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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红颜知已赵四小姐-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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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么办呢？”她看见张学良站在阳光下凝视她，似在等候她的意见。
赵一荻冷笑：“怎么办？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当然不可能给张捷迁回信。再说，即便我们有通信的自由，又能对他们说什么呢？”
赵一荻看出张学良也在为如何回复张捷迁的信苦恼着。后来，她想了想说：“汉卿，你又何必如此煞费苦心呢？不如就让李队长把意见转达给当局，就让他们代为作复好了！”
张学良感到赵一荻的意见不无道理，就对李队长说：“如何回复，我们都没有意见，就请当局代我们处理好了！”
正是因为张学良巧妙地推掉了这一棘手的事情，所以，几天之后，就有了那封以张学良名义发往美国的信件。通过所谓“北美联络处”转寄给在纽约张捷迁等人，婉拒了去美国访问的邀请。
又过了一段时间，赵一荻和张学良还惦记着纽约东大校友会的人们，不知道张捷迁接到他的“复信”后，究竟是什么态度。可是，忽然有一天，李队长神色又悄悄走进她们的住室，颇为神秘地对她们说：“张先生，夫人，李先生准备在官邸里接见你们，请两位准备好，今天晚上准时去李家！”
这件事对赵一荻更是难上加难。张学良对李某人的忽然召见也甚为不解。尽管发生了东大旅美校友会呼吁给他们自由的事情，但是，他和赵一荻在蒋经国故去以后，并没有向当局提出任何要求。新上台的李某人为什么忽然要召见他呢？
“时间快要到了，还是去吧！”赵一荻还坐在那树荫下想着是否前往李氏官邸，可她发现李队长已在那里催促了。张学良左右为难，赵一荻想想她们目前的处境，情知无法谢绝，就只好站起身来。她看见附近已经等候几辆小轿车了，新上任的特务队李队长已经几次过来发出催促了。
赵一荻和张学良迟疑不语。她心里还想着士林凯歌教堂里的神学课，晚风中飘来一阵阵铿然的钟鸣声。她知道刚上台的李某人所以礼贤下士地请她们去官邸见面，与其说依基督教徒的身份与她们茶叙，不如说迫于海内外越来越大的民主呼声。他通过召见张学良夫妇，好向台湾和东南亚，甚至向美国那些呼吁给她们以自由的东大学生们作出一个欺人的姿态。
赵一荻知道今天李某人召见她们，可能是一个新阴谋。自从台湾当局3月9日以张学良私人名义，用电报谢绝东大旅美校友会的赴美邀请以后，当权者们自以为从此了却了一桩棘手之事。不料在3月中旬的一天，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又刊载出东北大学旅美校友会的《声明》。
这份英文《声明》上写道：既然他们的老校长张学良在台北已经真正恢复了自由，只是因为张学良的身体健康状况不隹，难于赴美赴会。那么，为了让广大在美国的东北大学校友真正见识到张学良在台已恢复了自由。东大校友会决定派出张捷迁夫妇、李圣炎夫妇、陆克难夫妇，近日携录相设备专程由美国飞赴台湾。他们要面对面地与老校长对话。同时拍摄下张学良夫妇的近况，如果台湾当局当真已经给张学良夫妇的人身自由，那就不应该拒绝张捷迁等三对夫妇到台北来探望他们日思夜想的老校长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厉害！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赵一荻在复兴岗家里收到哥哥国栋从西雅图寄给来的几张报纸，她看后交给张学良，说：“汉卿你看，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啊，倒要看他们怎么处理。”
张学良匆匆看了几张美国报纸同时刊载的《声明》，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他悄悄对赵一荻说：“绮霞，这确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甚至比前次邀请我们到美国去更让当局难以应付。因为就我们目前的状况来看，身体的原因根本就不能影响我们去美国。谁都知道，我自从1959年被蒋解除管束以后，身边始终有警卫严加看护，这期间我们虽然有一点自由，也不外是听戏、下酒馆、去兰花市场和与张群、张大千那些人去打茶围。但是更大的自由是没有的，更不用说让我们到美国去了。如果张捷迁他们真来了，一切虚假的谎话，都会不攻自破，他们又该如何应付呢？”
第四卷 冬第二章 美国狂飙（7）
赵一荻也感到振奋，她说：“更让他们恼火的是，张捷迁这些人不但要来台北，还想带什么录相设备。他们这样一闹，恐怕真要把我们的现状曝光了。到那时候，他们民主自由的假宣传，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子吗？”
张学良沉吟说：“张捷迁等人虽在海外报刊上发表了《声明》，但是他们并不一定真到台湾来。因为只要当局拒绝为他们三对夫妇签证，他们是飞不到台北的。我想张捷迁之所以
如此，也是一种施压啊。张捷迁是希望通过国际媒介来给他们施加压力。”
赵一荻听了张学良的分折，心绪更加兴奋。道：“那么，他们究竟如何来应付此事？
莫非以沉默就能对付张捷迁吗？”
张学良沉吟说：“沉默当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这些东北大学的学生，还会继续利用美国媒体来制造台湾不民主的舆论，那样反而对他们十分不利。”
赵一荻说：“依我看，他们还会像前次那样，以你张学良的名义发封电报拒绝！”张学良却摇摇头说：“不会，这次他们不能再采取发电报的办法了。因为张捷迁等人此次的舆论造势太大，不但美国及其它的媒介都有刊载了他们的《声明》，而且台湾的媒体也纷纷转载这一消息。因此，以我张学良的名义给张捷迁复电，已经不是办法了。”
赵一荻恍然大悟：“你是说，当局必须要以公开的答复才行，否则难以消除影响。”张学良深谋远虑地点了点头，赵一荻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果然不出张学良的所料，李队长又把一封用中文拟好的《意见》，送到了张学良的面前，李说：“张先生，这是上面代您写的一份意见，如果张先生同意，就请找人修改一下，然后在报上公布出去。”
赵一荻看了，如有所料地冷笑了。
3月25日，台湾各大报刊都刊载了由张学良口授、由夫人赵一荻记录的《张学良声明》：
学良迁居台湾以后，平时生活简单宁静。与内子莳花、饲鱼、读书，怡然自乐，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近来社会各方对良颇表关怀，至为感激。但评论所道，不无失实。良为保持一贯之平静，雅不欲有所多言，无奈连日造访寒舍人士，络绎不绝。使良失去居家安宁，不得不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二、良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或接受采访，务恳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三、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8节所说：“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14节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杆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以上各点均糸出自肺腑，敬请惠谅。
张学良
1977年3月25日
现在，赵一荻更加困惑不安了。她不知道当局又在搞什么新的名堂。当她看见特务队李队长正将一辆小轿车向她们开过来时，心情更加紧张起来了。赵一荻知道有人又在利用她们，在搞假民主真自由的伎俩了。
张捷迁愤然发表营救少帅的公开信
一辆德国“奔驰”轿车疾驰在花园般的城市华盛顿那平坦笔直的柏油公路上。
驾驶车的是张捷迁教授的夫人张素坤女士。她的头发也已花白，但精神奕奕，端庄而文雅。张素坤透过车窗凝望着即便在12月的严冬时节里，路边仍然是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她的心中难免有几分感慨，因为在这个季节里在她的祖国还是漫天飞雪，奇寒逼人；而美国的华府却是温暖如春。张素坤是12月初与她的丈夫张捷迁一同由纽约飞到华府来的。
昨天1988年12月10日，她与张捷迁一齐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盛大集会那是由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主办、由东北文化教育基金会、全美华人协会、美京华人各界联合会和北美20世纪史学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张学良全面自由研讨会”。
今天，也就是12月12日，她还将陪同张捷迁参加在华府所举行的另一个盛大的华人集会“西安事变52周年纪念会”。
张素坤头也不回地说：“捷迁，昨天的研讨会开得很是成功，那么多华人学者的发言真是令人感动！……”
“何止是令人感动？简直可以说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热泪沾襟啊！”张捷迁将那架金丝眼镜正了正，他那双睿智的眼睛透过车窗，漫无目的的浏览着那幢高达五百多米的华盛顿纪念塔。多次来到华盛顿的张捷迁每次当他的轿车经过华盛顿纪念大道的时候，都不忘去向那隐藏现在绿柳与飞花之中的危危巨塔瞟上一眼。因为张捷迁知道华盛顿与纽约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于：整座绿茵茵花园城市之中，除了这座华盛顿纪念塔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处超过500米的建筑。即便白宫和国会山庄也罢，它们的高度都不许超过华盛顿纪念塔。夫人的话使得张捷迁思绪又回到近年来他所格外关注的张学良夫妇的自由问题上来。
“老校长的那个公开声明，使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他迫不得已的官方代言啊！”说话的是东大校友会秘书长李圣炎。那是今年春天东大在美校友会于华盛顿举行建校65周年纪念活动时，张捷迁与李圣炎在面前的华盛顿大道边碧绿草坪上漫步时，他以激愤的语气对他说。
第四卷 冬第二章 美国狂飙（8）
“圣炎，我也有同感。”张捷迁在草坪上驻足，伫立在和煦的阳光下，他仰望着华盛顿纪念塔上那座精工缕刻的华盛顿铜像，心海里百感交集。
那是因为他与所有东大校友营救老校长张学良的计划失败了，早春二月时他们在纽约城里的几次聚会，都因为以李某人为首的台湾当局的倒行逆施，校友们酝酿尽快使张学良恢复自由的设想一一化作泡影。
他们发往台北的电报，信函和在美国报纸上所发表的声明，那么多的努力都受到台湾的冷遇。特别令张捷迁和李圣炎震惊的是，3月25日张学良通过台湾“中央社”所发出的“公开信”，更加清楚地表明张学良现在并没有什么自由。
张捷迁的胸臆间顿时燃起一股怒火，他说：“你还记得60年代初，台湾情报机关所办的一份刊物上，刊载了一篇署名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吗？勿庸讳言，从文章的语气和文笔上，一眼就看出是老校长的文笔。可是那《忏悔录》中的许多内容都不可能代表老校长的思想。也难怪后来有人评说，《西安事变忏悔录》是蒋某人的刺刀下逼出来。既然60年代老校长能违心地写出那个什么《忏悔录》，那么现在他为什么不能在台湾当局的威胁下再写出一份违心的《公开信》呢？”
李圣炎搀扶着张捷迁沿着绿草坪间的一条小路，向那座高耸的华盛顿纪念塔走来。他说：“台湾当局实在太不明智，如今已经是80年代了。谁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在1936年下的一道‘管束’圣旨，一下子耗去了老校长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现在他已是87岁的老人了，一个囚禁了整整52年的老人，莫非他还能够成为什么人的威胁吗？况且老蒋早就死去，小蒋新近也病逝，李某人有什么必要继续执行老蒋生前的意志，不将自由还给老校长和他的夫人呢？”
“这就叫国民党的民主和自由啊！”张捷迁激动地说，“我是不将张学良夫妇从幽禁中解脱出来就誓不罢休的人！圣炎，前几次我们的电报、信件，都没有发挥作用，可是我不灰心。我准备近日就给李某人、宋美龄和俞国华三人，再写一封信。不过这封信不能像以往那样偷偷地寄出，而是将它刊载在《纽约时报》这类世界有影响的报纸上。我是让世界民众去评论是非！”
李圣炎一怔：“您也是要发表公开信？您要说些什么呢？”
张捷迁从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笺，上面写满了密麻麻的英文。他说：“我的文章标题就十分醒目，叫做《为什么怕给张学良将军以真正的自由？》。我要公开告诉台湾的李某人，老校长今年3月9日给我的电报和3月25日的公开信，都不是他的心里话。那些全是官方的代言，为什么这样说？那就是这两份文电全是通过国民党官方正式转达或发表的。而决不是张将军自己寄信，因此，我对老校长目前在台湾到底有没有通信的自由也深表怀疑。”
“好，好尖锐啊！张先生果然锋芒毕露，一针见血！”李圣炎深为张捷迁的正义感所感动，他的情绪也变得亢奋起来：“只是我们发表这类公开信要有一定的证据才行啊。否则不仅李某人不服气，还要考虑到读者。他们必须在了解先生的公开信以后更加同情张学良将军才行。”
“我说话是有根据的。”张捷迁将那信迎风一抖说：“这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老校长在台湾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自由。虽然台湾当局早在1959年就对外宣布给张学良以自由了，可是，他的身边始终都有警卫和便衣呀，这又作何解释？1981年台湾《联合报》的记者于衡所发表的《张学良访问记》，就证明老校长即便住院治病时，他的身边也有许多便衣在守候着，甚至连记者按触他一下也要受到干涉，如果他真有自由，还会这样吗？此外，许多想见老校长的人都被特务拒于门外，去年11月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傅虹霖女士，是专为写她那本《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由美国飞去台湾，她在多次申请面见老校长遭到拒绝以后，傅虹霖本人大胆地来到北投复兴岗70号张氏住宅，结果又给一个便衣给挡驾了。圣炎，从这些事情上不是可以证明老校长只有在监视范围内的自由，而没有与外界接触的自由吗？这样的自由算什么真正的自由？”
“是的是的。”李圣炎完全被张捷迁的论据所折服。他扶着张捷迁来到华盛顿碑下那巨大的青石阶上，他不住地说：“张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只是您这样充满火气的信件当真公开发表出去，不会刺痛李某人吗？”
张捷迁却说：“我就是要刺痛一下李某人。如果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都不敢为老校长杖义执言，那么还有谁敢于为他讲话呢？当然，我在这封公开信里也是以相当客气的口吻，规劝台湾当局的。我是告诉他们不必害怕释放出张将军后，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应该相信张将军的人品，即便准许他到美国来，我张捷迁也敢保证他不会说出有损于蒋家父子的话。而且，从人道主义出发，台湾也应该给老校长这位古稀老人通信的自由、会客的自由和外出旅行的自由。如果能允许张将军在古稀之年，回到他东北故乡去探亲的话，那么不仅对台湾的执政者没有坏处，而且对已故的蒋氏父子也有好处。因为能否给张将军以自由，确实是对台湾当局是否执行民主政策的一个检验啊！”
第四卷 冬第三章 公开平反（1）
张捷迁的话掷地有声，打动了李圣炎的心。他紧紧抓住他的手说：“您说得义正词严，真是大有道理。张先生，我支持您尽快把这封公开信发表出来，而且还要将这信的影印件分送给李某人、宋美龄和张学良将军看一看，只要我们所讲的是真理，那么就不怕台湾当局不服输。”
………
“唉，可惜可叹，我在今年5月发表的那封公开信，虽然赢得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可是在死水一潭的台湾，却没有激起一丝涟漪。”坐在奔驰轿车里的张捷迁教授，在回想着那些为援救张学良夫妇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而不见效果的往事时，在心里发出痛楚的感叹。
“捷迁，你不要灰心才好。”他的夫人张素坤一边驾驶着小轿车，一边劝慰他。她很快就将车由华盛顿大道拐向市区。张素坤十分理解丈夫多年为援救张学良夫妇所作的工作与拼争，每当受到挫折时她都会劝解他，安慰他：“你应该看到目前的台湾已经不是蒋介石时代的台湾了。李某人上台以后多次标榜的自由民主，有利于恢复老校长的自由。特别是有我们这些海外华人的积极声援，老校长的自由是迟早迟晚的事情。特别是昨天我们主办的‘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不是开得很成功吗？”
“是啊，昨天的会……开得很成功。我的心里很振奋，因为有那么多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在为张将军早日获得全面真正的自由而呼吁呀！”张素坤的一席话宛若一股清风，倏然间将张捷迁心中对援救张学良夫妇的前景所产生的悲观忧戚，吹得一干二净。变得心绪朗然起来。昨天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所举行的“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那热烈的动人场面仍然历历在目……
第四卷 冬第三章 公开平反（2）
张捷迁在华盛顿向记者披露内幕
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南韩馆。
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张捷迁走上了众人瞩目的讲演台，他挥手制止住台下那阵阵热烈的掌声，然后宣布研讨会开始。张捷迁说：“我们这些在美华人学者，
几乎每年都要在华盛顿或纽约集会，每年都在纪念西安事变和研讨张将军的业绩。可是，真正研讨全面恢复张将军自由的会议还是第一次。上午，我们将请几位学者用汉语来讨论张将军的爱国业绩，下午的会议则是用英语来讨论如何尽早让张将军恢复人身自由的策略和措施。”
掌声再度响起。
首先走上台来的是一位风度娴静的女学者，她就是柏克莱大学的华裔教授傅虹霖。她说：“一年前为了写成那本《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我专程到台湾去。在此之前，我虽然托尽了关系，请求面见张学良一次，可是没有实现。这一次到台湾后我设法通过友人查询张先生的户址，结果查遍了台北的所有住户也找不见张学良其人。倒在北投查到了一个赵宅，户主的名字叫赵绮霞。既然是普通的民宅，既然台湾当局说张学良已经恢复了自由，我为什么不能直叩其门呢？可是，还没有等我接近那个向往已久的大门，就看见赵宅对面的一间房子里，突然闪出一个挺胸凸肚的家伙来。他说什么也不许我挨近大门一步。诸位可以由此观之，这就是台湾当局所宣传的张将军早获自由的真相啊！”
会场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悲愤的唏嘘之声。傅虹霖的讲话叩动了人们的心弦，她娓娓地论述着张学良战斗的一生，接着又有四位学者依次登台，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精辟地论证了张学良传奇的一生。这些讲演者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旧部、从大陆专程赴美的前中华人民共国铁道部部长郭维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田雨时、前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和南伊州大学教授吴天威。
上述五人的汉语讲演不断激起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担任大会主持的张捷迁教授被这些远在异邦的张学良旧部所作的发言深深感染。他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特别是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这些从美国各地四面八方赶来的学者们，用英语讨论张学良将军自由范围与彻底使他恢复自由的策略时，众人集思广益的发言使许久彷徨无计的张捷迁茅塞顿开。许久的苦闷、茫然都在那些关心张学良自由的人们睿智谈吐中化为乌有。但是，张捷迁的思绪随着讲演者们激动的讲演，又回到了台北复兴岗那所神秘的小院中去。
数十年来，张捷迁连做梦都希望有一天能走进那所被台湾杉、雪杉和红桧树所环绕的恬静小院。去探望心仪多年的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张捷迁深切地知道，自从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送蒋失去自由，在漫长的幽禁生涯里，能够得以与这位与世隔绝的传奇人物见面的，也不过只有张治中、莫德惠、张严佛、邵力子等少数几个人。
在台湾宣布解除“管束”以后，能够在台北复兴岗小院里与张学良见面的人也是寥寥可数。无非是张群、张大千、王新衡、何世礼等经过蒋介石特许的国民党上层人物。惟一特殊得以走进这所小院面见张学良、并能够与少帅面对面促膝交谈的人，大概就是东北大学的另一位秘书长（西安事变时期的）周鲸文教授与前青岛市长、张作霖的旧部沈鸿烈两个人了。他们均是经过蒋经国同意，才能得以实现与张氏会面的。其余的人便再也无此殊荣与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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