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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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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军队坚决镇压。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2·28事件”最终以失败告终，“2·28事件处理委员会”被当成非法组织解散，参与“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成员被列为“叛乱首犯”或遭逮捕或被处死。
3月8日下午，就在张慕陶向“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保证中央绝不调兵的一小时后，国民党的增援部队第21师抵达基隆，接着从福州运来的宪兵第四团两个大队也登陆基隆港。同时，21师的另外3000名士兵则在高雄登陆。这些援军登陆后，便开始进行血腥镇压，状况十分惨烈。根据基隆市一名职员供述，在他亲自看到或听到的范围内，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挥下，抛入海中的市民达2000人；凡是被发现有日据时代的任何徽章、帽子、旗子及防空演习用的臂章，其家中的男人一概被抓。一位基隆市民事后讲述：“登陆的士兵对着码头工人与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机枪扫射，瞬时有数十名、数百人的工人应声倒下，悲鸣与哀号声四起。市民见状便乱奔乱窜，慢一步的人就可能成为枪口的猎物。死伤者到处皆是。我的人生观与中国观一下子颠倒过来”。
3月8日当天，陈仪一听到援军登陆基隆后，立即下令解散“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颁布戒严令，开始由武装的特务、宪兵、警察抓捕“叛乱分子”。在铁路管理委员会执行任务的30多名青年学生则全体被捕，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一位法官是这样讲述的：陈仪于8日下午，先派了一个大队包围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队冲进中山堂内，将各楼各室正在处理各部门事务的学生、青年共200名，乱杀一阵。9日至13日之间，足足四夜，到处都有军队在开枪。马路上、小巷内，铁路边，到处是死尸。对于国民党援军的滥杀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中是这样记述的：3月9日起，在美国领事馆的宿舍前面，工人并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就被刺刀刺死。妇女从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来抗议，即被两军人砍倒。服务于教会的一位加拿大籍护士，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受伤的人们，当她带领负伤者往医院的途中，军人就从后面开枪。有军人看到任何喜爱的东西，就掠夺过来，也抢夺行人的钱财。领事馆附近一带，许多商店主人被射击。
3月10日，国民党即将镇压台中市的风声不断传来，以致整个台中人心惶惶，秩序益加混乱。“二七部队”为避免冲突伤及无辜的市民，乃决定撤守埔里。3月13日，国民党军在林献堂等人的欢迎下进入台中市。虽然不敢公然镇压，但特务人员却暗中绑架、谋杀异议分子，并下令通缉谢雪红、林西陆、杨克煌等人。3月14日至16日，“二七部队”与大举进攻而来的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战斗，但寡不敌众，弹药也几乎消耗殆尽，乃于16日深夜解散，队员各自找寻逃亡之路。
嘉义市是这次起义中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地方。3月9日，被包围在嘉义水上机场的国民党军队，派市长和省参议员刘傅到民众的“防卫司令部”讲和，条件与5日所提的同样：一是市民所携武器全部集中于警察局，不得使用。二是市民提供白米20袋、蔬菜水果3000斤。另一方面也派嘉义中学校长唐玄飞往台北请援。3月10日，“防卫司令部”再次答应，便于11日推举陈复志等12名代表，分乘两辆满载着食物、青菜和香烟的卡车运往机场。不料途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埋伏袭击，除了三人逃脱外，其他代表尽被捕杀。失去领导者的民众军队，顿时陷于混乱状态，且遭受国民党军队的乘势反攻。12日下午，大批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嘉义机场，立即在嘉义市内展开抓捕行动，有数百名市民惨遭杀害。
3月6日，高雄市“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为了减少牺牲，彭清靠、涂光明、曾凤鸣、林介等4名市参议员与市长黄仲图前往寿山拜访要塞司令彭孟缉，要求解除武装。彭听到这一要求后勃然大怒，加之涂光明等人在谈判中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彭孟缉当场将涂光明、曾凤鸣、林介三人枪毙，彭清靠则被捆绑一夜后于7日释放。3月9日，增援部队登陆后，就到处搜捕、镇压、短短几日内，高雄市民2700余人惨遭杀害，受伤者不计其数。
国民党当局当时锁定的镇压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批评政府者，二是“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及其助理人员，三是青年、学生、教员、律师等，以及所有与事件有关系者。陈仪当局自3月9日以后，即开始有计划地逮捕台湾的知识界精英。许多著名的教授、律师、医师、民意代表、教员、地方领袖、社会名流，纷纷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已被处决。“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总会及全岛17个县市分会的领导成员及其参加者大多惨遭杀害。其中台北被杀害的知名人士有林连宗（省参议员）、宋斐如（人民导报社长）、施江南（四方医院院长）、吴鸿棋（台湾高等法院推手）、林宗贤（板桥镇长）、黄朝生（台北市参议员）、李仁贵、陈屋、徐春卿（同上），林桂端（律师）等。13日，陈复志、潘木枝、陈澄波、张昭田等共26名嘉义士绅被捕，最后在嘉义火车站前广场遭枪决。高雄市有王石定、王永平、黄赐、许秋琮等34位士绅都被捕，在市政府内枪决。上述精英分子被害的个案举不胜举，而且几乎都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至于被捕坐狱者，则更不知多少。
血腥镇压悲剧（2）
经过数天的军事行动，至3月13日，台湾全岛已完全纳入当局的控制之中。随着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抵台“宣慰”，镇压形势稍有缓和，但是接下来的“清乡”及持续的“绥靖”工作，又为台湾社会带来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3月14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称：“至3月13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起开始肃奸工作，凡我民众，对于奸伪分子应随时注意检举密报附近军宪警，予以拘捕，绝对禁止任何人窝藏奸伪分子，如敢故违，定予同罪。”于是省警备司令部立即借“户口调查”名义，进行全面搜查或突击检查，并巧妙运用“五人联保”的连坐制度及“密告奖金制度”，逮捕了很多异议分子。当时被捕的著名人士就有：林宗贤（国民党参政员）、郭国基（省参议员）、林日高、洪约白、马有岳（同上）、潘渠源（台北市参议会副议长）、骆水源（台北市参议员）、黄定火（同上）、陈华宗（台南县参议会副议长）、吴新荣（台南县参议员）、蔡丁赞（台南市参议员）、林西陆（台中建国工业学校教务主任）、张文环（作家）、林连城（台中市参议员）、陈万福（台中县参议员）、李金聪（高雄市参议员）、郭万枝等等。除了上述知名人士外，还有很多有名或无名的中坚分子被捕入狱。
3月2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发布“为实施清乡告民众书”。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交出武器，二是交出“恶人”。在“清乡”期间，许多民众为了怕家中保留的一些日军遗留物会引祸上身，50年代的一些与军器无直接关系的物品也都缴交出来，军方则照样全收。由于“恶人”的标准，纯属当局的主观认定，因此人人自危，什么时候会成为“恶人”，谁也不敢保证。“清乡”的时间很长，几乎延续到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逃台，与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代相衔接。
在“2·28事件”中，究竟死伤多少？至今仍难有确切的数字，但死难者逾万人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台湾现代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是国民党专暴、残酷统治在台湾的写照，也是国民党日后在台湾失去政权的历史根源之一。
难以抚平的历史伤痕
“2·28事件”是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腐败统治的一种自发性的群众反抗事件，属于当时全国各省市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反对内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是打倒贪污腐败，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地方自治。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给这个事件戴上“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叛乱罪名，进行残酷的镇压，它给台湾同胞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深远的。
“2·28事件”后，台湾地方势力元气大伤，已不可能再向国民党挑战，但国民党的形象也在台湾民众中破坏殆尽。台湾同胞的心底，自此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也成为威胁国民党对台统治的最大内在因素。虽然为了安抚台湾同胞，国民党派白崇禧、蒋经国等到台“宣慰”，“2·28事件”影响深远白崇禧宣布了处理此次事件的四项原则，如调整地方政治制度，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各县、市长提前进行民选，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等等。但是，因“2·28事件”而造成的省籍对立，却不是几条安抚措施所能消弭的。国民党退据台湾之后，用各种方法去抚平这道历史的伤疤，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此后数十年，省籍矛盾的阴影仍然困扰着台湾当局。“台独”分子更是不断地重翻“2·28”的旧账，以挑动台湾同胞对国民党甚至整个大陆的不满情绪。有人因仇恨国民党的暴政，呈现出来的心理反应，连国民党推行的“国语”运动都加以彻底抵制，许多人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讲台湾话而从不讲一句普通话。有人在“立法院”用台湾话骂国民党的官员们，台湾人会拍手称快。这种情绪显然带有“盲目”和“狂热”的成分。根植于“刻骨铭心”上面的“盲目”和“狂热”的心态，正是反对党所需要的“宝贵资源”。“台独”分子则正利用台湾人的这种情绪，大搞“台独”分裂活动。“台独”分子不断宣称，“国民党从大陆过来压迫台湾人，中共也是大陆人，他们的‘兄弟’，都不是‘好东西’”，不断利用岛内的省籍矛盾来煽动台湾“独立”！
在台湾生活几十年的蒋经国对台湾同胞的这种“情绪”，始终很不理解。蒋认为他在台湾搞了那么多改革，可台湾人还那么反对他而感苦恼。他虽然说“我也是台湾人”，想借此来缓解“省籍”矛盾，但是台湾同胞仇恨国民党政权的心态一点也没有减少。“2·28事件”真相依然迷雾重重，台湾人民的悲愤仍未平息此后，“台湾进入一段很长的政治冬天”，台湾同胞与国民党当局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与隔阂，给当代台湾政治生活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所以“2·28事件”是台湾当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所造成的“二二八情结”，至今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仍然有一定影响。台湾学者王晓波说过：“我愈发觉得‘2·28事件’这一死结非要解开不可，否则永远成为台胞心灵深处的隐痛及阴谋者煽动的口实和利用的条件”。
第二章 人民的噩梦
“白色恐怖”席卷全岛（1）
国民党逃台之初，党政系统瓦解，经济恶化，人心骚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权为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统治，确保孤岛偏安，在台湾大搞恐怖、专制统治，并由此拉开了50年代“白色恐怖”之序幕。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的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先例。
为了让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合法化，早在1948年4月18日，国民党当局就通过了由王世杰等700多名“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提案，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或第43条（发布紧急命令依照的程序）所规定程序之限制”。“临时条款”通过才半个月，蒋介石便签发了《全国动员戡乱案》。
5月19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零时起实行全省戒严，除基隆、高雄、马公3个港口在警备司令监护下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该戒严令还规定：（一）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其他各市除必要时，暂不宵禁。（二）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12时前停止营业。（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四）出入境旅客，均需登记手续，接受出入境检查。（五）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行动。（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七）严禁人民携带武器或危险物品。（八）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该“戒严令”宣布有下列行为者处死刑：造谣惑众者，聚众暴动者，扰乱金融者，抢掠财物者，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鼓动学潮、公然煽动他人犯罪者，破坏交通通讯器材者，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器煤气事业者，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险者，未经允许持有枪弹及爆炸物者。按照“戒严法”的规定，1946年由“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中保障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十之八九被冻结，人民的人身自由，居住及迁徙的自由，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秘密通讯的自由、集会及结社的自由，以及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请愿、诉愿及诉讼权，非现役军人不受军法审判等等，都已无从提起。
在颁布“戒严令”之后，国民党当局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戡乱法”、“戡乱时检肃匪谍联保连坐办法”、“戡乱时期检索匪谍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台湾省戒严期间报纸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工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达100多种。这林林总总的“非常时期”法律，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权力大大扩充了，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获得了不少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状态处分权”、“连选连任权”以及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戡乱大政方针”、调整“中央政府”机构的组织与人事，并在维持原有“中央民意代表”职务终身不变的基础上，继续充实所谓“中央民意机构”等等。另一方面，台湾人民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生活自由被剥夺得越来越少，台湾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冠以违反“XX管制办法”，依据“XX惩戒法令”，或扣上一顶“私通共匪”的红帽子而遭到惩处。
此外，国民党当局还对所有宣传工具实行严加管制，通过制定“出版法”，以限制新闻、出版的自由。自1951年起，规定不再进行新报纸的登记，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的30多年间，全岛只有29家报纸。在“报禁”之下，岛内再无不同声音。
配合“戒严法”的实施，国民党当局在岛内实施特务统治，并且由蒋经国亲自主持，用以对付逃台之初的乱局和民众的不满。
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主导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彭孟缉等人为委员，由唐纵任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后，又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缉任主任委员。该机构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情机构。不久，“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一手操持，并接管“台情会”，蒋经国掌握了统治各门派情治机构的权力。至此，蒋介石原先在大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已失去作用。“中统”改为“法务部调查局”，“军统”演化为“国防部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统归蒋经国手下。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情治单位的工作范围加以明确：“法务部调查局”以负责进行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和漏税为主；“国防部情报局”以负责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情治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为主。与此同时，蒋氏父子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社会、海外青年等各部门协同情治单位工作。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白色恐怖”席卷全岛（2）
当时台湾特务之多已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中统”和“军统”悉数搬到台湾。原来只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各军种、兵种的第二处即（情报处），此时也插手搞社会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抓人、办人。在有限的台湾岛，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为了加强控制，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七大特工系统中，仅就警察系统而言，其规模、权限就到了惊人的程度。全岛有10万多名警察，分属于台湾省警务处、20个县市警察局、87个分局、187个分驻所、12698个派出所、5027个警勤区，警察网遍布岛内各个角落。加上另外六大系统的特工人员，台湾人民随时随地处于警察和特务的监控之中。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工已达5万人之多。警察、特务和各类情治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之高、网点之密，恐怕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
特务组织不仅负责查办包括共产党地下组织、“亲共分子”、“台独分子”等“政治犯”，而且负责文化检审，有权查禁书报。在经济领域，特务拥有经济管制的大权，凡有买卖金银外汇或私下贷款者，一律以“扰乱金融罪”逮捕。特务组织的各大门派，为了邀功争赏，无事生非，滥抓滥捕，屈打成招，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更恶劣的是，由于台湾当局对特务破案有重赏，有些特务便故意引人犯罪，即当教唆犯，又当执法者，做无本发财的买卖。台湾当局规定，凡破获经济案件，告密者可得赃款30％，破案单位可得35％。于是很多特务便装成犯罪分子，如开设地下钱庄、设立赌场，或假装有外汇要抛售等，引人上钩，一旦有人落入圈套，该特务所在部门马上出面逮捕。因为告密者和破案者同出一门，落网者的赃款立即有65％落入特务之手。台湾的特务机构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在台湾一手遮天。
据有关材料披露，到1958年春，台湾官方宣布的颠覆案已达311320件。被捕、被传讯和受到调查者超过130万人，而当时台湾的全部人口还不到1000万人。
国民党当局逃台后，在“汉贼不两立”的观念下，更加仇视共产党，并冠之以“匪”，在岛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
为把台湾的思想文化纳入“反共”轨道，蒋介石发起“文化改造运动”，发表一系列“反共抗俄”文章，打着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攻击马列主义。在学校、军队中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倡导“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在高中高职以上学校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实施“反共抗俄”思想教育。狂热的“反共”文化宣传遍及全岛，弥漫社会一切领域。在文学领域，国民党提倡“反共文学”、“战斗文艺”。为配合“反共”宣传，国民党当局还制造了一系列的“共谍案”，制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对立面。
为了使“保密防谍”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台“行政院”颁布了《反共保民总体战纲要》。纲要规定动员全岛的人力和物力，实施各种反共战略。纲要还规定，台湾公民必须宣誓：“我自己绝不通匪，并不容他人通匪，如违反此誓言，愿受民众大会制裁。”4月14日，台湾“立法院”修订了“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扩大惩处范围，加重惩处标准，扩大军、警、宪、特的权力。6月13日，蒋介石下令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该条例规定：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长应随时严密清查。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如发现有图谋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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