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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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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义仁与彭绍瑾被黑道殴打、砍伤事件尚未平息，一个月之后又发生震惊全岛的“立法委员”廖学广绑架案。８月１０日夜，廖学广在台北县汐止镇中正路的住处被人绑架，戴上手铐，塞进一个铁制狗笼，写上“替天行道”，抛到郊外，次日被人发现后解救。民众“反黑金”是国民党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旨在警告性的绑架案再度震动台湾最高当局，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这一绑架案尚未了结，岛内又爆发一场更为震惊的杀人灭门血案，即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大血案。１１月２１日，两名歹徒持枪闯入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制造了一起包括县长刘邦友在内的９死一伤血案。
黑道参政的恶果（2）
血案发生后，引起社会的极大震惊。台湾当局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并悬赏３００万元，鼓励民众提供线索，但此案至今未破。然而此案的发生，引起人们太多的思考，这是黑金政治与利益冲突的必然。刘邦友是桃园县后起的地方龙头老大，结交甚广，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包括黑道兄弟在内。２７岁时，刘邦友从父亲手中接过桃园县水利会代表与会长开始步入政坛，以后他便在政坛一帆风顺，连任两届县议员与省议员，后又当选桃园县长。在寻求连任县长选举中，就有人揭发他伪造学历、炒地皮及图利他人等不轨行为，导致选情告急。于是，他动员黑白两道的兄弟为他选举助威，不少黑道大哥与地方角头（地方型帮派）老大出面，为其助选。从刘邦友的权力核心可以看出黑白一体的结合特征，刘邦友、邓文昌与庄顺兴三人被称为桃园政坛铁三角。刘邦友与邓文昌是两代世交，刘与邓文昌的父亲邓天来是结拜兄弟，与邓的岳父林章铨情同手足，而邓天来正是台湾黑社会纵贯线上知名的黑道兄弟，在黑白两道颇有势力，也是地方选举的重要依靠力量。邓天来去世后，邓文昌接收了他父亲的全部地方资源，并在刘邦友的支持下，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当选为人民代表——县议员。庄顺兴则是邓文昌岳父的义子，与刘邦友、邓文昌关系颇深。以刘邦友为核心的这股地方势力成为国民党选票的重要保障。据传，刘邦友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结合传统的水利会、农会、议会、司法界与警界等建立了雄厚的政商黑白关系，影响力巨大，在桃园县呼风唤雨，无所不能。黑白勾结的背后，自然是利益的获取与利益的冲突。据报道，刘邦友主政７年，承包的工程一个接一个，每件都在数亿元之上，总额高达数百亿元之巨，而他牵涉的官司更达３００余件。利益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刘邦友的被杀，据传就是一笔土地利益分配摆不平所引起。
就在刘邦友官邸血案发生不到10天，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彭婉如又在高雄市出租车上被残酷杀害，再次引起社会的震撼。尽管案件照样未破，尽管未必是黑道所杀，但台湾的黑道猖獗是不争的事实，黑色恐怖成为台湾政治人物心中抹不去的阴影。
黑道参政与黑色恐怖，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执政形象，人民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任与信心，认为国民党已不可救药，不可能改变黑道参政与黑金政治局面，企盼有新的政党来改变现状，还人民一个清白的政治与一个没有黑色恐怖的安详社会。
第十二章 “党产怪兽”
“超级大财团”（1）
在全世界很难找到像台湾这样一个奇特的资本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私营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政府控制着一定的国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或公有企业是经济的主体，私营企业只是一种补充。而在台湾，除了私人资本与“国营”、“省营”及县市营的公有企业之外，还有执政党庞大的党产与党营企业。台湾长期在“党国一家”即“党即国家、党即政府”的体制下，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依靠特权建立起一大批“党有企业”，于是党营资本成为台湾社会一个特别资本体，国民党也因此从一个政党变为一个大财团。
国民党党营事业实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党中央投资与控股的企业，一部分是国民党所拥有的土地与房地产。
国民党党营事业财产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负责党营事业的前“投管会”（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刘泰英在１９９４年初曾对外界表示，国民党的党产有三种计算方法。一是国民党有９４家党营事业，若再加上７家１００％的控股公司，这１０１家的企业资产为４４２亿元，负债２２４亿元，净值为２１８亿元。二是到１９９３年２月底，党营事业所投资的企业总资产约为９６３９亿元，负债７１６７亿元，净值为２４７２亿元。第三种算法是，依国民党在９４家党营事业里的持股比例计算，账面净值为４０５亿元。国民党于１９９４年３月申请登记为社团法人时，所正式申报的党产净值为３８５亿元。但外界对这种算法不以为然，多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些统计并没有包括土地与其他不动产等资产。若加上国民党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各种党产，其资产更加庞大。例如，国民党拥有的各乡镇市的党部办公室不动产，估计不少于１０００亿元。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就表示国民党有八九千亿元的党产。到了１９９６年底，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拥有８９４亿上市、上柜股票与基金，另有４７８亿元的未上市股票，仅此计算资产已超过１３００亿元。
依据国民党“投管会”公布的财务报表，1998年底七大控股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４７０亿元，负债总额为７８７亿元，净值为６８３亿元。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的《拍卖国民党…党产大清算》一书揭露，到１９９８年底，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总共主控６６家企业，投资企业超过３００家，其中有资料的４３家主控公司总资产超过６００0亿元，净值超过２０００亿元，称得上台湾的一个大财团，也是全球“首富政党”。然而，国民党可掌控的资产６０００亿元，并不包括国民党的海外资产、基金会组织与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名下的土地。国民党在海外有大量党产，由党营事业悦升昌投资公司负责海外置产与管理。海外资产遍及美国、日本、南非、澳大利亚、利比利亚与香港等世界各地，而实际有多少海外资产，外界很难得知。登记在国民党名下的土地共有１０５８笔，房屋６２５笔，这些不动产的价值更是一笔巨额财富。另外，国民党党营事业还设有多个基金会，如世界基金会、爱心园基金会、台湾科技文教基金会、民生建设基金会与关怀长青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成为国民党的“小金库”。
国民党党营事业每年约有至少上百亿元的赢利收入。据国民党党营事业内部资料，１９９３年成立“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以来，到１９９９年，党营事业不论是资产净值还是获利情况均大幅增加，７年累计获利达６７５亿元，可以说为国民党赚进不少财富。
“中华开发银行”是台湾政商勾结的象征国民党党营事业主要由近乎持股１００％的七大控股公司与其转投资的“党资”企业构成，财力十分雄厚。七大控股公司分别为中央投资公司、光华投资公司、启圣实业投资公司、悦升昌投资公司、景德投资公司、建华投资公司与华夏投资公司。这七大控股公司投资的企业非常多，到失去执政权前的１９９９年底有２００多家，资产总额超过１万亿元。在分工上，中央投资公司投资重点在金融、电子、石化、综合、海外事业；光华投资公司以能源与科技事业为主；建华投资公司以专业事业投资为主；华夏投资公司主管文化媒体事业；启圣实业投资公司以建筑与营建业为主；景德投资公司主要承做保险业务；悦升昌投资公司主要负责相关海外投资事业。党营事业还控制了台湾重要的文化媒体产业，主要包括中广、中视、中影、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中正书局、“中央文物供应社”、博新多媒体（已出卖）等事业。其中中广与中视两家企业是华夏投资公司的两大金母鸡，营利丰厚。这些文化事业还拥有庞大的土地资产，被认为是国民党最大的获利来源之一。
党营事业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石化、水泥、电子、电机、钢铁、建筑、天然气、制药、橡胶、纺织、纸业、环保、金融、证券、票券、租赁、贸易、投资、文化、传播等众多行业，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一位在野党“立法委员”这样形容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大概除了葬仪社的生意之外，其他事业都被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所涵盖，又或许国民党搞不好也有经营葬仪社，只是不知道而已。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200家投资企业，其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关系网，与政权相结合，其影响力可超过台湾任何一家大财团。”
“超级大财团”（2）
国民党党营事业长期以来由党中央最神秘的财务委员会掌管。财委会主委职位在党内就十分吃香与重要，非一般党务人员所能分享，长期以来均由国民党主席亲自指点的人员来担任，这在两蒋时代已经形成惯例。但在“党国一体”的威权时代，“党库”与“国库”不分，加上无舆论监督，党营事业黑幕重重，管理不力，效率低下，贪污严重，私人侵吞党产事件经常发生。
李登辉接任国民党主席后，由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党营事业的弊案成为在野党攻击国民党的重要目标。但党营事业是国民党的金库，也是维持统治的重要财源，李登辉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革，并寻找一个自己信任、且有能力的人来掌管这一庞大的事业。
为了安插自己的亲信，掌管党营事业这座金库，并排除原财委会的国民党非主流势力，李登辉将财委会一分为二，成立了一个“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1996年更名为“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投管会”），将财委会的财权架空。“投管会”下设稽核、投资审查、绩效、行政及资讯５个组（资讯组已裁撤）。“投管会”由李登辉的好友刘泰英出任主任委员，从此刘泰英就成为国民党的“账房先生”与“大掌柜”。同时，刘泰英出任党营事业中财力最雄厚的中华开发工业银行董事长。
刘泰英于１９３６年出生于苗栗县卓兰镇，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与李登辉是校友。其实刘泰英在台湾大学经济系统计研究室担任研究助理时，就结识了在台大开课的李登辉。刘泰英后任台湾经济研究院（前身为研究所）院长与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刘泰英在被李登辉提拔为国民党“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后，成为李登辉身边最红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刘泰英任职期间，不仅为国民党党营事业打出一片江山，事业发展迅速，他自己也进入亿万富翁之列，年薪近达２０００万元，由此引来争议。“新同盟会”秘书长冯沪祥于１９９５年公布中华开发公司１９９３年年度财务报表密件，指称身兼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及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的刘泰英年薪高达１７００万元，比“国家元首”薪资还要高，并指出国民党高干通过党营事业建立利益共同体，内部黑幕重重，要求党主席、秘书长与党营事业重要负责人公布个人财务，建立党内的“阳光法案”。党营事业内部的不法与贪污问题再度受到社会关注。
“以产养党”
庞大的党营事业是国民党这架机器运作的重要资金来源，是安置党内与政府机构官僚的依托，也是维持国民党统治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这正是国民党始终不愿放弃党营事业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经常开销有多少来自党营事业，说法不一。一说是国民党一年的经常性支出达６０亿元，必须依靠党营事业的盈余来支持。二说是国民党一年总支出，不包括大选等例外开销，一年大概需要５０亿元，其中７０％是由党营事业支付的。三是据国民党自己的说法，党营事业每年为党赚进１００亿元以上，而这些钱用于何处，却未有说明。但党营事业是国民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是不争的事实。据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１日《联合报》报道，１９９８年国民党岁出为７０亿元，国民党党营事业缴党库为６０亿元，占国民党整体岁入八成以上，为国民党最重要的财务来源。而作为第二大党的民进党则经常是手头拮据，连中央党部办公大楼都是租来的，经常缺钱花，在２０００年初公布的党产只有２亿多元。新党就更不用说了，几无任何党产可言。因此，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就成为在野党尤其是民进党攻击的重要目标，对国民党造成很大的压力。
党营事业更是国民党在各种选举中最大的资金来源。在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台湾各种选举非常频繁，而选举不过是一场金钱竞争的游戏，需要巨额的选举经费，党营事业就成为国民党选举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据报道，在１９９４年省市长选举时，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筹资选举经费达４５亿元；１９９５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时，筹资增至６５亿元。在１９９６年“总统”大选中，党营事业支出的经费更为庞大。据同年３月２日《中国时报》报道，党营事业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资金调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调度支应。“投管会”主委刘泰英表示党营事业“投管会”统一支应李登辉竞选总部的经费为３亿元，而在上年度盈余中有一定比例用于大选，估计为５亿元。第二个层次是由七大控股公司，对下属公司的道德劝说。据悉凡是国民党有实际控股权的公司如台裕、中华开发、中兴票券等都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捐款给国民党，每家的金额为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元不等，估计能筹到３亿元。第三个层次则是党营企业全方位的向与其来往的民间企业募款。据国民党内人士保守估计，党营事业投入“总统”大选的经费至少在１０亿元以上。而外界估计，党营事业实际投入这次“总统”大选的经费相当大，至少达百亿元。在２０００年“总统”选举中，党营事业有关负责人表示只向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捐赠５亿元，但民进党指控其计划投入的选举经费超过１００亿元。
也许谁也说不清党营事业在每次重大选举中出了多少钱，但不可否认的是，党营事业始终是国民党选举经费的重要来源，对国民党的党务运作与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国民党在面对压力下也不愿放弃党营事业的根本原因所在。
金权结合的典型（1）
国民党党营事业是政商一体的典型，是金权政治的最佳写照。
“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党营事业经营公开化，让民间企业人士加入，以监督党营事业的经营活动。但这个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成为国民党建立政商关系的最佳途径，“投管会”变成一个政商结合体。有不少财团老板被聘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如耐斯集团的陈哲芳、威京集团的沈庆京、美发吾公司的李成家、高雄陈田锚家族的陈建平，宏国集团的林谢罕见、长亿集团的杨天生、丰群集团的张国安、金鼎证券公司的张平沼、永丰余集团的何寿川、润泰集团的尹衍梁、裕隆集团的林信义等。这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不仅是刘泰英的好友，也是党营事业投资的重要合作伙伴。
党营事业在经营上逐渐与大财团结合，形成一种新型政商关系，其结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国民党控股公司投资大财团旗下企业，形成政商结合。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投资的企业最多时达３００家左右，其中多是大财团属下企业或知名大企业，由此建立了更为广泛的政商关系。以华信银行为例，它可以说是国民党与财团结合的一种典型。国民党通过悦升昌昔日国民党党产负责人刘泰英投资公司取得华信银行５席董事与２席监察人席位，润泰集团通过复华建设公司投资取得该银行６席董事及１席监察人。这样，华信银行基本上由党营事业与润泰集团所控制，国民党与润泰集团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密切友好关系。国民党党营事业与财团的这种政商联合十分普遍。
党营事业与大财团合作，进行利益输送，形成一个政商利益群体。这种政商关系的建立还可以从“尹书田纪念医院１０亿元捐赠案”中看出。这个案子简单来说，就是刘泰英主导将党营事业的１０亿元捐给与他有非同一般关系的润泰集团负责人尹衍梁的家族医院。尹衍梁是刘泰英在淡江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后来成为生意上的伙伴。刘泰英曾投资尹衍梁创办的光华证券投资信托公司，并担任润泰集团下属复华建筑经理公司董事长。刘泰英在接掌党营事业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后，与润泰集团的直接与间接业务往来更加频繁，事业上相互支持。据悉，刘泰英能登上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的宝座，曾面临不少阻力，而主要股东之一的尹衍梁为刘的当选立下汗马功劳。刘泰英在成立台湾综合研究院以及在为国民党选举募款时，尹衍梁也是主要“金主”之一。
这个案子曝光后，自然会受到外界的质疑，认为刘泰英有图利财团之嫌。刘泰英为何不选择其他医院，而选择一个与自己关系十分密切的财团医院？不能不令人怀疑。刘泰英的辩解，却正揭示了国民党与财团的相互支持关系。刘泰英表示，尹书田生前对国民党贡献很多，尹衍梁长期配合党做事情不求回报，双方关系良好，所以就同意了这个案子。这不过是金权交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这一层政商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诱因，那就是国民党与尹书田纪念医院均为财团法人，捐款可以“节税”，再一次证明国民党与财团的不公与不法作为。
党营事业通过“策略联盟”方式展开与财团的结盟行动。在许多政府重大投资计划中，党营事业与其关系密切的财团结盟，夺取商机。如在台北国际金融大楼的竞标中、在高速铁路的两大财团争夺中、在电信大哥大申请设立的夺标中，与党营事业关系密切或以党营事业挂帅的“结盟”，均能无往而不胜。可以说今天台湾每一个大财团几乎都与党营事业有某种关系。就是一向与外界合作较少及标榜远离政治的台塑集团也难免，台塑集团早就投资党营事业的永嘉化学、中美和等公司，成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党营事业还通过所谓的“丢金捡土”的办法图利财团，以巩固国民党的政商关系。“丢金捡土”就是党营事业低价出售经营良好企业给财团，而高价购买面临问题的企业。如党营事业曾大手笔出售中华开发、华信银行等赚钱的企业股票，而购买呆账一大堆的泛亚银行、高雄中小企业银行等企业；抛掉台积电与联电这种高科技盈利企业的股票，换来国扬、安锋等问题企业的“地雷股”（存在财务危机企业的股票）；卖掉值钱的中广大楼，而买进与价值极不相符的东帝士东星大楼与冠德大楼等。党营事业这种不可思议的做法被外界称为“丢金捡土”。在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政商结合与利益输送。党营事业出售赚钱企业，并不是出售给一般企业，而是出售给与国民党关系极深的特定财团，像耐斯集团、润泰集团、长亿集团等。所谓的“捡土”，也不过是帮助这些出现问题与面临困难的企业解决困难而已。
在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风暴蔓延到台湾时，台湾有２５家大财团发生财务危机，其中有１４家找上国民党党营事业求援。但国民党党营事业只选择９家企业进行救援。原来这９家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均是与国民党有良好政商关系的企业，而非刘泰英所称的这些企业“本业基础良好”。党营事业救援的第一步，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直接给予资金援助，并掌握企业的经营权，稳住银行的贷款支持。第二步则是由中华开发工业银行结合其他金融机构联合贷款“纾困”。此外，刘泰英也向各银行施压，要其不要对这些企业抽紧银根，以分散风险。有人指出，国民党一手遮天，运用党营事业做政治利益的巩固与交换，将原本体质不佳的企业风险由广大的纳税义务人来承担，是极不公平的。
金权结合的典型（2）
党营事业还依靠特权，大肆向银行借贷。到１９９９年７月，党营事业向银行借贷负债余额高达１０２８亿元，加上公司债发行余额３２９亿元，合计１３５７亿元，不仅造成党营事业财务状况恶化，而且金融机构坏账也不断增加。
党营事业之痛（1）
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不只是正当经营赚来的，还涉及许多颇受争议的党产来源与贪污问题，以及在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党营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庞大的规模，属于全民的“国库”扮演了重要角色，即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民党通过五大手法侵占“国库”财产。一是廉价购买及无偿占有“国土”。国民党惯用手法是“据地为王”，“先占先赢”；然后“廉价租用”，最后是“低价买进”。台北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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