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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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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ダ防悖挂�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过草地开路先锋的任务。
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根据先遣部队侦察到的情报，叶剑英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军全部和第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我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取得了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
关键时刻，“偷”送张国焘“密电”，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5年8月底，前敌总指挥部经班佑、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所属单位和红三军亦随后进入潘州及其附近地区。所属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1）
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与红军战斗，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开辟一个新的苏区。
但是，张国焘继续同中共中央唱反调。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停滞不前，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从8月下旬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迫不得已，勉强同意部队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相反，于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洼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9月5日他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9月8日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詹才芳回忆说，这实际是命令他扣留右路军部队。所幸没有发生这次悲剧事件。
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指开会，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度，坚持北上。9月8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人和左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并举出天时、地利和兵力部署等四个方面的理由，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恳切地写道：“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巴、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此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单独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电报，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军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下，部署已定。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立即速北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不但不听劝告，反而给陈昌浩发出秘密电令，其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9月9日，这封“密电”到来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陈昌浩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内容，觉得事态严重，需要审慎处置。尽管内心很着急，但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悄悄出去，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然后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觉你到这里来。”叶剑英随即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嘱咐他赶快回去，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趁陈昌浩还未讲完话，赶忙把电报交还给他。
彭德怀看到叶剑英，要他设法搞一张地图，供红军北上使用。叶剑英答应想办法。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回想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经前来谈到中央要提防张国焘的事，这封电报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他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驻在巴西的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会师以后张国焘的种种表现，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欲凌驾中央之上，并已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被挟持的危险。在这样异常窘迫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2）
顾全大局，率军委直属队追随中央北上
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中央临走前张闻天、秦邦宪特意找到叶剑英，劝他快走，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队带走呢？如果带不出来，留给张国焘，将会使中央和红军受到莫大损失。叶剑英以大局为重，不能自己单独北上。他思虑再三，决定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把直属队带走。于是，他先找到徐向前说：“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徐说：“好！”得到同意后，叶剑英写了一个给各单位的通知：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后，给陈昌浩看，陈说：“很好嘛，应该准备粮食。”接着叶剑英立即召开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肖向荣等。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二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对表，严格准时，绝对保密。散会后，他招呼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起赶回三军团，然后，又办了仅有的两件事：第一件，按照彭德怀的嘱托，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1∶100000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立即给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发个电报。要他见电立即带去四方面军演出的宣传队赶回中央住地。可惜，待他带宣传队赶回，大队人马已经走了。
做好一切准备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喇嘛庙休息。在那里同住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早已入睡。空旷的殿堂，灰暗的马灯，一条条“唐克”（藏族同胞敬神的布条）被风吹得微微飘动，寂静中隐藏着神奇和不安。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随着时针的转动，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下半夜一点半钟，他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那份全军惟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警卫员范希贤等人，一个人牵着匹骡子离开喇嘛庙。出去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深夜。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两个人既紧张又兴奋，躲开“追兵”，急忙赶队。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幽默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抗日方针。”
在一个岔路口，他们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同志。劫后相逢，倍感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只听彭德怀突然说了一句：“参座，你还不快走！”剑英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大家便朝一军团所在地俄界进发。彭德怀和毛泽东等走在后面，随第十团一起行军。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追上来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会觉悟的。”
9月10日，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三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后前进。”并指出：由于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3）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一方面送信或致电第一、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彭德怀接到陈昌浩的信，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后会有期！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28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的这句话，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广大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28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据杨尚昆回忆，当时李特等人在第三军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返回。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路了。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同志，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
俄界会议，揭露和清算张国焘危害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9月11日，叶剑英和同志们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继续北上。
9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三十军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四军、三十军南下后，随即另立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明目张胆地反党篡军，成了历史的罪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4）
到达陕北，参与指挥东征取得全胜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于9月18日，攻克天险腊子口，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于哈达铺进行休整。第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叶剑英率第三纵队，继续北进，追赶敌人，在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后，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进驻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敌骑兵二千多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确定“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战略任务。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史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历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红一、三军团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于1935年11月初，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军委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攫取我国东北之后，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1935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建立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总路线。当时蒋介石仍然执行“剿共”的政策，组织晋绥军等大批武力围困陕甘地区，企图消灭刚刚结束长征、立足未稳的红军。
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为总任务的战略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在此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确定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以山西和绥远等为主要方向，迅速举行渡河东征，讨伐军阀阎锡山。
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叶剑英全力投入东渡黄河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亲赴前线组织调查由延安、甘泉铺各地到黄河西岸临真镇的交通道路，同部队指挥员察看渡河地点，提出部队作战行动方案和建议，协助各部队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组织地方党政机关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做好渡河的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渡河的先锋队和船工进行政治动员和技术训练。
1936年2月20日夜晚，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冒着凛冽寒风，利用夜暗掩护从陕北绥德县沟口、清漳县河口开始强渡。部队渡河过程中，叶剑英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报告。21日10时，叶剑英最后率领一方面军直属队渡河。部队渡河后，按预定计划迅速向纵深发展。相继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及其周围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取得东征战役的第一个胜利。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打退了晋绥军的反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县，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山西人民群众热情支持。阎锡山仓促应战，急电向蒋介石救援，调动部队向抗日先锋军反扑。红军将反扑之敌全部击溃，在上述数县广大地区建立起临时根据地。为了发展胜利，军委决定以这一地区为作战枢纽，分兵南下北上，组成右、中、左路军。徐海东、程子华指挥以红十五军团为主力的左路军，向北进攻；林彪、聂荣臻指挥以红一军团主力为右路军，向南急进。同时以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方面军直属队和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山西游击队等部组成中路军，由叶剑英直接指挥，以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的进攻行动。左右两路军分南北两线向晋绥军进攻，迅速进抵侯马和太原近郊，占领了晋西南广大地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5）
红军的强大攻势使阎锡山惊恐万状，急忙集中十四个旅，阻止红一方面军东进，同时请求蒋介石增援。蒋介石先后派遣约十个师进入山西，同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要求左右两路军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灭敌人的指示，指挥中路军和所有游击队、赤卫军、少年队等一切武装，与众多敌军巧妙周旋，钳制敌人，同时，控制石楼通往水头、石口镇、隰县、永和、留誉五条道路，充分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建设各级政权机关，征集兵员，筹粮筹款。同时组织兵力随时阻击敌人，始终控制黄河渡口，保证前后方的交通运输和伤员的转运工作。
5月上旬，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晋西敌军的变化，决定将渡河东征红军全部撤回河西，结束东征。叶剑英率部最后西渡回师，胜利完成了东征任务。
这次东征作战虽然只有75天，但战果辉煌，消灭国民党约7个团，取得了强渡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晋绥军被迫撤回山西，打击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气焰，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红军吸收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刚刚立足于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增加了经济实力。叶剑英领导的中路军兵力虽然不多，但他果敢机智，巧于用兵，吸引和钳制晋军主力，圆满地实现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在日寇大举侵华（1）
六 在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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