长的现代妇女基金会，从“内政部”与“教育部”申请到补助４００多万元；“立法委员”余玲雅任董事长的“高苑工商专校”，从五个部委申请到３５０多万元经费。相反，民间人士担任负责人的基金会则不易获得政府的补助，资金严重不足，运作困难。
财团法人还成为政客官员的“酬庸乐园”。这些财团法人或基金会安插特殊人士或家族亲信担任财团法人董事、监事，或出任财团法人所属的营利事业的重要职位，既领取高薪，又充当“利益输送”中间人。就是一些官方主导的财团法人也不例外，有大批官员在其职权所管范围内在财团法人机构兼职。许多财团法人董事长多由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每月平均薪资超过２０万元，比政务官还高，可以说这些财团法人机构变为一种“酬庸”性的行贿受贿组织。
台湾“公务员服务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业务，但财团法人属不属于公职，没有专门法律规定，基本上由“铨叙部”解释，这就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也为官员以公谋私留下了隐患。既然是“人为”解释，就可以变来变去。“铨叙部”曾认定财团法人为公职业务，后来又认定为非公职业务，不能不说是台湾政治的倒退，是李登辉执政以来政坛腐败的深化。
“铨叙部”对官员兼任财团法人董事或顾问，甚至义务兼任人民团体职务，曾认定均不合法。其在１９８２年的解释为：财团法人经费来源，不论是否出于政府机关捐助，如无其他明显法令依据，应受“公务员服务法”之限制。另外，台湾“人事行政局”早在２０多年前即特别作出解释：公务员不得兼任有监督关系之财团法人董事或其他职务。但长期以来，台湾各级政府官员经常兼职财团法人的董事（长）或监事，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却未受到任何处罚。
官商勾结牟利高招（2）
台湾高级官员在财团法人机构兼职情况相当严重，从“行政院长”到各部委部长及局处级干部皆有，完全违背了公职人员的利益回避问题。据台湾《财讯》杂志报道，90年代末，台湾“经济部”总计有２０名高官违法兼职所管属的５０个财团法人职务。其中，“经济部”捐助成立的２４个财团法人（１９９８年增至２９个），大多有“经济部”官员非法兼职。“经济部工业局”前局长尹启铭更是兼任１０个财团法人职务。时任“经济部长”的江丙坤兼任工业研究院与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董事，而“经济部”有权决定对这两个机构的财政预算，工业研究院每年约从“经济部”得到数亿元的补助委办经费，如果没有多位“经济部”官员在此兼职，能否获得如此多的委托办理经费令人怀疑。经济部及相关机构对所属财团法人的补助委办经费成倍增加，1992年、1993年、1994年分别达138亿元、155亿元、183亿元，这有无图利问题与公器私用，一直是外界关心与怀疑的问题。
尤其是许多基金会由政府捐款，而这些款项却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嫌疑。台湾当局捐助大笔经费成立财团法人由来已久，据报道至少有４０多个财团法人靠当局捐助生存。由于政府部门设立名目繁多的基金会，政府补助也越来越大，《中国时报》报道每年有３００亿元流入这些黑洞。由政府各单位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再由相关单位每年编列预算补助，或是列为委办事项经费，已经变成“行政院”的经常性支出。这些财团法人执行的业务也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这类预算能在“立法院”通过，背后显然存在着利益交换。不少“立法委员”与这种财团法人有关，有人将这些预算看做部分“立法委员”的广义“公关费”。
这种不当兼职情况不断招来社会的批评与反对。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台湾“监察院”对行政官员违法兼职现象于１９９５年提出纠正，要求行政院提出改进计划。可是主管公务员任用资格、考核的“铨叙部”却在１９９６年２月表示：政府所成立的财团法人之设立系经“行政院”或主管机关核准，且其由政府机关捐助之资财，系经依法定程序拨付者，为确保财团法人之运作与设立之政策目的不致偏离，其董监事由政府指派公务员兼任，而不兼薪及兼领公费者，与公务员服务法规定之法旨尚不相违（台中法四字第１０９８８５５号函释）。
此一解释不仅与以前的解释不一致，而且有明显的为公职人员非法兼职财团法人董监事进行辩“十信金融弊案”是台湾政商勾结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大案护、并使之合法化的嫌疑。于是台湾“行政院”用此函回复“监察院”，转眼间，那些非法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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