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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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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新政”（2）
确切地说，蒋经国的“新政”并非坏事，但在陋习太深的台湾政坛，弊政难以根除，致使行政革新的动机与效果相差太大。
与蒋经国“新政”同时相伴的是社会议政运动的兴起。岛内社会议政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钓鱼岛事件”。1971年6月17日，美国私下把中国领土——共有8个小岛组成、面积为6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归还日本。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引起了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和政府强烈抗议这一无耻行径。台湾当局也让“外交部”出面，指出钓鱼岛属于中国。
台湾各高校学生组织了“保卫钓鱼岛委员会”，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向美国“大使”递交抗议书。在美国和海外的华人、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保钓委员会”，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保卫祖国领土。
发生在岛内的这一场保钓运动，很快变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大学》杂志在这过程中起到了号召和引路的作用，《大学》杂志的呼吁在大学校园首先得到响应，大学生走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在社会上刮起一股政治冲击波。1972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续6台湾人民掀起保钓爱国运动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长文，全面封杀民主运动。1973年2月17日又逮捕了台湾大学教师陈鼓应、王晓群情激愤的保钓爱国运动波及学生钱永祥、卢正邦等人，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在上年12月4日组织过“民族主义座谈会”，为大陆宣传统战。
一批以新生代为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调整策略，重新投入民主改革运动，酝酿、发动第二次为社会政治改革造舆论的高潮。1975年8月，张俊宏任总编辑、黄信介为发行人、康宁祥为社长、姚嘉文为法律顾问的《台湾政论》创刊。他们顶住政治高压，以此为阵地展开批判国民党专制运动，很快在台北和全岛得到响应。不久，台湾当局见《台湾政论》发表的直接点名批评蒋经国、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吁，立即下手。当局的结论是《台湾政论》“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情节严重”，杂志被查封。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对党外运动起到刺激和推动的作用，特别是许多社会议政积极分子成为党外运动的骨干。
蒋经国“政治新政”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允许“党外势力”的存在。党外势力是在台湾特定政治条件下产生的政治势力，在过去长达20余年的过程中，一直是处于有活动无组织、有声音无力量的状态。
国民党到台湾后的首次岛内选举，是1950年7月开始举行的县市议员选举。以后又开放了县市长选举、省市议员选举，此外还有乡镇长选举、乡镇市民代表选举、村里长选举。从1972年起即实行“增额立法委员”等“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保钓运动”开始的舆论部分开放一起，为“党外人士”的崛起、议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舞台。台湾的政治反对派，自70年代中期起被称为“党外势力”。它的出现，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断产生重大冲击。
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及地方性选举的有限活动范围，政治反对派在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前20年间，一直没有形成像样的政治集团。在热闹一时的《自由中国》和“雷震事件”时期，台湾政坛形成的一股反对派势力，成为党外势力的早期代表。主要人物除雷震、胡适之外，还有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李源栈、郭国基、郭雨新等台籍人士。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作为台湾第二代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康宁祥、黄信介等人，在“立法院”有“变相终身立法委员”费希平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新的全岛性“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完成了党外运动的新老过渡，即以日本投降后由南京政府派到台湾接收的台籍人士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去台后的第一代政治反对派，向以民进党活跃人物为代表的第三代党外势力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表现在中心人物的不同上，也表现在斗争形式、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各方面。
70年代以后的第三代以新生代为主的党外势力开始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许信良、江鹏坚、姚嘉文、施明德、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张俊宏以及游锡堃、苏贞昌、陈定南、卢修一等。
第二、三代党外势力的工作重心，是通过扩大参选范围，把竞选场合当成揭露、批判国民党的主要战场，把助选活动当成扩大党外影响和发展党外实力的机会，把获选的席位作为打击国民党最有力的武器，并开始把竞选提高到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斗争的高度。
“中坜事件”的爆发（1）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当年的桃园县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有二人：一位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官员欧宪瑜，一位是党外活跃分子许信良。许信良的参选行动得到了党外的喝彩，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党外人士张德铭、黄玉娇、吕秀莲等人利用各自的势力为其助选，林正杰、许国泰、林清松、邱垂贞等活跃分子也为其活动。
欧宪瑜，桃园县人，父亲是本县的警察，本人是县政府社会科科长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桃园情报站站长，深受当地国民党党部和省党部的信任。这位出身于臭名昭著的特工部门的候选人，且不论人品如何，他的政治背景就会失去大量选票。
双方势不两立，剑拔弩张。选情对国民党一方不利。道理很简单，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已成为当时台湾不少民众的爱好，当局说好的民众偏不说好，对国民党的仇视当然转移到国民党籍候选人身上。国民党籍候选人想赢，民众偏要让你输。
11月19日，星期六。正逢五项地方选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需要选出1318个职位，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
清晨，中坜国民小学校长兼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本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77岁的钟顺玉和71岁的夫人邱涂菊，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来了。范姜新林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则跟随而来，称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以造成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
此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经发作，就难以收拾和控制。下午4时，愤怒的群众、赶来支持的大学生和围观者已把警察局团团围住。晚７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冲进警察局院内，8辆警车、60辆摩托车被点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从消防车上取出汽油，浇向中坜警察分局楼下的派出所，放火烧房子。部分民众冲上二楼的指挥中心，警察从后门撤退。10时，军队开进现场，群众继续对峙。到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以超过欧宪瑜8万票当选的消息后，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中坜事件”，引起党外势力对今后斗争方式的思考，出现两种不同的方针。一是温和派，认为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应当慎用中坜式的“街头斗争”手段。温和派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为代表。一是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今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激进派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这是党外运动第一次出现重大斗争路线分裂，康宁祥系以后逐渐成为党外势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6席。以后党外势力在较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30％的选票防线”。在以上选举中，要数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三人不同凡响，这是第三代党外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开始进入选举圈，并第一次取得数人同时当选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和在任内的高层次问政议政，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热情。1978年以后，台湾开始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被视为“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关键”的1977年地方选举的胜利，以及“中坜抗议”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党外势力。为迎接1978年底进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方面挟上年公职人员选举获胜的余威，乘“中坜事件”以后高涨的群众情绪，以新的姿态全面投入新的选战。
此次选举，共有78个“增额国民大会代表”席位、97个“增额立法委员”席位、32个“增额监察委员”席位让各界人士竞争。党外势力颇有信心，意在夺取更多的席位。他们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岛性的“党外人士助选团”，全面统筹安排参选、助选事项，以组成最能吸引选民的竞选阵容，排出最能吸引选民的助选活动，对付不同选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
1978年11月18日，还未正式成立的助选团公布了党外的《12项共同政见》，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等，可以说是集历年来党外势力提出的政治主张之大成。
“中坜事件”的爆发（2）
11月24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成立。康宁祥出任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由施明德任执行秘书兼发言人。在“助选团”的总策划下，党外候选人发动了凌厉的文宣攻势。
正当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闹得热火朝天、志在必得之际，接连出现几件与“助选团”有关的大事，给“助选团”的活动压来片片乌云。
“中山堂事件”。12月5日，“党外人士助选团”在台北中山堂召开大型座谈会，由黄信介、姚嘉文、黄玉娇主持，由康宁祥、张俊宏做专题讲演。会中唱“国歌”时，司仪别有用心地提议，将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改为“三民主义，吾民所宗”，引起前来观阵的国民党人士劳政武带头起来抗议，争吵后双方大打出手，此事即为“中山堂事件”。自此以后，台湾党外集会，便不再有唱“国歌”的仪式。这种明显地把政见之争赋予“台独”色彩的举动，既是有违台湾民意的，也是作为政治人物所应忌讳的。
“停止选举事件”。12月16日，在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赴美访问敲定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事，并且中美两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为此，刚任“总统”半年的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熙宣布，中美建交已使台湾进入非正常时期，一切群众性游行、集会一律禁止。停止选举，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就是如果此次选举如期进行，国民党的失败将超过历届选举，趁机先停止选举再说。
“‘国是声明’事件”。对于停止“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一事，党外表示强烈抗议。在蒋经国三项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当天，各党外重要人士在“助选团”总部经过紧急磋商，联名签署《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声明指出中美关系解冻和恢复已有６年余，现今卡特总统关于中美建交的声明对台湾的生存并无立即而直接的影响，要求从速恢复本年度应该进行的选举。12月25日，党外势力原定在国宾饭店举行的“国是座谈会”在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后，又在“助选团”总部集会，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陈菊、林义雄等50余人，共同签署“国是声明”，再次重复了12项共同政见。由上可见，“助选团”与政党只是名称上和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却是为“戒严令”所不允许的。所以说“助选团”的出现，证明党外势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经显得成熟起来。
“余登发被捕事件”。余登发于1947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51年，在台湾第一次地方选举中当选为高雄县县长。经过长期经营，余家已成为高雄县黑、白两大地方派系中的黑派首领。在余家中，还出了一位女强人、党外重量级人士余陈月英（余登发儿媳）。迎接1978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助选团”成立时，余登发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党外人士为抗议当局取消选举，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其中之一是决定在1979年1月29日，从台北出发作环岛性的“拜年活动”，沿途散发“国是声明”。2月1日，再到高雄余家举行“党外大会餐”，预计到时有近千名党外人士参加。岂料在1月21日，余登发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不久被判处8年徒刑，同时被捕的儿子余瑞言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1月30日，黄信介宣布：“关心余登发父子被捕委员会”已更名“台湾人权委员会”，黄自己为主任委员，施明德为总干事。
党外刊物查禁事件。党外势力在准备原定的3项选举中，除成立“助选团”这一松散政团以外，在宣传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利用《夏潮》、《这一代》等刊物，利用竞选传单和大字报、小册子，大搞文宣攻势。陈鼓应还在台湾大学门前的竞选总部旁竖起一道“民主墙”，专贴党外人士所写的宣传政治主张的大字报。另一位国民党籍人士则在民主墙旁边竖起一道“爱国墙”，进行大字报论战。所以1978年的选举期，被称之为“台北之春”。选举停止后，党外人士又开始投入创办、宣传政治改革与言论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丽岛》、《鼓声》、《春风》等党外著名杂志先后创刊。蒋经国和国民党统治集团里的许多人都已看到了杂志在党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为此在1979年1月27日，《夏潮》杂志被勒令停刊。1979年3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恢复已停止一年的杂志登记。14日又核定“出版法施行细则修正案”，规定凡出版品记载违反基本“国策”、破坏团结、动摇人心或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处理外，还要送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并且对《潮流》、《富堡之声》采取行动，予以查封。后者的社长洪志良，则以“涉嫌潜赴大陆会晤共干”罪被“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并被判刑５年。此时，风声越来越紧，台湾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觉到，随着余登发的被捕和杂志被查禁事件的不断发生，国民党的政治大整肃即将开始。
《美丽岛》风暴（1）
《美丽岛》杂志创办于1979年8月16日，发行人是黄信介，社长是许信良，副社长是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是张俊宏，总经理是施明德，由姚嘉文、林义雄、黄天福、吕秀莲、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宁祥、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等61人为社务委员。主要编撰人员有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等70多人。台湾知名的党外人士几乎均名列其中，杂志社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美丽岛》一成立，党外人士马上利用这一块阵地，进行了三大活动。
一是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发展关系。是年9月3日，康宁祥、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等党外重要人物，通过台湾地方势力的元老吴三连，出面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关中和“立法委员”梁肃戎“餐叙”，作陪的还有费希平、沈君山、杨国枢、胡佛等人。双方探讨新形势下的民主问题。关中在另一场合还说，国民党“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敌人，对于岛内的非国民党人士，政府愿意加强联系，对于少数偏激不满的人，政府也将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化解。”在此前后，党外人士还两次与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朱坚章举办政治座谈会。
二是聚集党外活跃分子。《美丽岛》的创办，把党外势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批党外人士成为刊物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当时在台湾政坛和政论界稍有名气的党外行动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内，这在党外办刊史上是第一次。杂志社还通过设在台湾各地的20多个办事处，及时互通信息，统一安排党外活动，处理党外日常事务，这在党外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难怪当时人们已称其为“没有党名的党”。
三是批判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行为。再看杂志的内容，观点鲜明，立场坚定，集党外多年来所有政治观点和主张之大成，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如9月8日出版的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称：“国民党政府应以最大的诚意与罪己悔过的心情，与1800万同胞共同担当起适应变局的责任，以挽救人民对其道德怀疑的信任危机，……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更加倚赖特务为统治工具。”当然，《美丽岛》最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并非是因为该刊对当局的批评，而是其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对抗。
《美丽岛》成立时间不长，可它的动作已成为全台湾注视的焦点，惊动了蒋经国。《美丽岛》很快就成为蒋经国打击的头号目标，台湾全岛也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志在必胜与一方志在抗争到底的对立气氛之中。
1979年11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年纪念日”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深受国民党牢狱之苦、富有好斗性的施明德和以往一样，再次被选为总指挥。另一党外大老黄信介则被推为大会主持人。根据5人以上集会需要警察局批准的规定，大会筹备组的陈菊和周平德，向管辖杂志社高雄服务处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请时间在12月10日下午6时至11时之间、地点为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参加人数为3万人的集会游行。既有人权敏感问题，又是参加人数空前，警察局予以驳回。
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天，党外和当局已经有过几次小的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只等最后一搏。12月10日下午7时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挥下，与会者高举火把，高喊“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反对特务统治！”、“打倒暴力集团！”、“人民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人人经济平等”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很快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2点半，杂志社门前的军警和民众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复了平静。
在这次事件中，《美丽岛》杂志方面有40多人受伤，当局方面有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有宪兵47人，警察16人。自第三天凌晨起，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在全岛范围搜捕与“美丽岛事件”有关的党外人士。
自12月13日开始行动，到次年2月1日，“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宣布，共逮捕152人，其中55人交保释放，40人交保候传，在押61人。“涉嫌叛乱”的有53人，他们是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王拓、林义雄、周平德、纪万生、张富忠、苏秋镇、杨青矗、陈忠信、邱奕彬、邱垂贞、施明德等。涉嫌藏匿人犯的8人是许晴富、张温鹰、吴文、林文珍等。以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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