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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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福建守军和援军击溃。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当局因害怕美国与中共接触，因而蓄意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及会议之后，国民党海、空军在台湾海峡以北的浙江九洞门海域、象山海域、一江山海域，多次同解放军激战。此外，蒋军还频繁挑衅，拦截和攻击驶往大陆港口的商船，劫持正常作业的大陆渔民，共劫持祖国大陆各类船只470余艘。上述军事偷袭尽管采取“小股偷袭，以开展游击战”、“大股进攻，以占领部分地区”、“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等战术，但结果都是一样，均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后，加大了“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指出朝鲜停战后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人民日报》也于24日、25日分别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的社论，揭露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不断武装挑衅大陆，破坏公海航行自由的罪恶活动，誓言“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8月1日，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号召人民解放军准备为解放台湾而战。8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青年团、妇联等19个政党和团体联合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除蒋一人外，任何人都容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和亲人团聚，任何人都可能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这份文件，可视为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出的公开战书。　
9月3日，人民解放军炮兵猛烈轰击金门蒋军阵地，一日内落弹5000余发。9月6日，蒋军海、空军大规模出动，对厦门地区狂轰滥炸。在此前后，双方在浙江沿海之大陈岛、一江山岛海域展开激烈的岛屿争夺战。以后数月，南起广东汕头，北至浙江三门湾，在数百公里的海域和金门、马祖、大陈等重点岛屿附近，海战、空战、炮战连绵不断。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出动近30架飞机，轮番攻击蒋军在大陈岛的港口设施和炮艇。14日，蒋军大型军舰“太平号”被击沉。这两次战斗显示蒋军一度占有的海空优势已经易手。　
1954年12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周恩来总理于12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并重申“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为表示中国人民不可侮的严正立场，打击依靠外国势力与祖国为敌的蒋介石当局，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起，开始扫荡盘踞在浙江沿海岛屿上的蒋军。1月10日，人民解放军空军以数百架次飞机的空前庞大编队，轰炸大陈岛港区，炸沉摧毁蒋军舰艇多艘。同时，人民解放军海军在空军掩护下，将国民党海军驱至福建北部海区。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陆空三军向一江山岛发起猛烈进攻，击毙国民党驻军519人，俘虏567人。攻占一江山岛后，大陈岛蒋军阵地已有一半在人民解放军炮兵射程之内。面对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国民党当局向美国紧急求援。美国却以战事不在美军协防范围内加以拒绝，并称“外岛在军事上不具价值”，要求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沿海岛屿撤出，收缩兵力，固守台澎。在大陆军事压力日增及美国不愿介入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最终决定采纳美国的建议，于2月7日至9日，裹胁大陈岛居民撤往台湾。2月25日，国民党又放弃南麂列岛。到2月26日，人民解放军浙江前线部队解放了浙江省沿海包括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在内的所有被台湾当局占据的岛屿。这时，国共军事对抗的焦点已从浙江沿海岛屿转到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　　　
“反攻大陆”迷梦破灭（3）　　　
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解放，美国极为恐慌，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控制，便加紧实施“划峡而治”与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美国要求国民党放弃金门、马祖二岛，散布“金门、马祖对防卫台澎无军事价值”的观点，企图压国民党再从金门、马祖撤退，以策划和实施“台湾地位未定论”。但蒋介石从维持其“法统”地位和保持与大陆的政治联系出发，坚决反对从金门、马祖撤军，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蒋介石宣布“无金门、马祖则无台澎”，表示决不从金门、马祖撤退，为了保卫金门、马祖，“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为了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调整了对台方针，将“武力攻台”改变为“和平解放台湾”。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这一主张，并且成立相应的机构和指派专人负责这一工作。这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进入“以武力方式为主，以和平争取工作为辅”的新阶段。但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和平倡议，反而向金门、马祖增调大量部队，狂妄叫嚣“反攻大陆”。从1957年起，台湾国民党当局不仅不断极力鼓吹要以军事行动“消灭共产党侵略集团”，而且加强金门、马祖驻军，加强对大陆的海空骚扰。　
1958年8月23日，中国政府一方面为了打击美国企图制造台湾与大陆“划峡而治”的阴谋，另一方面也为了打击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大陆的骚扰活动，人民解放军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轰击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金门、马祖及其附近岛屿的军事目标和运输舰船，这就是令全世界为之震动的“八二三炮战”，它是解放军炮兵部队战史上所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炮战，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许多阵地。　
为避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冲突，美国政府故伎重演，玩起了“两个中国”的旧把戏。一方面无理要求人民解放军“放弃对金门和马祖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另一方面，强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至此，美国“划峡而治”、把台湾海峡两岸割裂开来以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暴露无遗。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就连蒋介石也坚决反对，公开表示将固守金门、马祖，“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若至紧急关头，台湾将独立与大陆作战。　
鉴于国、共两党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扩大反美统一战线的长远目标出发，决定改变先解放金门、马祖，再解放台湾的作战方针。1958年10月6日，大陆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的、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签署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指出“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建议国共双方“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文告的发表，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进入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的阶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台政策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从而赢得了台湾同胞和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大陆对美军护航的严正立场增加了蒋介石拒绝美国要求停火和撤军的资本，在杜勒斯访台要求国民党减少驻外岛兵力、并承诺不以武力打回大陆，再次玩弄“划峡而治”的把戏时，蒋介石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既不同意承诺不以武力“光复大陆”，也不同意从金门、马祖撤军，迫使美国在10月23日与台发表的“联合公报”上，声言继续合作，表示“双方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关联”。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进一步缓和海峡两岸局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于同年10月25日再次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对广大台湾军民晓以民族大义，提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反对美国人插手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揭露美国的阴谋第一步是孤立台湾，第二步是托管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希望海峡两岸中国人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绝对不容许美国的阴谋实现，并阐述了“化敌为友”、“一致对外”的具体措施，即单打双停，保证供应，以利台“长期固守”。“金门炮战”使美国妄图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恫吓、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彻底破产。　　　
“光复大陆”的挫败　　　
在“金门炮战”中遭到沉重打击的国民党当局，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拒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再发出的和谈信息，并利用60年代大陆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机加紧对大陆进行挑衅，掀起一股股“反共复国”的逆流。　
“金门炮战”遏制了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国民党当局被迫调整“反攻大陆”的不切实际的政策。进入60年代，台湾当局提出了“建设台湾、光复大陆”的指导方针，大陆政策也由过去以军事骚扰破坏为主，转变为加强政治渗透、特务潜伏、建立地下反共组织及“待机而动”的政策。　
蒋介石（左）与蒋经国（右）在雪山前的静思1958年11月23日，在台美联合发表的“蒋杜联合公报”中，国民党当局宣布原则上“放弃使用武力收复中国大陆”的立场，同意实现“重返大陆”的主要手段是实行“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12月初，蒋介石又提出“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为主、以军事为辅，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的方针。1960年9月，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所谓《反共建国纲领》；1962年11月八届五中全会又通过了所谓《光复大陆指导纲领》，主要内容均为综合军事、经济、文化各种力量，推翻新中国政权。1963年，国民党在召开的第九届代表大会上提出“反攻复国总体战”，指出“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国民党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对大陆主要进行政治作战”。国民党第九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蒋介石在大陆政策上调整军事反攻政策为政治反攻，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军事反攻的努力。　
1962年前后，不满于偏安台海一隅的蒋介石集团再次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企图趁中苏关系分裂和大陆发生自然灾害的时机进犯大陆。1961年12月25日，蒋介石对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国大代表”宣布，1962年将是“反攻成败决定年”。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声称，“我们国军对反攻作战，已经有了充分准备，随时可以开始行动”，并宣布“国民革命反攻复国的总决战即将来临，台湾和大陆反共分子共同行动的时间都已经来到了”。　
对此，中共中央本着“我们不想打，但也不怕打”的一贯原则，一方面部署军队，做好迎战的准备；另一方面，提请美国注意台湾海峡的严重局势，争取美国出面制止蒋介石的妄动。事实上，未等中国提出，美国已主动采取措施，于1962年2月6日向台湾方面提出，未经双方磋商，若由此引起紧张局势，美国将不负担任何责任。1962年5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若中华民国发动反攻大陆，涉及美国，美国已向台湾声明，在他们发动此项行动之前，应先同美国进行磋商”。6月23日，肯尼迪再次重申，如蒋方不与美磋商便擅自行动，将危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由于美国一再反对，更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冒险企图成为泡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台湾当局自然想加以利用，“反攻大陆”的呼声再度高涨，继续加强对大陆的各种偷渡、空降、派遣特务等活动。台湾当局向美国提出建议，以武力支持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行动或者是蒋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但条件是作战胜利后，美国必须支持蒋军乘胜北上，打回大陆，但美国婉言拒绝。美国之所以一再阻挠台湾当局反攻，除了害怕由此会导致世界战略格局的巨变及让美国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外，更重要的是它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特别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苏联的驯服工具，因此萌生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并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　
在美国的反对下，尤其在大陆的沉重反击下，绝大多数国民党人均已明白“反攻”的支票永远兑现不了，蒋介石也感到再唱这个调子等于是自我讽刺，于是渐渐地在内部讲话、会议文件、公开文告以及报纸宣传中收起“反攻”，代之以“光复”，将原来高唱入云的“军事第一，反攻第一”的调子降低为“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在1969年3月间举行的第十届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积极策进光复大陆案》，提出了“光复大陆的基本目标”，“光复大陆的策进方针”及“光复大陆的行动纲领”。其中基本精神为：一是鼓吹对大陆进行思想战，妄图和平演变大陆。蒋介石声称要“以文化战、思想战、政治战来配合军事战”。而“反毛、反共的战争，以文化为前提，以思想为中心，以人心为制胜的枢纽”。二是声称要“鼓舞反共思潮，挑起群众反对中国共产党，要求在大陆的特务利用‘文革’动乱，结合大陆群众，作为敌后组织的外围”。　
此外，国民党当局还以台湾的“安全”为名，防范所谓的“共谍渗透”，封锁海峡，禁止两岸间任何形式地往来。如两岸间的探亲和经济、文化、科技、人员交流都处于禁止状态，甚至通过香港、澳门和海外的两岸间交流也被严格禁止。同时，蒋介石还在岛内进行了大量的“反共”、“仇共”、“灭共”宣传，丑化祖国大陆的一切。在台湾人民的心目中，祖国大陆成了恐怖的“匪区”，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误解日深，大大加深了两岸间的敌意。　　　
“法统”危机釜底抽薪（1）　　　
在“反共复国”无望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开始了在台湾的特殊治理。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法理”依据即在于“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按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台湾人民自然有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义务。因而维持“国民党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正统”政府、以“中央政府”自居非常重要。如果“法统”中断，则为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准备了一件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中华民国”早已被中国人民革命推翻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但是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一种扭曲的状态延续了下来。1949年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残余势力在美国的扶持下，仍然冠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维持着一整套的统治架构。在国际上，从1949年到1971年以前的20多年间，台湾当局和60多个国家建立有正式“外交关系”，占全世界国家总数蒋介石在思考国民党的在台统治与未来的近一半，并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占据着联合国的席位。　
国民党当局自认为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统治“法统”，是继承了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及其尔后的广东和武汉政府，是根据所谓的“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及其附属条例“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依法治理。一句话，是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延续。除此之外，国民党当局据以作为“法统”象征的，是三个由大陆搬去的“中央民意机构”——“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为了维护“法统”象征于不坠，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数十年中，除坚持以包括“临时条款”在内的“中华民国宪法”作为实施其统治的最高法律依据外，还坚持不全面改选“中央民意机构”，以保持其政权的“正统代表性”。　
所谓“临时条款”，即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为发动反共内战而授意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补充条款”，其主要内容为：“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或第43条（发布紧急命令依照的程序）所规定程序之限制”。1949年5月，国民党台湾省政府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借口“紧急状态”、“动员戡乱”的需要，在台湾全省颁行“戒严令”，对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出入境等基本权利全面实行军事管制。　
国民党逃台之后，为了“反攻大陆”特别是维持其“中华民国法统”，“临时条款”不仅未能在短期内终止，反而授权“国民代表大会”先后四次修订“临时条款”（1960年2月，1966年2月，1966年3月，1972年2月），增加了以下主要内容：（1）赋予“总统”、“副总统”连选连任的权力，不受“宪法”规定只能连选连任一次的限制；（2）赋予“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办法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但规定“总统”对于创制案或复决案认为有必要时，可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临时讨论；（3）授权“总统”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之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4）授权“总统”适应需要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与人事机构及其组织，并“订颁办法，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总之，四次修订实际是通过“国民代表大会”修宪的形式进一步强化国民党当局在台的独裁专制统治，确立蒋氏父子两代“总统”终身制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修订后的“临时条款”，完全凌驾于“宪法”之上，成为具有最高统治效力的“太上宪法”。实际是赋予蒋介石个人不受约束的独裁权力。　
以“临时条款”为根本法，以“国家总动员法”和“戒严法”等为基本架构，国民党当局先后制定、修订了多达数百个涉及“反共戡乱”的法律（令），建立起一整套敌视大陆、限制台湾人民合法权利的“非常时期”统治体系。“临时条款”名曰“临时”，然实际实施长达43年之久，世所罕见。　
为了维持所谓“法统”，也就无法进行“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陈代谢。按照其“宪法”，“立法委员”任期3年、“国大代表”和“监察委员”任期6年。至1951年，第一届“立法委员”的任期已满，依法应进行改选。但若真的进行改选，只能在台湾选出无法具备全国代表性的第二届“立法委员”，国民党的“法统”就立即宣告中断，其所谓的“中央政府”也就无“中央”可言。最后决定采用“保守疗法”，由“行政院”通过决议，请蒋介石以“总统”名义核准，再由蒋出面商请“立法院”，请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立法权”一年。这种被讥笑为“自己同意自己再干下去”的丑剧，在1952、1953年都依同样的程序重演了一次。但到1954年，“国大代表”、“监察委员”以及由“国大代表”选举产生的“总统”的任期都将到期，为了找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国民党当局绞尽脑汁，想出了在“宪法”中抠字眼的主意。“宪法”第28条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这“次届”二字，就有文章可做。换言之，如果次届召开不了，则本届代表就永远在任。这种断章取义、自欺欺人的方案被蒋介石同意采用。1953年10月5日，“司法院长”王宠惠对记者发表讲话，称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期必须至下届“国大代表”产生后才能宣告结束，因第二届“国大代表”无法产生，故第一届“国大代表”自无所谓任期之延长。于是，第一届“国大代表”就成为“终身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任期也如法炮制。从而使三个“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任期得以无限期延长，形成世人所讥的“万年国会”。　　　
“法统”危机釜底抽薪（2）　　　
解决了“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问题还不够，还要解决“法定多数”的问题，才能真正保住“法统”。按“宪法”的实施程序，“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法定名额分别为3045人、733人和233人。这些机构开会，出席者必须超过半数才能开议，“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必须超过半数，即必须有1523人出席方为有效，“国民代表大会”要修改“宪法”则必须有2/3以上代表出席，有出席代表的3/4之决议才算有效。　
1948年实际选出的“国大代表”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