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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与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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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各种病痛。灸治也能医治环脾气和固执，六七岁的少年可能会受到母亲或祖母以此种方式进行的“治疗”。在难治的小孩身上可能会进行两次，但治疗小孩的顽皮很少进行三次艾灸。灸治并不是“你这样搞的话，我就要揍你。”这一意义上的惩罚。但它远比挨揍更令人伤心，孩子因而懂得了他不可能顽皮而不受惩罚。
除了这些对付顽童的方法外，还有各种教授必要的身体技能的习俗。他们十分强调指导者用自己的手扶着孩子的身体做出各种动作，孩子必须消极顺从。在孩子两岁之前，父亲摆弄孩子的腿使他摆出正坐的姿势——膝弯曲，脚背朝地。孩子起初觉得很难不前后倒下，特别是因为正坐训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是强调身体一动不动。他不得动弹或改变姿势。据他们说学习坐的方法是放松身体，处于被动状态。由父亲把着孩子的脚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的做法强调了这种被动
性。必须学习的姿势不仅仅是坐法，睡的姿势也须学习。在日本，妇女对睡觉姿势非常谨慎，如同美国妇女很谨慎地注意不让自己裸体被人看见一样。日本人对让人看见裸体入浴一点也不感到羞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政府为争取外国人承认日本而对裸体淋浴的羞耻感大加宣传时为止，但他们对于睡觉姿势的谨慎心是十分强烈的。女孩子必须学会双腿并拢端庄而睡，不过男孩在这方面享有较大自由。这是把男孩女孩分开训练的头几个规则之一。在日本，如同几乎所有其他要求一样，这一要求也是在上层比在下层严格。杉本夫人谈到过她自己经历过的武士家庭的教养，她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夜间我总是注意安静地把头搁在我的木头小枕上……武士女儿被教导在任何时候，即使是睡觉时也不能失去对心灵或身体的控制。男孩子即使呈一个‘大’字型地伸开手脚睡觉也无妨；但女孩必须呈谨慎、“文雅的‘’字型曲身睡觉，这表现出‘自制伪精神’……。” 【杉本，稻垣钺子；《武士的女儿》，道布尔。佩奇公司，1926年，第15、24页。——原注】日本的妇女曾告诉我，她们的母亲或保姆在夜间安排她们上床睡觉时，怎样把她们的四肢放置得整整齐齐。
在教授传统的书法时，师傅也把着孩子的手写字。这是“为了给孩子以感受”小孩在能够认字、更不用说写字之前，便学会了体验受控制的、有节奏的活动。在现代同时要教授许多学生的情况下，这种教授法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但仍在使用。鞠躬、握筷子、射箭、在背上缚个枕头以代替婴孩，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把着孩子的手移动以及使孩子的身体摆出正确姿势的方法来教授。
除了上层阶级的子女外，孩子们在上学之前可以与近邻的孩子一起自由玩耍。在农村中，孩子们从不足三岁起就结交玩耍的小伙伴，甚至在町与都市里，在车来人在的街上和汽车的车厢孩子们也以惊人的自由玩耍着。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人。他们闲荡于商店中，听着大人的谈话，或者玩跳房子游戏或者玩手球。他们聚集于村子的神庙内，在庇护神的保护下安全地玩耍。女孩和男孩一起玩，直至他们上学，或上学后二、三年。但最紧密的关系则可能存在于同性别的儿童之间，尤其是同岁儿童之间。特别是在农村，这些同年纪人的集团是伴随终身的，比任何其他集团维持的时间都认。在须惠村，“随着性兴趣的减弱，‘同龄人’集会成为人生中留下的真正乐趣。须惠村的人们说，‘同龄人”比老婆还亲近。” 【恩布里，约翰旻暋缎牖荽濉罚 190页。——原注】
这些学龄前儿童的游伴相互之间是毫无拘束的。从西方观点来看，他们的许多游戏带有不知羞耻的猥亵性。孩子们具有性方面的知识是由于大人谈话的随便，同时也因为日本的家庭是共同住在一所狭窄的房子里。此外母亲在逗孩子玩和给孩子洗澡时不时地提起孩子的生殖器，当然是男孩的生殖器。日本人并不谴责儿童的性游戏，除非是在不好的地方与不好的伙伴一起玩。手淫也不被认为是危险的。儿童的游伴也无拘无束地相互说坏话——长大成人后就会成为一种侮辱的坏话——和自夸——长大成人后就会引起极度耻辱的自夸。日本人温和地笑眯眯地说：“孩子们是不知‘耻’的”。他们还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那样幸福。”这是小孩与成年人之间
里，
的一条鸿沟，因为说一个成年人“那人不知耻辱”，就等于说他是无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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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岁数的孩子们相互说对方家庭和家产的坏话，他们特别夸耀自己的父亲。“我爸爸比你爸爸强”，“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这是通用之语。他们会为了各自的父亲而大打出手。这类行为在美国人看来几乎不值一提，但在日本，这与孩子们听到的关于他们的谈话适成鲜明对此。成年人每次提及自己的家庭就说： “都舍”；提及邻居之家则说“贵宅”；每次提及自己的家族都说“鄙家”；提及邻居的家族则说“贵府”。日本人也一致承认在儿童时期的数年内——从儿童游伴形成之时到小学三年级即孩子九岁这段时间——他们专注于自我本位，这有时是用“我扮领主，你扮侍从”、“不，难道我是做侍从的人吗？我应做领主。”这样的方式来表现的，有时又以自我夸耀而把他人贬得一钱不值的形式进行表现的。“孩子们想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随着他们长大，他们开始懂得自己想要的不一定得到允许，那时他们便等到请他们说时再说，他们也不再自夸了。”
孩子们在家中学习对超自然物的态度。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孩子接触有组织的宗教一般是在赶庙会之时，这时他们和其他参拜者一起请神官往自己身上洒泼除不祥的水。也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但这种仪式通常也在庙会上举行。孩子经常的和最深刻的宗教体验始终是以自己家的佛龛和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礼拜。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放家族牌位的佛龛，佛龛前面供放着花、树枝和香。每天都把食物供放于此，家中长者向先祖禀告家里的一切事件，并每天在佛龛前鞠躬。晚上在那儿点一盏小灯。人们常常说他们讨厌不在家里过夜，因为没有这些守护住宅的神灵他们会感到不安。神龛通常是供奉伊势神宫神符的简单架子，除此之外也放置一些供品。此外还有厨房问覆盖着烟灰的灶神爷，在门上和墙上也可能贴着许多神符。这些都是保护神，确保家里的安全。在村里，护村的神社同样也是安全之地，因为有大慈大悲的神镇守着。母亲们喜欢叫孩子在安全的神社玩耍。在孩子的体验中没有任何东西使他害怕众神，或者使他按公平正直或吹毛求疵的众神的愿望行事，神应得到盛情款待，以报答其恩典。神并不随心所欲地行使其权力。
把少年纳入到日本成年人谨慎生活伪模式中去的重要工作是在他上学二三年后才真正开始的。在此之前，孩子受到教诲要控制身体，如果他是个无法管束的孩子，那么其顽皮将得到“治疗”，其注意力将被分散。他受到温和的劝导，并遭到哄逗，但他可以我行我素，甚至任性到对其母亲使用暴力的程度，其小小的自我得到助长。当地开始上学时这一切并无多大变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学的，教师不论是男是女都喜爱孩子，并与他们打成一片，但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都比以前更强调陷入“窘”境的危险。孩子们还太年幼，不知“耻”，但必须教他们自己避免陷入“难堪”的境地。譬如说，故事中那个在没有狼时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孩子“骗了人，如
里，
果你做出此类事情，那就谁也不会相信你，这委实是难堪的事。”许多日本人说，和果他们出了错，首先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父母。在此阶段，其家长的工作确实不是自己对小孩加以嘲笑，而是把嘲笑这一事实与必须遵照对社会的“义理”而行动这一道德训诫慢慢地联系起来。前面引用过的义犬报“恩”的故事就是出自一本六岁儿童读物，当孩子六岁时，义务就被理解为一条义犬的爱戴与忠实，这些义务现在逐渐变成了整整一系列约束。家长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做出这种或那种事的话，那就会被世人笑话。”这些规则是因时因地而定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我们称之为礼节的事情。这些规则要求使自己的意志服从日益增加的对于邻人、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约束自己，他必须承认自己所欠下的人情债。如果他想要偿还人情债的话，他就慢慢地过渡到必须如履薄冰谨慎度日的受恩者的地位。
幼儿期的哄逗模式被以严肃的新形式加以扩大，从而使成长期的少年体会到了这种地位上的变化。在孩子八九岁时他可能会真的遭到家里人的排斥。如果老师报告说他桀骜不驯或唐突无并给他的操行打不及格分数，梦里人就会不理睬他。如果他因某种恶作剧而受到小店老板的指那么家庭的名誉就会受到玷辱，他家里的人会一致指责他。有两个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在他们还不到十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被他们不要再回家了，他们也羞于去找亲戚。他们曾在教室里被老师惩罚过。他们两人都栖身于库房里，后来母亲在那里发现了他们，最后还是让他们回了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有时为了“谨慎”，即为了“悔过” 而被关在家中，专心从事写日记这种日本人着迷的事情。总之，家里人显示出现在他们把孩子看成其在社会上的代表，他们责备孩子是因为他招来了指责，他没有履行他对社会的“义理”。他不能期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他也不能期望得到同岁伙伴的支持。其同学因他的过错而同他疏远，在他被重新接纳之前他必须谢罪并对今后作出保证。
正如戈雷。。杰弗里论述的那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以上这类事从社会学角度看被推行到极其罕见的极端程度。在有大家庭或其他社会小集团发挥作用的大多数社会中，通常当某个集团的一个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指责或攻击时，该集团会一致团结起来予以保护。只要不失去本集团的承认，人们就会坚信在需要或在遭到攻击之时定会得到本集团的全面支持，从而能够对付集团以外的任何人。但是，日本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人们只有在得到其他集团赞同时，才能确信会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局外人反对或指责他，本集团也会背弃并惩罚他，直至本人能使其他集团收回指责。由于这样一种机制，‘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具有在其他任何社会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戈雷。。杰弗里：《日本人的性格结构》，油印本。国际研究学院，1943年，第27页。——原注】
直到此时，女孩的教养与男孩的教养虽无本质之别，却有细节之差。在家中她比兄弟受更多约束，有更多责任加在她的头上——虽然也有让男孩照看孩子的——而在礼品与关心的分享中她始终只得小头。她也不发男孩特有的脾气。但就一个亚洲小姑娘而言，她是极为自由的，她穿着
责，
礼，
鲜艳的红衣服，在街上与男孩一起玩耍，她还会同男孩打架，并常常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在幼儿时也“不知耻辱”。在六岁至九岁之间，她几乎与兄弟们经历大体相同的人生而逐渐懂得对“社会”的责任。九岁时学校中的年级分成男班和女班，男孩子们极为重视男孩子们之间新的团结。他们把女孩子排斥在外，并不愿让人看到他们同女孩子谈话。女孩子也受到母亲的告诫同男孩交往是不合礼仪的。据说这种岁数的女孩变得沉闷孤僻，不易教育。日本妇女说这是“儿童嬉戏”的结束。女孩子的幼年期在遭到男孩子的排斥之时结束。在此以后的许多许多年里，除了“加倍‘自重’”外，别无其他供她们走的道路。这个教训在她们订婚和出嫁以后仍然一直继续下去。
然而，当男孩学习“自重”和对社会的“义理”时，他们还没有学到日本成年男子必须担负的全部责任。日本人说，“男孩子从10岁起学习对名誉‘义理’”。他们的意思当然是让男孩子认识到对侮辱表示愤恨是一种德行。他们还必须学习各种规则：在何种场合直接攻击对手，在何种场合运用间接手段来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说男孩必须学习在遭到侮辱时攻击对手。男孩子既然在幼年时期就被允许对母亲大胆寻衅，既然已用斗争方式与同岁伙伴解决了各种各样的诽谤和反驳，10岁时就几乎不必再学习攻击了。当十几岁的少年必须服从对名誉的“义理”的规约时，这种规约把他们的攻击导入公认的模式，并向他们提供处置它的特定方式。正如前面所述，日本人常常把攻击转向自己，以此来取代本会对他人施加的暴力，甚至学童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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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六年小学后继续升学的少年——约占人口的15％，但在男性人口中的比例还要高一些——来说，当他们面临中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和每个学生在每门科目中的名次竞争时，他们必须尽对名誉的“义理”的时候也就来临了。他们不是在逐渐积累了经验之后才面临这种竞争的，因为在小学和家里，是尽可能地避免竞争的，所以竞争几乎并不存在。由于这是突然面临的全新经验，所以竞争也就变得激烈而又令人担心。对名次的竞争和对偏袒的怀疑十分普遍。但是，在日本人的回忆中，往往大谈特谈的不是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中学高年级学生随意差遣低年级学生，并以各种方式戏弄他们。他们叫低年级学生作愚蠢屈辱的表演。遭到这种虐待的低年级学生十有八九抱有巨大的愤恨，因为日本的少年并不是以开玩笑的态度看待这种事情的。一个被迫拜伏在高年级学生面前或被迫于一些下贱差使的低年级学生会憎恨虐待他的人，并会图谋报复。由于不能当场报复，他们更加热衷于报复。报复是对名誉的“义理”，他认为这是德行。有时他通过家庭的门路，能使虐待者在若干年后从某一工作中被解雇。有时他练习柔术或剑术，当他们两人都离开学校后就在大街上公开羞辱曾虐待过他的人。但是除非他有朝一日拉平比分，否则他总有一种“某事未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日本人雪恨的核心。
那些不升学的少年，可能会在军队教育中获得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四个男青年中有一个应征入伍，而二年兵对头年兵的戏弄比中学和更高层次的学校里对低年级学生的戏弄有过之而
无不及。这与军官无关，下士官除例外情况也与此无关。日本规约的第一条是，任何求助于军官的行为都会使自己失去面子。这只在士兵之间解决。军官将此作为“锻炼”部队的一个方法予以认可，但他们自己并不卷进去。二年兵把他们在一年前所积聚的愤恨转泄到头年兵身上，并别出心裁地想出种种方法来羞辱头年兵，以显示自己的饱经“锻炼”。当兵的在受过军队教育离队常常被说成是彻底地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改变并不全是因为他们被教以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当然也不是因为灌输了对天皇的“忠”，被迫作出屈辱表演的体验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受过日本方式教养、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兽性十足。他们对别人的嘲弄不堪忍受，被他们解释为摈斥的这些事情可能会把他们自己也变成虐待狂。
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里的这些风气当然来自日本古老的有关嘲弄和侮辱的习惯。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并不是由中学、更高层次的各类学校和军队所造成的。显而易见，对名誉的“义理”的传统规约使戏弄下级的习惯在日本比在美国引起更强烈的怨恨。每一个被戏弄的集团不久就会按顺序地对下一批受害者加以虐待，但这并不妨碍被戏弄的少年一心想报复实际折磨自己的人，这也是与古老的模式相一致的。转泄愤恨在许多西方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习俗，在日本却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新学徒和年轻伪收获季节临时雇工被残酷戏弄，但他们的愤恨不是向虐待他们的人发泄，而是向下一批学徒和收获季节雇工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会如此发泄愤恨，但他们最关心的事是进行直接报仇雪浪。被戏弄的人在与虐待他的人了结欠账后才“感到爽心”。
在日本的重建过程中，那些极为关心本国前途的领导者最好特别注意各种青年学校和军队里的虐待和让少年们作愚蠢表演的习惯。他们尽量强调爱校精神和“恋恋不舍的同学之缘”，以消除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的对立。在军队中他们尽量禁止戏弄头年兵。即使二年兵在其与头年兵的关系中如同各级军官那样坚持斯巴达式的纪律，这种行动在日本并不会成为侮辱，但戏弄头年兵是侮辱。如果在学校与军队中没有一个年龄较大的青年可以不受惩罚地让年龄小的青年像狗一样摇头摆尾，像蝉一样鸣叫或在别人吃饭时倒立一边，那么这在日本的再教育问题上将成为比否定天皇的神性和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的内容更为有效的变化。
女人并不学习对名誉的“义理”的规约，她们没有男青年所经历过的中学与军队教育的近代经验。她们也没有与此类似的经验。她们生活的世界比其兄弟们的世界要稳定得多。从她们有记忆起始，他们所受到的教养就是要使她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男孩子不论何事都优先，他们可得到她们所得不到的关心和礼物。她们必须遵守的处世规则是否认他们有公开坚持自己主张的特权。但是，在婴儿和幼年时代，她们与其兄弟们一起分享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当她们是小姑娘时，她们被特意用鲜红的衣服打扮起来，这种颜色她们在成年后将会放弃，直到她们年至六旬进入第二个特权时期后才可再穿红颜色的衣服。在家里，她们如其兄弟一样，在母亲与祖母的竞争中会受到双方的讨好。弟弟妹妹也会央求一个姐姐同任何一个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与他们。“最”
时，
要好。孩子们会请求她为表示要好而与他们一起睡，而她则常把祖母给她的礼物分送给二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人独睡，夜间小孩的被褥可铺在他们所喜欢的长辈的被褥的旁边。某一天“你同我最要好”的证据往往就是把两人的睡铺放在一起。女孩甚至在年满九岁或十岁，被从男孩的游玩伙伴中排斥出来之后仍可得到补偿。她们热衷于请人梳新的发型， 14至18岁姑娘的发型在日本是最为讲究的。”当她们达到一定年龄时，她们可以穿丝织衣服而不是棉织农服，还会作出各种努力让她们穿上增添其妩媚的服饰。女孩子们就是这样来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的。
使女孩服从种种约束的责任也由她们自己直接承担，并不归独裁夺权的父母负责。父母行使其特权，并不是靠体罚，而是靠坚定本移地静候姑娘出色地达到对她的要求。值得引用一下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极端例子，因为它绝妙地显示出那种非权力主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比较宽大地承认孩子特权的教育方式的特征。从六岁起，幼小的稻垣镇子【稻垣系指杉本夫人的旧姓。——日译本夹注】就受一个博学的儒家学者教授，以熟悉汉文经典。
“在整整两小时的上课过程中，先生纹丝不动地端坐在那里，仅他的手和嘴唇是例外。我以同样端正静止的姿势坐在他面前的草席上。有一次我动了一下，这是在课程中间。我由于某种原因而坐不住，稍微摇晃了一下身体，使弯曲的膝从正确的角度略微往旁边滑出去一点。老师脸上掠过极为微弱的一丝惊奇；然后他轻轻地合上书本，温和地但带着严肃的神情说：‘小姐，今天你的心境显然不宜学习。请回房去静思。’我的小心脏差点因羞耻而停止跳动。我无可奈何。我恭顺地向孔子像鞠躬，然后再向先生鞠躬，满怀敬意地退出那个房间，慢慢地走到我父亲那里，像往常课程结束时一样向他请安。父亲感到惊奇，因为时间还未到，‘学习结束得这么早呀！’他无意的话如丧钟一样。一想起那时的事，至今仍像伤疤那样刺痛着我的心”。【杉本，稻垣钺子：《武士的女儿》，道布尔德暸迤婀荆 1926年，第20页。——原注】
杉本夫人在另一个地方描写一个祖母时，概括了日本父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态度：
“祖母安详地期待每个人都依照她的想法行事；既无责骂，也无争论，但祖母像丝线一样柔软并像丝线一样坚韧的期待使其小家庭走在她所认为的正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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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种“像丝线一样柔软并像丝线一样坚韧的期待”会如此有效？原因之一是各种技艺和技能的训练极其周到。所教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不管是儿童时期筷子的正确用法还是进入房间的正确方式，也不管是稍晚一点的茶道还是按摩方法，其动作都确确实实在成年人手把手的指导下一再加以练习，直至成为无意识的动作。成年人并不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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